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元帅与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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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曾参加编写有关父亲贺龙作战谋略和军事指挥艺术的著作贺龙用兵，因为元帅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想谈谈父亲贺龙的衣食住行，因为元帅的衣食住行可以让我们从历史出发对一位元帅进行文化的评价，也有助于了解他的性格。
父亲贺龙，对穿衣有研究也有讲究，在他那一代人中，经常是“代表了历史的新潮流”这与他们的家世不无关系。
贺龙的祖父是个“驰怒马，挽强弓”的武秀才；他的父亲却又是“心秀手巧，善于刀剪针线”的裁缝。贺龙自幼喜舞先人用过的宝剑大刀，同时又随父亲学得心秀手巧，梆得一手好针线。听父亲母亲“斗嘴”知道一点他们当年恋爱的罗曼史。父亲向母亲表示爱慕之意时，母亲曾犹豫“缺少共同点”父亲马上反驳，并说出五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裁缝”
“你怎么知道的啊？”薛明惊讶地叫起来，目光在贺龙身上稍触即离。
“哈哈，”贺龙得意地笑了。“没说错吧？你母亲是做衣服的，我父亲是裁缝。对不对？”
“这算什么共同点？”薛明小声嘀咕。
“可以共同研究衣服啊，我们还可以比一比缝纫嘛。”
父亲和母亲这一生没少以缝纫为“共同语言”至少我是见过他们比赛缝纫的，就是用嘴比，动嘴不动手地从量体、选料、剪裁一直比到缝纫、锁边。互相炫耀自己“做”出的那件可意会不可眼见的成衣。当然，最终总是比成平局，谁也不服谁。
父亲贺龙对穿衣的讲究，与他投身戎伍后，注重军容风纪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说：古人打仗还讲军威，讲个衣甲鲜明呢！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每做一件衣服，必要立到穿衣镜前，做几个姿势，马上能指出服装的不足，有时叫裁缝改，若改得不合意便也曾自己动手，这里裁瘦，那里加肥，必须穿出去挺挺抖抖，威武雄壮不可。
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罗坤山将军回忆说：“贺老总经常批评我们邋遢。怎么不邋遢？那时的军装就是缝起来能穿就行，我们又不像他会自己改改。他有两个斜插兜，我们没有。”
当时，一般军官服有四个大贴兜，里面装点东西便显得鼓鼓囊囊。唯有父亲贺龙，军装要经自己重新设计改制，在保留制服外形不变的前提下，设制两个斜插兜，隐蔽于贴兜之下。不显山不露水地装些东西。其实这与他惊险的斗争生活有关。一般人不会想到他有两只隐蔽的斜插兜，在某种特定的危急场合，如果敌人以为他四个兜都空了，松口气时，他很可能猝不及防地从斜插兜里掏出小手枪，转危为安。
他只为政委关向应设制过同样的斜插兜。
贺龙对衣装的讲究，给他那一代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成为共和国元帅后，聂荣臻、罗荣桓等元帅都曾注意向他“看齐”：休息时和他穿一样的夹克衫，一样的裤子，手持一样的拐杖，曾留下许多“三帅一体”的宝贵照片。
但是，贺龙讲究衣装合体，样式美观，绝不讲究华丽名贵；讲究整洁干净，决不允许奢侈浪费。抗战时，父亲穿一件缴获敌人的皮大衣，建国后，干干净净传给了我的哥哥贺鹏飞；后来，哥哥又把大衣干干净净传给了我；再后来，我又干干净净将这件仔细缝过不少补丁的皮大衣传给了妹妹贺又明。又明穿着这件皮大衣到延安，到上丹县去插队。返京时，妹妹将皮大衣干干净净地送给了陕北乡亲。妹妹说：“当年我父亲就是在陕北穿上这件大衣，现在就让这件大衣永远地留在陕北作个纪念吧。”
父亲注意自己的衣装，也注意部下的衣装。许多老同志回忆起来都说：“我们见老总时，都得注意一？***埃鞘本徒参郎到参郎墙参拿鳎伦安徽晃郎隙tづ！？br/>
大军入川时，许多干部不喜欢川剧；过去没听过，现在乍一听接受不了。说“听川剧得少活半年”看见就想跑。贺龙严肃地批评干部们，是在会上批评：“大军入川，你们看不看川剧，是检验你们能不能在四川人民中间扎根的重要标志，也是看你们能不能深入群众，与群众关系如何的一个标志。”
这一讲，干部再看川剧便不逃跑了，渐渐地，接受了川剧，喜爱了川剧。
有次看川剧，大家都鼓了掌，唯独贺龙没有鼓掌。演出结束后，贺龙接见剧团领导和演员们，将他们戏装的衣领、袖口及袜子分别指点出来：“太脏，你们太脏了。你们在台上，战士们在台下，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们，你们演再好，脏了就不可爱了。演戏要讲究‘三白’：领口、袖口、袜子白。台下的人不讲卫生不行，台上的人不讲卫生更不行”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有次打胜仗，他穿上一件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贺龙见了，手一指：“脱下来，送延安去。”
廖汉生说：“老总骂我邋遢，我们打仗缴获了好衣服，刚想精神两天不再邋遢，身上还没穿热呢就要送延安。”
贺龙说：“你这脑壳要敲敲呢，要把延安把中央放第一位。你不要邋遢延安就要邋遢？再说，干净就好，谁告诉你非要穿呢子大衣不可？”
在那物质匮乏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父亲既保持着艰苦朴素又决不肯邋遢自己，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卫生，讲究精神风貌，领导着穿衣的“新潮流”他常说：我父亲会裁缝，我也会裁缝，这个优势别人比不了。所以，建国后，军装的设计样式，每次他都能提出具体意见，讲出内行话。他的意见也总是极受重视。
不过，他在穿衣上也曾“赶潮流”学过别人。这就是学周恩来总理。
记得有一年冬天，贺龙不肯穿薛明为他准备好的毛裤，发现新大陆似地问：“你看总理的风度好不好？精神不精神？”
“那还用问。”
“总理就不穿毛裤，大冬天也只穿两条裤子。我跟总理学，毛裤不穿了。”
我们几个孩子插话：“大冬天不穿毛裤怎么行，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总理不穿毛裤，又特别能熬夜，那是会一种气功。”
“没关系，我跟总理学学试试。”父亲从此也不肯穿毛裤了。
父亲在参加革命前，喜欢穿蓝底云字花的衣服，北伐前留下过这样的照片。红军时喜欢军装要合体平展，建国后，条件好了“讲究”也更多了。比如，灰衣服是白天穿，黑衣服是晚上活动时穿。他喜欢钓鱼，钓鱼时必要穿卡其布衣服网球鞋或米色裤，麂皮夹克，戴一顶巴拿马礼帽。现在仍保留一些这样的照片。
他很重视外事活动时的衣装，说仪表风度代表着国家的精神面貌。有次外事活动需要带夫人，他就说：“晓明，你帮你妈穿衣服去，平时穿邋遢不要紧，外事活动要打扮好。”我帮母亲打扮一番，请父亲“验收”父亲盯住母亲，深情地打量打量，点头说：“一鸣惊人。”于是，母亲红着脸笑了。
过去，我曾参加编写有关父亲贺龙作战谋略和军事指挥艺术的著作贺龙用兵，因为元帅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想谈谈父亲贺龙的衣食住行，因为元帅的衣食住行可以让我们从历史出发对一位元帅进行文化的评价，也有助于了解他的性格。
父亲贺龙，对穿衣有研究也有讲究，在他那一代人中，经常是“代表了历史的新潮流”这与他们的家世不无关系。
贺龙的祖父是个“驰怒马，挽强弓”的武秀才；他的父亲却又是“心秀手巧，善于刀剪针线”的裁缝。贺龙自幼喜舞先人用过的宝剑大刀，同时又随父亲学得心秀手巧，梆得一手好针线。听父亲母亲“斗嘴”知道一点他们当年恋爱的罗曼史。父亲向母亲表示爱慕之意时，母亲曾犹豫“缺少共同点”父亲马上反驳，并说出五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裁缝”
“你怎么知道的啊？”薛明惊讶地叫起来，目光在贺龙身上稍触即离。
“哈哈，”贺龙得意地笑了。“没说错吧？你母亲是做衣服的，我父亲是裁缝。对不对？”
“这算什么共同点？”薛明小声嘀咕。
“可以共同研究衣服啊，我们还可以比一比缝纫嘛。”
父亲和母亲这一生没少以缝纫为“共同语言”至少我是见过他们比赛缝纫的，就是用嘴比，动嘴不动手地从量体、选料、剪裁一直比到缝纫、锁边。互相炫耀自己“做”出的那件可意会不可眼见的成衣。当然，最终总是比成平局，谁也不服谁。
父亲贺龙对穿衣的讲究，与他投身戎伍后，注重军容风纪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说：古人打仗还讲军威，讲个衣甲鲜明呢！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每做一件衣服，必要立到穿衣镜前，做几个姿势，马上能指出服装的不足，有时叫裁缝改，若改得不合意便也曾自己动手，这里裁瘦，那里加肥，必须穿出去挺挺抖抖，威武雄壮不可。
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罗坤山将军回忆说：“贺老总经常批评我们邋遢。怎么不邋遢？那时的军装就是缝起来能穿就行，我们又不像他会自己改改。他有两个斜插兜，我们没有。”
当时，一般军官服有四个大贴兜，里面装点东西便显得鼓鼓囊囊。唯有父亲贺龙，军装要经自己重新设计改制，在保留制服外形不变的前提下，设制两个斜插兜，隐蔽于贴兜之下。不显山不露水地装些东西。其实这与他惊险的斗争生活有关。一般人不会想到他有两只隐蔽的斜插兜，在某种特定的危急场合，如果敌人以为他四个兜都空了，松口气时，他很可能猝不及防地从斜插兜里掏出小手枪，转危为安。
他只为政委关向应设制过同样的斜插兜。
贺龙对衣装的讲究，给他那一代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成为共和国元帅后，聂荣臻、罗荣桓等元帅都曾注意向他“看齐”：休息时和他穿一样的夹克衫，一样的裤子，手持一样的拐杖，曾留下许多“三帅一体”的宝贵照片。
但是，贺龙讲究衣装合体，样式美观，绝不讲究华丽名贵；讲究整洁干净，决不允许奢侈浪费。抗战时，父亲穿一件缴获敌人的皮大衣，建国后，干干净净传给了我的哥哥贺鹏飞；后来，哥哥又把大衣干干净净传给了我；再后来，我又干干净净将这件仔细缝过不少补丁的皮大衣传给了妹妹贺又明。又明穿着这件皮大衣到延安，到上丹县去插队。返京时，妹妹将皮大衣干干净净地送给了陕北乡亲。妹妹说：“当年我父亲就是在陕北穿上这件大衣，现在就让这件大衣永远地留在陕北作个纪念吧。”
父亲注意自己的衣装，也注意部下的衣装。许多老同志回忆起来都说：“我们见老总时，都得注意一？***埃鞘本徒参郎到参郎墙参拿鳎伦安徽晃郎隙tづ！？br/>
大军入川时，许多干部不喜欢川剧；过去没听过，现在乍一听接受不了。说“听川剧得少活半年”看见就想跑。贺龙严肃地批评干部们，是在会上批评：“大军入川，你们看不看川剧，是检验你们能不能在四川人民中间扎根的重要标志，也是看你们能不能深入群众，与群众关系如何的一个标志。”
这一讲，干部再看川剧便不逃跑了，渐渐地，接受了川剧，喜爱了川剧。
有次看川剧，大家都鼓了掌，唯独贺龙没有鼓掌。演出结束后，贺龙接见剧团领导和演员们，将他们戏装的衣领、袖口及袜子分别指点出来：“太脏，你们太脏了。你们在台上，战士们在台下，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们，你们演再好，脏了就不可爱了。演戏要讲究‘三白’：领口、袖口、袜子白。台下的人不讲卫生不行，台上的人不讲卫生更不行”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有次打胜仗，他穿上一件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贺龙见了，手一指：“脱下来，送延安去。”
廖汉生说：“老总骂我邋遢，我们打仗缴获了好衣服，刚想精神两天不再邋遢，身上还没穿热呢就要送延安。”
贺龙说：“你这脑壳要敲敲呢，要把延安把中央放第一位。你不要邋遢延安就要邋遢？再说，干净就好，谁告诉你非要穿呢子大衣不可？”
在那物质匮乏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父亲既保持着艰苦朴素又决不肯邋遢自己，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卫生，讲究精神风貌，领导着穿衣的“新潮流”他常说：我父亲会裁缝，我也会裁缝，这个优势别人比不了。所以，建国后，军装的设计样式，每次他都能提出具体意见，讲出内行话。他的意见也总是极受重视。
不过，他在穿衣上也曾“赶潮流”学过别人。这就是学周恩来总理。
记得有一年冬天，贺龙不肯穿薛明为他准备好的毛裤，发现新大陆似地问：“你看总理的风度好不好？精神不精神？”
“那还用问。”
“总理就不穿毛裤，大冬天也只穿两条裤子。我跟总理学，毛裤不穿了。”
我们几个孩子插话：“大冬天不穿毛裤怎么行，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总理不穿毛裤，又特别能熬夜，那是会一种气功。”
“没关系，我跟总理学学试试。”父亲从此也不肯穿毛裤了。
父亲在参加革命前，喜欢穿蓝底云字花的衣服，北伐前留下过这样的照片。红军时喜欢军装要合体平展，建国后，条件好了“讲究”也更多了。比如，灰衣服是白天穿，黑衣服是晚上活动时穿。他喜欢钓鱼，钓鱼时必要穿卡其布衣服网球鞋或米色裤，麂皮夹克，戴一顶巴拿马礼帽。现在仍保留一些这样的照片。
他很重视外事活动时的衣装，说仪表风度代表着国家的精神面貌。有次外事活动需要带夫人，他就说：“晓明，你帮你妈穿衣服去，平时穿邋遢不要紧，外事活动要打扮好。”我帮母亲打扮一番，请父亲“验收”父亲盯住母亲，深情地打量打量，点头说：“一鸣惊人。”于是，母亲红着脸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