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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右派纪念照说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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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新买了数码相机,翻出许多老照片,想翻拍后存入电脑中,其中一张“我的右派纪念照”引起了我的深深的回忆。

    高挥是我的难友,当年我和她同在北京18中语文组,1957年同时沦为右派。

    说起“我的右派纪念照”记得当年刚挨完斗,高挥就去首都照相馆照了一张像,她说是她的“右派纪念照”她说要留住这个形象,将来老了看着有意义。她把斗争会的记录都小心地保存下来。她说这样才知道我的档案里有些什么东西。于是我也学她的样,立即也去首都照相馆照了一张“右派纪念照”高挥,这个人很有意思。她是江苏人,13岁就跑到解放区去,参加了战地文工团,17岁在上海搞大学生运动,参加过淮海战役。肃反时因她父亲在台湾,是斗争对象。之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当时她的男友刘玉发,是班上的副班长——旋工出身——被选定为留苏预备生,条件是,必须和高挥断决关系。小刘毅然选择了和高挥交朋友而放弃了留苏机会。毕业时,她因肓肠手术而未升学,分到了北京18中数学组。小刘上了北京地质学院。当时我在语文组,因为和她说得来,便鼓动她改教语文,当时也是缺教师,这样她便来了语文组。1957年,北京18中划了四名右派,语文组就占了三个,其中就有我和高挥。

    记得,开我的第一场斗争会之前,高挥把我拉在她的宿舍门背后,眼里转着泪花,慎重地对我说:“说过的话承认,没有说过的话打死也不承认!”那天她穿一件胸前绣着白花的短袖衬衫。但是斗争会上,我并没有按照她教给我的行事,而是胡乱承认了好多。定罪做结论时,我的材料好几页,她只有半页;宣布处分,她是六类免于行政处分,留校教课,我是四类,降工资两级并监督劳动;她,1959年摘帽子,回到了人民队伍当中;我,劳动了22年,直到宣布错划,千斤顶才从头上取下来。

    那时学校校长和人事干部,对反右运动,认识是不足的。反右以前,每天晚饭后,校长都要带着我们在学校四周溜弯,语文组有几个四川人,校长说他爱人也是四川人,并吩咐厨房在饭厅中摆两大碗油炸辣椒,校长办公室和他的宿舍,我们都随便进出。所以运动中,我和高挥写检查材料,不是在人事办公室,就是在校长宿舍。记得,高挥还对我说,你看,这些文件柜都没有上锁,就放心让你我在这里写材料!

    那时我们正当青春年少,正在热恋当中,突然来了这么个反右运动,恰恰我们又都是斗争对象,炮轰的目标。原本是很单纯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一下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搞得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以致造成我终身的悔恨,终身的不幸。

    正在斗争我们的日子当中,有一天,高挥在工农速中的地理老师,戴着一付深度近视眼镜,跑来宿舍找她。那位老师公开追求她,当着我的面,拉开脸来说话,高挥硬要拉着我,不让我离开,弄得我很尴尬。那位地理老师,并不给我好印象,他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而高挥,我却记得很清楚。她声音抬得很高,干脆就是在大声喊叫,像吵架一般。高挥喊着说:我已经划右派了!那位涎着脸说,我不在乎。高挥说我和刘玉发正在交往,那位又说什么,我不记得了。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就像在演戏,我说这些,也许没人相信,但这却是事实。也可以想象,在男士眼中,高挥自有她的迷人的媚力。

    1959年战犯特赦和右派摘帽是同时宣布的,记得是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那时我和1000多名大学生右派,同在德茂农场监督劳动,摘帽的只有两三名,千分之几,极少。高挥幸运,首批摘帽,但她和小刘结婚是在这之前。当时刘玉发大学毕业留在地质学院,搞学生会工作。刘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和右派结婚,算不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例呢?我不敢肯定,但确实是少有的。刘玉发,小伙子很帅气,人很朴实,对人宽厚。记得一次我从农村回校领工资,正好刘玉发在。我和他聊了一会儿,问他党如何对待右派,问他地质学院右派的待遇。他说我们太年轻,不懂事。中饭,他和高挥请我吃馅饼,我喜欢吃,分别时,小刘又给我买了10个,还给包好了,坚持送我到汽车站。高挥没有送。他对高挥身边的人,都是这么好。他为高挥放弃了留苏,而且胆敢和右派分子结婚。他在18中人的眼中赢来了很好的声誉。60年代初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肓目地把孩子的户口上在了江苏。那时“北京市户口”是多么重要!为了这个户口,折腾了好多年。1964年我生女儿时,18中人都以高挥的教训叮嘱我,千万不要把户口上在四川!这些好意,我都深深地记在心中。退休时,刘玉发是北京地质大学副校长,高挥是地质大学图书馆馆长,不,他们俩都是离休干部。不久前,突然一个电话打到我家,说找她过去的一个同事,呀,是高挥!好高兴,真是想不到!那天我们聊了一两个小时。她一点都没有变,说话还是那么慷慨激昂,可惜她不会电脑。

    还有一个18中人,黄秀琴。1957年,她25岁,是从北京人事局下放到18中,任教导主任职。据当时校长介绍,说她早年入党,18岁当某中学校长。她的根基好,说话毫无顾忌。1957年暑期反右运动,分散在各学校搞,18中揪出了我和高挥。寒假,全区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南苑,名为“集中学习”实际就是继续反右,由区委书记亲自抓。当时北京市还是小区,诸如东单区西单区前门区等等。那时我们集中住在教室里,晚上通铺睡觉,白天被褥一卷,就是斗争会场。18中又揪出两个。我给成都12中老师同情流沙河的信,这时被揭发出来,又为我补了两场斗争会。刚开完斗争会,在我们住的教室门口,黄秀琴拉着我和高挥的手,说:“我就不明白反右反右,18中怎么反在了两个小姑娘头上来了?”她还说:“人事局就不是这样”高挥当时就哭了。我们站在教室门口,旁边有一眼水井,人来人去地,都望着我们,没有一个人答腔。1958年春我发配到农村监督劳动,每次回校领取工资,黄秀琴都很关切我,我去图书馆或会计室,她都跟上跟下,会计张竹青,她爱人是南苑机场工军政治部主任,每次运动都是响当当的左派,她特别爱叼难人,黄就责令她先数出我的钱来,说,人家大老远地来以后黄调到东铁匠营一中当校长,直到退休。高挥说,她特意专程去过她家探望。我也应当去,但我却没有去。

    18中教导处干事姚文琴,30多岁,她爱人长征时期是朱德的警卫员,1956年去世,之前是大红门北京空军军区粮食仓库主任。这个姚文琴,也是说话随便,她喜欢我们几个,管我叫小妹,常请我们下饭馆,几次说是要送给我们降落伞绸子做的衣服,一人一件。集中学习刚开始不久,有一天。早上八点,马上就要开会了,别人的被褥早已卷起来了,她还蒙着头躺在床上不起。有人拉她也不起。校长跑来威胁说:“你不起床,后果自己负责!”以后是怎么收场的,我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很多人围在她床前,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当然学校是不会给她划右派的。姚文琴的恐慌,反映了当时普通人的心态。划右派的人就不说了,不划右派人的心,也是发紧的,恐惧的,只是闷在心头,不说罢了。像姚文琴这样公开表示出来的,是极其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