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九章孤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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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中的一天旁晚，李士群召集黎世杰这一组的人开了个会，川崎意外地参加了这个会。会议很简单，特高科侦破了重庆方面的一个电台，晚上行动。黎世杰的心开始砰砰地跳，自从来到76号他就非常担心出现类似的场面，因为他地位太低，无法参与策划，也无法掌控行动，无论他自己还是对方的安全他都无法保证。
会很快就开完了，川崎离开时专门走到黎世杰面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黎先生，有空请一定来聊聊。”
黎世杰不由自主地做了个立正的动作，川崎笑了。
边上有人低声问：“你们很熟？”
黎世杰没有回答，李士群代他回答了：“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
行动时间定在晚上九点，在虹口附近一片早已被炮火摧毁的弄堂区，八点黎世杰他们小组已经就位。由于供电一直没有恢复，这一片区域非常黑，大家默默地等待着。快九点时有人过来，黎世杰听见他对组长说：“来了。”
组长低声说：“大家注意，跟上来。”
在围上去的几分钟时间里，黎世杰内心在激烈地挣扎，他想了好几种破坏行动的方法，包括使手枪来一次意外走火，但他很快否决了。现在发出警报最可能的后果是引发一场枪战，而且这次行动不单是他们这个组，还有别的部门，否则日本人不会来参加会议。另外即便能成功地发出警报，也会立刻引起76号对自己的怀疑。大家都是吃这碗饭的，这一行里没有巧合，不会有人相信你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枪支走火或忍不住一次咳嗽，即便真是巧合，别人也不会当巧合看。
黎世杰克制住自己，怀着忐忑、内疚、自责的心情，逐步逼近目标。
最后的抓捕出乎黎世杰的预料，根本没遇到任何反抗，也没有什么电台，他们确实抓到了一个人，但这个人却是一个长期在上海流浪的日本浪人。
特高科的人很快就把这个日本浪人带走了，后来日本方面传来的结论说这个浪人身上带着一包鸦片，他去哪儿只是为了交易鸦片。
黎世杰是绝不相信的，他了解日本人的工作方式，他们一定是掌握了绝对准确的情报才会行动，他们和76号的人不一样，做事不会有任何的随意性。因此这一次的行动失败在黎世杰看来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人提前通知了对方，换句话说，特工总部或者特高科，有重庆方面的人，除此而外，没有第二种解释。
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印证了黎世杰的猜想，一个人被乱枪打死在离76号不远处的一家旅馆前，而这个人，正是那天晚上带着黎世杰这个小组去实施抓捕行动的人。他直接为日本人工作，刚从重庆那边过来，甚至连李士群都是在行动当晚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黎世杰留心上了76号的人，他开始观察他们，但他保持着一贯的小心谨慎。如果说连他都认为76号可能会有重庆方面的人，那么特高科就更没有理由不这么认为。在这一行里，你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永远不要自作聪明，你看到的别人一样会看到，你怀疑的事别人同样在怀疑。黎世杰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别人强，但他至少能做到比别人更谨慎。
黎世杰站在霞飞路一家名表店的斜对面，他感觉很冷，不时搓着手取暖，他盯着的那个人已经进去半个小时了。那个人是个开诊所的医生，叫陈约翰，租界巡捕房的人说他曾经接诊过负枪伤的伤员，而且不止一个。在目前的局势下，巡捕房现在对此类事情是不愿意插手的，他们不愿得罪日本人，也不愿意得罪重庆那边的人，仅仅是凭借一些私人关系在两边传递一些消息，这些消息往往很琐碎而且并不重要但又确实可能是某种线索。
其实在黎世杰看来这个医生没有任何问题，根据巡捕房提供的材料，他在租界行医已经接近二十年。这个简单的事实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正常人，也许他得罪了巡捕房的人有人故意给他找麻烦。黎世杰心里很烦躁，他甚至更希望能按照常规的办法把他弄进一辆汽车装进麻袋拉到江边直截了当地问明白是怎么回事，而极端不愿意这样冒着刺骨的寒风像个傻瓜一样在大街上徘徊。
晚饭后一个高大壮实且看不出年纪的西洋女人来找他，这也很正常，他在租界几十年，挣了不少，有房子有佣人，昨天还有人商量索性把他弄过来整几个钱算了。欧战爆发后西洋人的气焰也低了，很多人从欧洲跑到上海租界来。他们也要生存，也要赚钱，有时候也需要做些低三下四的事情，不过陈约翰和西洋女人的约会倒是给黎世杰枯燥的盯梢生活带来一丝乐趣。
两人在表店待了半个多小时，出来时天已经近黑，不过黎世杰还是发现西洋女人手腕上多了一块女式手表。随后两人拐进一条小道，转了两个弯，穿过一个花园，到了两幢法式楼房前。这两幢房子是用来出租的，租客中外都有，有长租也有短租，不过大多是有钱有地位的本地人或从欧洲来的洋人才租得起，近一年来这里的租金几乎涨了两倍。
黎世杰叹了口气，他决定结束这一天的工作，因为他不确定他们多长时间才会出来，也许他们整晚都不会出来。在他目送二人进入一幢房子并准备离开时，他看见一个熟悉身影。
这个人叫张放，是黎世杰所在的行动组的组长，几乎就在黎世杰跟踪的目标消失在他视野的同时，张放出现了。他挽着一个穿着讲究个子高挑的女人，脸上带着微笑。和他在一起的女人戴着一顶粉色的帽子，帽沿上垂下的黑纱使黎世杰很难看清她的面容。他们从另一条窄道过来，黎世杰一时没有搞清楚他们是准备离开还是刚来到。纯粹出于好奇心，他在确保自己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多待了半分钟，看着他们进了另一幢房子。
黎世杰暗暗地笑了，然后他带着一种奇怪的满足感离开。
张放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下午，租界巡捕房通知了76号，他被人用乱刀捅死在距离霞飞路不到一里地的一幢法式建筑里。特工总部的人很快来了，黎世杰也到了现场，他被溅满墙壁的黑色血浆和满屋子恶心的血腥味所震撼。张放被捅了至少二十刀以上，这意味着双方存在一种永不可调和的仇恨。黎世杰的脑子里电光火石地闪现出他最后见到张放的情景，他只记得他和一个穿着讲究但看不清面容的年轻女人在一起。
巡捕房无法提供更多的情报，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他们该管并且能够管的事情，他们只是表示同情和无奈。租客是个法国来的犹太人，但他已经转租给了一个据称是做布料生意的中国人，他和这个人完全不认识，只是对方愿意出高价，他想赚一笔，这个人现在自然已经无影无踪。整幢楼里的人都没有感觉任何异常，是清洁工第二天早上发现从门缝里淌出的血迹才报告的巡捕房。
黎世杰看到张放的尸体时感觉是复杂的，他对这个人无所谓好感恶感，但未免稍稍有一点兔死狐悲之感，他越来越担心自己会遇到类似的不测。尤其张放战前是蓝衣社的，这似乎预示这种残忍的杀人方式的某种理由，他开始有些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新的组长很快任命下来，叫曾石。战前他在中统做，和李士群、丁默村都很熟络，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日语也很流利，和特高科的日本高层也有交往。他是广东人，但在上海已经厮混了二十年，在各帮派、租界巡捕房甚至工部局都很吃得开。私底下有人还谈论他以前信仰过苏俄的赤色革命理论，参加过民国十六年的上海工人暴动，不过，对于一个常年混迹上海滩的人来说，有这种经历并不奇怪。
曾石对于张放被杀这件事本身并不特别在意，也许在他看来，这也算是一种宿命。他只是觉得张放那天出现在租界有些奇怪，一般来说，做这一行的都非常谨慎，轻易不会独自去租界那种地方，尤其是夜晚。曾石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独自一人到了一间可疑的房间，这不符合这一行一贯谨小慎微的风格，这种风格不是某个人的性格，而是一种行业风格。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中的一天旁晚，李士群召集黎世杰这一组的人开了个会，川崎意外地参加了这个会。会议很简单，特高科侦破了重庆方面的一个电台，晚上行动。黎世杰的心开始砰砰地跳，自从来到76号他就非常担心出现类似的场面，因为他地位太低，无法参与策划，也无法掌控行动，无论他自己还是对方的安全他都无法保证。
会很快就开完了，川崎离开时专门走到黎世杰面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黎先生，有空请一定来聊聊。”
黎世杰不由自主地做了个立正的动作，川崎笑了。
边上有人低声问：“你们很熟？”
黎世杰没有回答，李士群代他回答了：“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
行动时间定在晚上九点，在虹口附近一片早已被炮火摧毁的弄堂区，八点黎世杰他们小组已经就位。由于供电一直没有恢复，这一片区域非常黑，大家默默地等待着。快九点时有人过来，黎世杰听见他对组长说：“来了。”
组长低声说：“大家注意，跟上来。”
在围上去的几分钟时间里，黎世杰内心在激烈地挣扎，他想了好几种破坏行动的方法，包括使手枪来一次意外走火，但他很快否决了。现在发出警报最可能的后果是引发一场枪战，而且这次行动不单是他们这个组，还有别的部门，否则日本人不会来参加会议。另外即便能成功地发出警报，也会立刻引起76号对自己的怀疑。大家都是吃这碗饭的，这一行里没有巧合，不会有人相信你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枪支走火或忍不住一次咳嗽，即便真是巧合，别人也不会当巧合看。
黎世杰克制住自己，怀着忐忑、内疚、自责的心情，逐步逼近目标。
最后的抓捕出乎黎世杰的预料，根本没遇到任何反抗，也没有什么电台，他们确实抓到了一个人，但这个人却是一个长期在上海流浪的日本浪人。
特高科的人很快就把这个日本浪人带走了，后来日本方面传来的结论说这个浪人身上带着一包鸦片，他去哪儿只是为了交易鸦片。
黎世杰是绝不相信的，他了解日本人的工作方式，他们一定是掌握了绝对准确的情报才会行动，他们和76号的人不一样，做事不会有任何的随意性。因此这一次的行动失败在黎世杰看来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人提前通知了对方，换句话说，特工总部或者特高科，有重庆方面的人，除此而外，没有第二种解释。
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印证了黎世杰的猜想，一个人被乱枪打死在离76号不远处的一家旅馆前，而这个人，正是那天晚上带着黎世杰这个小组去实施抓捕行动的人。他直接为日本人工作，刚从重庆那边过来，甚至连李士群都是在行动当晚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黎世杰留心上了76号的人，他开始观察他们，但他保持着一贯的小心谨慎。如果说连他都认为76号可能会有重庆方面的人，那么特高科就更没有理由不这么认为。在这一行里，你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永远不要自作聪明，你看到的别人一样会看到，你怀疑的事别人同样在怀疑。黎世杰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别人强，但他至少能做到比别人更谨慎。
黎世杰站在霞飞路一家名表店的斜对面，他感觉很冷，不时搓着手取暖，他盯着的那个人已经进去半个小时了。那个人是个开诊所的医生，叫陈约翰，租界巡捕房的人说他曾经接诊过负枪伤的伤员，而且不止一个。在目前的局势下，巡捕房现在对此类事情是不愿意插手的，他们不愿得罪日本人，也不愿意得罪重庆那边的人，仅仅是凭借一些私人关系在两边传递一些消息，这些消息往往很琐碎而且并不重要但又确实可能是某种线索。
其实在黎世杰看来这个医生没有任何问题，根据巡捕房提供的材料，他在租界行医已经接近二十年。这个简单的事实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正常人，也许他得罪了巡捕房的人有人故意给他找麻烦。黎世杰心里很烦躁，他甚至更希望能按照常规的办法把他弄进一辆汽车装进麻袋拉到江边直截了当地问明白是怎么回事，而极端不愿意这样冒着刺骨的寒风像个傻瓜一样在大街上徘徊。
晚饭后一个高大壮实且看不出年纪的西洋女人来找他，这也很正常，他在租界几十年，挣了不少，有房子有佣人，昨天还有人商量索性把他弄过来整几个钱算了。欧战爆发后西洋人的气焰也低了，很多人从欧洲跑到上海租界来。他们也要生存，也要赚钱，有时候也需要做些低三下四的事情，不过陈约翰和西洋女人的约会倒是给黎世杰枯燥的盯梢生活带来一丝乐趣。
两人在表店待了半个多小时，出来时天已经近黑，不过黎世杰还是发现西洋女人手腕上多了一块女式手表。随后两人拐进一条小道，转了两个弯，穿过一个花园，到了两幢法式楼房前。这两幢房子是用来出租的，租客中外都有，有长租也有短租，不过大多是有钱有地位的本地人或从欧洲来的洋人才租得起，近一年来这里的租金几乎涨了两倍。
黎世杰叹了口气，他决定结束这一天的工作，因为他不确定他们多长时间才会出来，也许他们整晚都不会出来。在他目送二人进入一幢房子并准备离开时，他看见一个熟悉身影。
这个人叫张放，是黎世杰所在的行动组的组长，几乎就在黎世杰跟踪的目标消失在他视野的同时，张放出现了。他挽着一个穿着讲究个子高挑的女人，脸上带着微笑。和他在一起的女人戴着一顶粉色的帽子，帽沿上垂下的黑纱使黎世杰很难看清她的面容。他们从另一条窄道过来，黎世杰一时没有搞清楚他们是准备离开还是刚来到。纯粹出于好奇心，他在确保自己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多待了半分钟，看着他们进了另一幢房子。
黎世杰暗暗地笑了，然后他带着一种奇怪的满足感离开。
张放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下午，租界巡捕房通知了76号，他被人用乱刀捅死在距离霞飞路不到一里地的一幢法式建筑里。特工总部的人很快来了，黎世杰也到了现场，他被溅满墙壁的黑色血浆和满屋子恶心的血腥味所震撼。张放被捅了至少二十刀以上，这意味着双方存在一种永不可调和的仇恨。黎世杰的脑子里电光火石地闪现出他最后见到张放的情景，他只记得他和一个穿着讲究但看不清面容的年轻女人在一起。
巡捕房无法提供更多的情报，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他们该管并且能够管的事情，他们只是表示同情和无奈。租客是个法国来的犹太人，但他已经转租给了一个据称是做布料生意的中国人，他和这个人完全不认识，只是对方愿意出高价，他想赚一笔，这个人现在自然已经无影无踪。整幢楼里的人都没有感觉任何异常，是清洁工第二天早上发现从门缝里淌出的血迹才报告的巡捕房。
黎世杰看到张放的尸体时感觉是复杂的，他对这个人无所谓好感恶感，但未免稍稍有一点兔死狐悲之感，他越来越担心自己会遇到类似的不测。尤其张放战前是蓝衣社的，这似乎预示这种残忍的杀人方式的某种理由，他开始有些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新的组长很快任命下来，叫曾石。战前他在中统做，和李士群、丁默村都很熟络，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日语也很流利，和特高科的日本高层也有交往。他是广东人，但在上海已经厮混了二十年，在各帮派、租界巡捕房甚至工部局都很吃得开。私底下有人还谈论他以前信仰过苏俄的赤色革命理论，参加过民国十六年的上海工人暴动，不过，对于一个常年混迹上海滩的人来说，有这种经历并不奇怪。
曾石对于张放被杀这件事本身并不特别在意，也许在他看来，这也算是一种宿命。他只是觉得张放那天出现在租界有些奇怪，一般来说，做这一行的都非常谨慎，轻易不会独自去租界那种地方，尤其是夜晚。曾石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独自一人到了一间可疑的房间，这不符合这一行一贯谨小慎微的风格，这种风格不是某个人的性格，而是一种行业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