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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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元的死让我非常震惊，震惊于我们有诸多的不同，但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更震惊于我们在这个共同的难题下那些飘渺的相似之处。
不管怎样，我认为自杀是一个体面的死法。自杀，在某种程度上总是自己作出的选择。用她的理解来说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当生命的尊严不再的时候，用以对抗这种“不再”的最好方法——或者说唯一的方法——无疑是自我毁灭。相比于渐渐老去，相比于漫无目的，我们为何不可以对自杀给一点溢美之词，谁在面对“死”的时候不需要一股极其强大的勇气，在死亡面前，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显得崇高，特别当生和死都同样艰难的时候。
题目虽然叫“面对冷漠”但我不想过多的讨论谁冷漠的问题，中国人大多数都冷漠，只不过上海人把它推到了极致，一个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宿舍管理阿姨，可能只不过因为她是上海人，就可以趾高气扬，对“人”不屑一顾。面对鲜活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冷漠，面对生命的消逝，他们同样冷漠。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人的离去，没有人会没有责任。但事后的发展来看，没有人对一个生命的逝去表示悲痛。这种情况就叫做冷漠。
我一直在心里发誓，打死不去北京、上海。我在一个小城市都活得如此艰难，更别说去上海，去了，我只会步杨元元的后尘。对于杨元元对北京上海的态度是我一定要批评她的地方，何苦这样，中国又不止北京上海，世界更不止北京上海，为什么不去向往巴黎纽约，而死盯着区区北京上海。在一次看电视节目的时候，主持人问一个女士（此女士多半是上海人）对钓鱼执法的看法，她说，黑车猖獗，一定要严打，不然跟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协调。我当时就想，如果上海人都这么想，要靠钓鱼执法这样的政治暴力去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别说一百年，一千年都不行。定义黑车是政府行为，它有能力把一部分车定义为黑车，它也完全有能力把所有车定义为黑车。我的意思是说，面对一个生命的逝去表示冷漠，也完全可能面对任何生命的逝去同样的冷漠。
面对生命的逝去，我的表现也是那样的冷漠。我不会去思考她为什么会死，也不会去思考她为什么要这样死，更不会思考她的死能给我——以及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意义。我只会着迷于我自身，这也说明了我自私并且十足虚伪。
我和杨元元所有的相似之处可以归纳为一点：贫穷以及作为贫者的自尊及自卑。我懵懵懂懂在农村活到18岁，又懵懵懂懂到南京读了大学，最后懵懵懂懂在一种流放的状态下生存了5年——杨元元是8年，从一种物质的贫乏在意外或者不意外的情形下走到了精神的赤贫。而杨元元从小成绩优异，有理想有抱负，是她把成功的欲望因贫穷放大得太过强烈，竟不似我这样苟且偷生。
跟她相比，我更有理由自杀。人家是名牌大学毕业，而且正读研究生，有一个读博士的弟弟，相比之下，我算个屁。人家都自杀了，我还活着丢人现眼。人家把母亲带在身边8年（对于这一点，我最想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而我把老父老母丢在农村不闻不问，还总是找各种借口，我没有工作，没有钱，自己都养不活，我惭愧不惭愧，我这样的人自杀都污蔑了这个字眼，我应该被车撞死。但我没有被撞死，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这段时间很少出门。
人家在这8年里努力着，抗争着，考上研究生就是最好的证明，能读武汉大学，能在毕业多年后考上研究生，你能说她没有能力。而反观我，成天长吁短叹，眼高于顶，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但我真正努力过吗，一干工作，总是在心里嫌弃这些工作没有前途，挣不到钱，但为了活着总是周而复始干着这些工作，一想到创业，在钱面前总是偃旗息鼓，一副英雄陌路的颓废，一想到朋友，总觉得朋友们会帮助我，不会看着我走上不归路，但我自己何尝对朋友表示过一点关心和热情，我的孤独伤害了我，也伤害了别人，一提到社会，总说这个社会不公，但谁又表示过，他知道“公平”二字是咋写的。
我没有自杀是因为我认为我不配自杀，我只配像屎一样地活着。
也许是她对“死”太敏感，我不知道她在这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真切感受到“死亡”存在的必要性和真实性，也许没有，所以当死亡这个词占据脑海时才会那么强烈地喷涌而出。而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五年里，很多时候我都想到了死，不管是在日记里，诗歌里，小说里无不充斥着我对死亡的恐惧和向往的幻象，也许正因为这种长久的情感宣泄，使我对死亡不再感到强悍的冲击力，但它也足够打垮我的意志使我变得更加消极——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叫做慢性自杀——但它事实上也并不比我想要活下去的愿望更强烈。没有迹象表明她有没有一种对死亡的那种情感宣泄的途径，她没有朋友（我也没有）可以交流感情，不知道她写不写日记，也许她突然就想到了死，并突然就付诸实际，根本没给自己多少思考的时间，如果让她再选一次的话，我想她是应该会选择活下去的，都撑到30岁了，又何必不再撑几年。
她有一个弟弟，我也有一个弟弟，她为她弟弟谋划未来，不幸的是，我也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不同的是，我弟弟刚进大学校园，而且我估计他也不大可能考得上北大的研究生。我想说的是，也许她和我一样也对弟弟表示莫大的愧疚，所不同的是，她弟弟把这种来自姐姐的愧疚统统接受了下来。
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是在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在文章里隐去了她弟弟的真实名字，他姐姐为他，为他母亲，为这个家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居然换不回在一篇文字报道里显示自己的真实名字。后来，我到网上搜，看到很多对这个北大博士弟弟的指责，不管怎样，我相信其中一部分。我不能理解他出于何种理由，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表示，这个北大博士已经被“打败”了，即便他还没有毁灭。所以，多说他无益。
杨元元的个人性格上可能有缺陷，这个缺陷是指她不能融入这个社会的缺陷——这些缺陷我也同样具备，这也是我们俩人生轨迹有相似地方的合理解释。作为个体存在，她有任何缺陷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社会单元的“人”有些缺陷却可以导致毁灭。她到死都没谈过恋爱，这不能不让我破口大骂，那些怜香惜玉的男人都死哪儿去了，是不是都死到妓女的床上去了。也许是因为她性格上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她母亲的原因，她居然找不到一段感情，要是没有这个原因，她原本可以找到一段真挚的感情，那么一切都得重写。杨元元更应该是一个像“女人”的女人：孝顺，自强，自尊，有能力，这些是现代社会很多女人缺失了的东西，而她毕竟都拥有了。难道靠这些换不来一份爱情，仅仅是因为她身边有一个老母亲。这个社会女人没钱并不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情，男人没钱更应该感到不幸，而不幸的是，我恰恰就是男人，这是我和杨元元最大也最根本的区别。所以，任何对我的指责我都无法辩驳，而杨元元本可以不必这样。
我们在这个社会活着已经够不幸的了，然而，我们还穷得一无是处，我思索杨元元的不幸，就像思索我自己的不幸一样，她的这些不幸，无疑在逐渐地叠加到我身上。这些不幸逐渐形成我模糊的前景，而更为不幸的是，我和她拥有一样的姓氏，我也姓杨。这最后一点无关紧要，只不过更加坚定了我站在杨元元一边的勇气。
杨元元的死让我非常震惊，震惊于我们有诸多的不同，但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更震惊于我们在这个共同的难题下那些飘渺的相似之处。
不管怎样，我认为自杀是一个体面的死法。自杀，在某种程度上总是自己作出的选择。用她的理解来说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当生命的尊严不再的时候，用以对抗这种“不再”的最好方法——或者说唯一的方法——无疑是自我毁灭。相比于渐渐老去，相比于漫无目的，我们为何不可以对自杀给一点溢美之词，谁在面对“死”的时候不需要一股极其强大的勇气，在死亡面前，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显得崇高，特别当生和死都同样艰难的时候。
题目虽然叫“面对冷漠”但我不想过多的讨论谁冷漠的问题，中国人大多数都冷漠，只不过上海人把它推到了极致，一个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宿舍管理阿姨，可能只不过因为她是上海人，就可以趾高气扬，对“人”不屑一顾。面对鲜活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冷漠，面对生命的消逝，他们同样冷漠。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人的离去，没有人会没有责任。但事后的发展来看，没有人对一个生命的逝去表示悲痛。这种情况就叫做冷漠。
我一直在心里发誓，打死不去北京、上海。我在一个小城市都活得如此艰难，更别说去上海，去了，我只会步杨元元的后尘。对于杨元元对北京上海的态度是我一定要批评她的地方，何苦这样，中国又不止北京上海，世界更不止北京上海，为什么不去向往巴黎纽约，而死盯着区区北京上海。在一次看电视节目的时候，主持人问一个女士（此女士多半是上海人）对钓鱼执法的看法，她说，黑车猖獗，一定要严打，不然跟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协调。我当时就想，如果上海人都这么想，要靠钓鱼执法这样的政治暴力去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别说一百年，一千年都不行。定义黑车是政府行为，它有能力把一部分车定义为黑车，它也完全有能力把所有车定义为黑车。我的意思是说，面对一个生命的逝去表示冷漠，也完全可能面对任何生命的逝去同样的冷漠。
面对生命的逝去，我的表现也是那样的冷漠。我不会去思考她为什么会死，也不会去思考她为什么要这样死，更不会思考她的死能给我——以及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意义。我只会着迷于我自身，这也说明了我自私并且十足虚伪。
我和杨元元所有的相似之处可以归纳为一点：贫穷以及作为贫者的自尊及自卑。我懵懵懂懂在农村活到18岁，又懵懵懂懂到南京读了大学，最后懵懵懂懂在一种流放的状态下生存了5年——杨元元是8年，从一种物质的贫乏在意外或者不意外的情形下走到了精神的赤贫。而杨元元从小成绩优异，有理想有抱负，是她把成功的欲望因贫穷放大得太过强烈，竟不似我这样苟且偷生。
跟她相比，我更有理由自杀。人家是名牌大学毕业，而且正读研究生，有一个读博士的弟弟，相比之下，我算个屁。人家都自杀了，我还活着丢人现眼。人家把母亲带在身边8年（对于这一点，我最想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而我把老父老母丢在农村不闻不问，还总是找各种借口，我没有工作，没有钱，自己都养不活，我惭愧不惭愧，我这样的人自杀都污蔑了这个字眼，我应该被车撞死。但我没有被撞死，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这段时间很少出门。
人家在这8年里努力着，抗争着，考上研究生就是最好的证明，能读武汉大学，能在毕业多年后考上研究生，你能说她没有能力。而反观我，成天长吁短叹，眼高于顶，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但我真正努力过吗，一干工作，总是在心里嫌弃这些工作没有前途，挣不到钱，但为了活着总是周而复始干着这些工作，一想到创业，在钱面前总是偃旗息鼓，一副英雄陌路的颓废，一想到朋友，总觉得朋友们会帮助我，不会看着我走上不归路，但我自己何尝对朋友表示过一点关心和热情，我的孤独伤害了我，也伤害了别人，一提到社会，总说这个社会不公，但谁又表示过，他知道“公平”二字是咋写的。
我没有自杀是因为我认为我不配自杀，我只配像屎一样地活着。
也许是她对“死”太敏感，我不知道她在这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真切感受到“死亡”存在的必要性和真实性，也许没有，所以当死亡这个词占据脑海时才会那么强烈地喷涌而出。而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五年里，很多时候我都想到了死，不管是在日记里，诗歌里，小说里无不充斥着我对死亡的恐惧和向往的幻象，也许正因为这种长久的情感宣泄，使我对死亡不再感到强悍的冲击力，但它也足够打垮我的意志使我变得更加消极——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叫做慢性自杀——但它事实上也并不比我想要活下去的愿望更强烈。没有迹象表明她有没有一种对死亡的那种情感宣泄的途径，她没有朋友（我也没有）可以交流感情，不知道她写不写日记，也许她突然就想到了死，并突然就付诸实际，根本没给自己多少思考的时间，如果让她再选一次的话，我想她是应该会选择活下去的，都撑到30岁了，又何必不再撑几年。
她有一个弟弟，我也有一个弟弟，她为她弟弟谋划未来，不幸的是，我也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不同的是，我弟弟刚进大学校园，而且我估计他也不大可能考得上北大的研究生。我想说的是，也许她和我一样也对弟弟表示莫大的愧疚，所不同的是，她弟弟把这种来自姐姐的愧疚统统接受了下来。
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是在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在文章里隐去了她弟弟的真实名字，他姐姐为他，为他母亲，为这个家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居然换不回在一篇文字报道里显示自己的真实名字。后来，我到网上搜，看到很多对这个北大博士弟弟的指责，不管怎样，我相信其中一部分。我不能理解他出于何种理由，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表示，这个北大博士已经被“打败”了，即便他还没有毁灭。所以，多说他无益。
杨元元的个人性格上可能有缺陷，这个缺陷是指她不能融入这个社会的缺陷——这些缺陷我也同样具备，这也是我们俩人生轨迹有相似地方的合理解释。作为个体存在，她有任何缺陷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社会单元的“人”有些缺陷却可以导致毁灭。她到死都没谈过恋爱，这不能不让我破口大骂，那些怜香惜玉的男人都死哪儿去了，是不是都死到妓女的床上去了。也许是因为她性格上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她母亲的原因，她居然找不到一段感情，要是没有这个原因，她原本可以找到一段真挚的感情，那么一切都得重写。杨元元更应该是一个像“女人”的女人：孝顺，自强，自尊，有能力，这些是现代社会很多女人缺失了的东西，而她毕竟都拥有了。难道靠这些换不来一份爱情，仅仅是因为她身边有一个老母亲。这个社会女人没钱并不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情，男人没钱更应该感到不幸，而不幸的是，我恰恰就是男人，这是我和杨元元最大也最根本的区别。所以，任何对我的指责我都无法辩驳，而杨元元本可以不必这样。
我们在这个社会活着已经够不幸的了，然而，我们还穷得一无是处，我思索杨元元的不幸，就像思索我自己的不幸一样，她的这些不幸，无疑在逐渐地叠加到我身上。这些不幸逐渐形成我模糊的前景，而更为不幸的是，我和她拥有一样的姓氏，我也姓杨。这最后一点无关紧要，只不过更加坚定了我站在杨元元一边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