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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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你们碍着我了。”阿塞夫说。看到他从裤兜里掏出那个东西，我的心开始下沉。当然，他掏出来的是那黄铜色的不锈钢拳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你们严重地碍着我。实际上，你比这个哈扎拉小子更加碍着我。你怎么可以跟他说话，跟他玩耍，让他碰你？”他的声音充满了嫌恶。瓦里和卡莫点头以示同意，随声附和。阿塞夫双眉一皱，摇摇头。他再次说话的时候，声音显得跟他的表情一样困惑。“你怎么可以当他是‘朋友’？”
可是他并非我的朋友！我几乎冲口说出。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吗？当然没有，我没有想过。我对哈桑很好，就像对待朋友，甚至还要更好，像是兄弟。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何以每逢爸爸的朋友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拜访，我玩游戏的时候从来没喊上哈桑？为什么我只有在身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才和哈桑玩耍？
阿塞夫戴上他的不锈钢拳套，冷冷瞟了我一眼。“你也是个问题，阿米尔。如果没有你和你父亲这样的白痴，收容这些哈扎拉人，我们早就可以清除他们了。他们全都应该去哈扎拉贾特【Hazarajat，阿富汗中部山区，为哈扎拉人聚居地】，在那个属于他们的地方烂掉。你是个阿富汗败类。”
我看着他那狂妄的眼睛，看懂了他的眼色，他是真的要伤害我。阿塞夫举起拳头，向我走来。
我背后传来一阵急遽的活动声音。我眼角一瞄，看见哈桑弯下腰，迅速地站起来。阿塞夫朝我身后望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我看见瓦里和卡莫也看着我身后，眼里同样带着震惊的神色。
我转过身，正好看到哈桑的弹弓。哈桑把那根橡皮带满满拉开，弓上是一块核桃大小的石头。哈桑用弹弓对着阿塞夫的脸，他用尽力气拉着弹弓，双手颤抖，汗珠在额头上渗出来。
“请让我们走，少爷。”哈桑语气平静地说。他称呼阿塞夫为少爷，有个念头在我脑里一闪而过：带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生活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滋味？
阿塞夫咬牙切齿：“放下来，你这个没有老娘的哈扎拉小子。”
“请放过我们，少爷。”哈桑说。
阿塞夫笑起来：“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我们有三个人，你们只有两个。”
哈桑耸耸肩。在外人看来，他镇定自若，但哈桑的脸是我从小就看惯了的，我清楚它所有细微的变化，他脸上任何一丝颤动都躲不过我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很害怕，非常害怕。
“是的，少爷。但也许你没有看到，拉着弹弓的人是我。如果你敢动一动，他们会改掉你的花名，不再叫你‘吃耳朵的阿塞夫’，而是叫你‘独眼龙阿塞夫’。因为我这块石头对准你的左眼。”他泰然自若地说着，就算是我，也要费尽力气才能听得出他平静的声音下面的恐惧。
阿塞夫的嘴巴抽搐了一下。瓦里和卡莫看到强弱易势，简直无法置信，有人在挑战他们的神，羞辱他。更糟糕的是，这个家伙居然是个瘦小的哈扎拉人。阿塞夫看看那块石头，又看看哈桑。他仔细看着哈桑的脸，他所看到的，一定让他相信哈桑并非妄言恫吓，因为他放下了拳头。
“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哈扎拉人。”阿塞夫阴沉着脸说，“我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今天这事可没完，相信我。”他转向我，“我跟你也没完，阿米尔。总有一天，我会亲自让你尝尝我的厉害。”阿塞夫退了一步，他的跟班也是。
“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错，阿米尔。”他说，然后转身离开。我看着他们走下山，消失在一堵墙壁之后。
哈桑双手颤抖，努力把弹弓插回腰间。他的双唇弯起，或是想露出一个安心的微笑吧。他试了五次，才把弹弓系在裤子上。我们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深知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很可能在某个拐角处等着收拾我们，没有人开口说话。他们没有，那应该让我们松一口气。但是我们没有，根本就没有。
在随后几年，喀布尔的人们不时将“经济发展”、“改革”之类的词挂在嘴边。君主立宪制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国总统领导下的共和制。有那么一阵，这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也有各种远大目标，人们谈论着妇女权利和现代科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尽管喀布尔的皇宫换了新主人，生活仍和过去并无二致。人们依旧从周六到周四上班，依旧每逢周五聚集在公园、喀尔卡湖边或者帕格曼公园野餐。五颜六色的公共汽车和货车载满乘客，在喀布尔狭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司机的助手跨坐在后面的保险杠上，用口音浓重的喀布尔方言大声叫嚷，替司机指引方向。到了为期三天的开斋节，斋戒月【回历的第九个月为斋戒月】之后的节日，喀布尔人穿上他们最新、最好的衣服，相互拜访。人们拥抱，亲吻，互祝“开斋节快乐”。儿童拆开礼物，玩着染色的水煮蛋。
1974年初冬，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里嬉闹，用雪堆一座城堡。这时阿里唤他进屋：“哈桑，老爷想跟你说话！”他身穿白色衣服，站在门口，双手缩在腋下，嘴里呼出白气。
哈桑和我相视而笑。我们整天都在等他的传唤：那天是哈桑的生日。“那是什么，爸爸？你知道吗？可以告诉我们吗？”哈桑说，眼里洋溢着快乐。
阿里耸耸肩：“老爷没有告诉我。”
“别这样嘛，阿里，跟我们说说。”我催他，“一本图画册吗？还是一把新手枪？”
跟哈桑一样，阿里也不善说谎。每年我们生日，他都假装不知道爸爸买了什么礼物。每年他的眼神都出卖他，我们都能从他口里将礼物套出来。不过这次他看来似乎真的不知道。
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曾经，他经常问哈桑想要什么，但后来他就不问了，因为哈桑要的东西太过细微，简直不能被称之为礼物，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选些东西。有一年他给买了一套日本的玩具车。上一年，爸爸让哈桑喜出望外，给他买了一顶毛皮牛仔帽，克林特·伊斯伍德带着这种帽子演出了《黄金三镖客》——这部电影取代了《七侠荡寇志》，成为我们最喜爱的西部片。整整一个冬天，哈桑和我轮流戴那顶帽子，唱着那首著名的电影主题曲，爬上雪堆，打雪仗。
我们在前门脱掉手套，擦掉靴子上的雪。我们走进门廊，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铁炉前面，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秃头印度人，他穿着棕色西装，系着红领带。
“哈桑，”爸爸说，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来见见你的生日礼物。”
哈桑和我茫然对视。那儿没有见到任何包着礼物的盒子，没有袋子，没有玩具，只有站在我们后面的阿里，还有爸爸，和那个看上去像数学老师的印度人。
身穿棕色西装的印度人微笑着，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库玛大夫，”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他的法尔西语带着浓厚的印度卷舌音。
“你好。”哈桑惴惴说。他礼貌地点点头，但眼睛却望向站在他后面的父亲。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
爸爸望着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从新德里请来库玛大夫，库玛大夫是名整容外科医生。”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印度人——库玛大夫说。
哈桑摇摇头。他带着询问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耸耸肩。我只知道，人们要是得了阑尾炎，就得去找外科医生医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此前一年，有个同学死于阑尾炎，我们老师说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医生。我们两个齐齐望向阿里，但从他那里当然也得不到答案。跟过去一样，他仍是木无表情，但眼神变得严肃一些。
“这么说吧，”库玛大夫说，“我的工作是修理人们的身体，有时是人们的脸庞。”
“噢，”哈桑说，他看看库玛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说。
“这不是份寻常的礼物，我知道。”爸爸说，“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这份礼物会陪伴你终生。”
“噢，”哈桑说，他舔舔嘴唇，清清喉咙，说：“老爷，这……这会不会……”
“别担心，”库玛大夫插嘴说，脸上带着微笑，“不会让你觉得很痛的。实际上，我会给你用一种药，你什么都不会记得。”
“噢。”哈桑说。他松了一口气，微笑着，但也只是松了一口气。“我不是害怕，老爷，我只是……”哈桑也许是个傻瓜，我可不是。我知道要是医生跟你说不会痛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医生也是这么对我说，安慰说那不会很痛。但那天深夜，麻醉药的药性消退之后，感觉像有人拿着又红又热的木炭在烫我的下阴。爸爸为什么要等到我十岁才让我割包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情之一。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可以乞换来爸爸的怜悯。太不公平了，哈桑什么都没干，就得到爸爸的爱护，他不就是生了那个愚蠢的兔唇吗？
手术很成功。他们刚解掉绷带的时候，我们多少都有点吃惊，但还是像库玛大夫先前交代的那样保持微笑。但那并不容易，因为哈桑的上唇看起来又肿又怪，没有表皮。护士递给哈桑镜子的时候，我希望他哭起来。哈桑深深地看着镜子，若有所思，阿里则紧紧握住他的手。他咕哝了几句，我没听清楚。我把耳朵凑到他唇边，他又低声说了一遍。
“谢谢。”
接着他的嘴唇扭曲了，当时，我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微笑。就像他从母亲子宫里出来时那样微笑着。
随着时间的过去，肿胀消退，伤口弥合。不久，他的嘴唇上就只剩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缝合线。到下一个冬天，它变成淡淡的伤痕。说来讽刺，正是从那个冬天之后，哈桑便不再微笑了。
“哦，你们碍着我了。”阿塞夫说。看到他从裤兜里掏出那个东西，我的心开始下沉。当然，他掏出来的是那黄铜色的不锈钢拳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你们严重地碍着我。实际上，你比这个哈扎拉小子更加碍着我。你怎么可以跟他说话，跟他玩耍，让他碰你？”他的声音充满了嫌恶。瓦里和卡莫点头以示同意，随声附和。阿塞夫双眉一皱，摇摇头。他再次说话的时候，声音显得跟他的表情一样困惑。“你怎么可以当他是‘朋友’？”
可是他并非我的朋友！我几乎冲口说出。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吗？当然没有，我没有想过。我对哈桑很好，就像对待朋友，甚至还要更好，像是兄弟。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何以每逢爸爸的朋友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拜访，我玩游戏的时候从来没喊上哈桑？为什么我只有在身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才和哈桑玩耍？
阿塞夫戴上他的不锈钢拳套，冷冷瞟了我一眼。“你也是个问题，阿米尔。如果没有你和你父亲这样的白痴，收容这些哈扎拉人，我们早就可以清除他们了。他们全都应该去哈扎拉贾特【Hazarajat，阿富汗中部山区，为哈扎拉人聚居地】，在那个属于他们的地方烂掉。你是个阿富汗败类。”
我看着他那狂妄的眼睛，看懂了他的眼色，他是真的要伤害我。阿塞夫举起拳头，向我走来。
我背后传来一阵急遽的活动声音。我眼角一瞄，看见哈桑弯下腰，迅速地站起来。阿塞夫朝我身后望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我看见瓦里和卡莫也看着我身后，眼里同样带着震惊的神色。
我转过身，正好看到哈桑的弹弓。哈桑把那根橡皮带满满拉开，弓上是一块核桃大小的石头。哈桑用弹弓对着阿塞夫的脸，他用尽力气拉着弹弓，双手颤抖，汗珠在额头上渗出来。
“请让我们走，少爷。”哈桑语气平静地说。他称呼阿塞夫为少爷，有个念头在我脑里一闪而过：带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生活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滋味？
阿塞夫咬牙切齿：“放下来，你这个没有老娘的哈扎拉小子。”
“请放过我们，少爷。”哈桑说。
阿塞夫笑起来：“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我们有三个人，你们只有两个。”
哈桑耸耸肩。在外人看来，他镇定自若，但哈桑的脸是我从小就看惯了的，我清楚它所有细微的变化，他脸上任何一丝颤动都躲不过我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很害怕，非常害怕。
“是的，少爷。但也许你没有看到，拉着弹弓的人是我。如果你敢动一动，他们会改掉你的花名，不再叫你‘吃耳朵的阿塞夫’，而是叫你‘独眼龙阿塞夫’。因为我这块石头对准你的左眼。”他泰然自若地说着，就算是我，也要费尽力气才能听得出他平静的声音下面的恐惧。
阿塞夫的嘴巴抽搐了一下。瓦里和卡莫看到强弱易势，简直无法置信，有人在挑战他们的神，羞辱他。更糟糕的是，这个家伙居然是个瘦小的哈扎拉人。阿塞夫看看那块石头，又看看哈桑。他仔细看着哈桑的脸，他所看到的，一定让他相信哈桑并非妄言恫吓，因为他放下了拳头。
“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哈扎拉人。”阿塞夫阴沉着脸说，“我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今天这事可没完，相信我。”他转向我，“我跟你也没完，阿米尔。总有一天，我会亲自让你尝尝我的厉害。”阿塞夫退了一步，他的跟班也是。
“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错，阿米尔。”他说，然后转身离开。我看着他们走下山，消失在一堵墙壁之后。
哈桑双手颤抖，努力把弹弓插回腰间。他的双唇弯起，或是想露出一个安心的微笑吧。他试了五次，才把弹弓系在裤子上。我们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深知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很可能在某个拐角处等着收拾我们，没有人开口说话。他们没有，那应该让我们松一口气。但是我们没有，根本就没有。
在随后几年，喀布尔的人们不时将“经济发展”、“改革”之类的词挂在嘴边。君主立宪制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国总统领导下的共和制。有那么一阵，这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也有各种远大目标，人们谈论着妇女权利和现代科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尽管喀布尔的皇宫换了新主人，生活仍和过去并无二致。人们依旧从周六到周四上班，依旧每逢周五聚集在公园、喀尔卡湖边或者帕格曼公园野餐。五颜六色的公共汽车和货车载满乘客，在喀布尔狭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司机的助手跨坐在后面的保险杠上，用口音浓重的喀布尔方言大声叫嚷，替司机指引方向。到了为期三天的开斋节，斋戒月【回历的第九个月为斋戒月】之后的节日，喀布尔人穿上他们最新、最好的衣服，相互拜访。人们拥抱，亲吻，互祝“开斋节快乐”。儿童拆开礼物，玩着染色的水煮蛋。
1974年初冬，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里嬉闹，用雪堆一座城堡。这时阿里唤他进屋：“哈桑，老爷想跟你说话！”他身穿白色衣服，站在门口，双手缩在腋下，嘴里呼出白气。
哈桑和我相视而笑。我们整天都在等他的传唤：那天是哈桑的生日。“那是什么，爸爸？你知道吗？可以告诉我们吗？”哈桑说，眼里洋溢着快乐。
阿里耸耸肩：“老爷没有告诉我。”
“别这样嘛，阿里，跟我们说说。”我催他，“一本图画册吗？还是一把新手枪？”
跟哈桑一样，阿里也不善说谎。每年我们生日，他都假装不知道爸爸买了什么礼物。每年他的眼神都出卖他，我们都能从他口里将礼物套出来。不过这次他看来似乎真的不知道。
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曾经，他经常问哈桑想要什么，但后来他就不问了，因为哈桑要的东西太过细微，简直不能被称之为礼物，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选些东西。有一年他给买了一套日本的玩具车。上一年，爸爸让哈桑喜出望外，给他买了一顶毛皮牛仔帽，克林特·伊斯伍德带着这种帽子演出了《黄金三镖客》——这部电影取代了《七侠荡寇志》，成为我们最喜爱的西部片。整整一个冬天，哈桑和我轮流戴那顶帽子，唱着那首著名的电影主题曲，爬上雪堆，打雪仗。
我们在前门脱掉手套，擦掉靴子上的雪。我们走进门廊，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铁炉前面，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秃头印度人，他穿着棕色西装，系着红领带。
“哈桑，”爸爸说，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来见见你的生日礼物。”
哈桑和我茫然对视。那儿没有见到任何包着礼物的盒子，没有袋子，没有玩具，只有站在我们后面的阿里，还有爸爸，和那个看上去像数学老师的印度人。
身穿棕色西装的印度人微笑着，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库玛大夫，”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他的法尔西语带着浓厚的印度卷舌音。
“你好。”哈桑惴惴说。他礼貌地点点头，但眼睛却望向站在他后面的父亲。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
爸爸望着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从新德里请来库玛大夫，库玛大夫是名整容外科医生。”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印度人——库玛大夫说。
哈桑摇摇头。他带着询问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耸耸肩。我只知道，人们要是得了阑尾炎，就得去找外科医生医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此前一年，有个同学死于阑尾炎，我们老师说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医生。我们两个齐齐望向阿里，但从他那里当然也得不到答案。跟过去一样，他仍是木无表情，但眼神变得严肃一些。
“这么说吧，”库玛大夫说，“我的工作是修理人们的身体，有时是人们的脸庞。”
“噢，”哈桑说，他看看库玛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说。
“这不是份寻常的礼物，我知道。”爸爸说，“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这份礼物会陪伴你终生。”
“噢，”哈桑说，他舔舔嘴唇，清清喉咙，说：“老爷，这……这会不会……”
“别担心，”库玛大夫插嘴说，脸上带着微笑，“不会让你觉得很痛的。实际上，我会给你用一种药，你什么都不会记得。”
“噢。”哈桑说。他松了一口气，微笑着，但也只是松了一口气。“我不是害怕，老爷，我只是……”哈桑也许是个傻瓜，我可不是。我知道要是医生跟你说不会痛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医生也是这么对我说，安慰说那不会很痛。但那天深夜，麻醉药的药性消退之后，感觉像有人拿着又红又热的木炭在烫我的下阴。爸爸为什么要等到我十岁才让我割包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情之一。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可以乞换来爸爸的怜悯。太不公平了，哈桑什么都没干，就得到爸爸的爱护，他不就是生了那个愚蠢的兔唇吗？
手术很成功。他们刚解掉绷带的时候，我们多少都有点吃惊，但还是像库玛大夫先前交代的那样保持微笑。但那并不容易，因为哈桑的上唇看起来又肿又怪，没有表皮。护士递给哈桑镜子的时候，我希望他哭起来。哈桑深深地看着镜子，若有所思，阿里则紧紧握住他的手。他咕哝了几句，我没听清楚。我把耳朵凑到他唇边，他又低声说了一遍。
“谢谢。”
接着他的嘴唇扭曲了，当时，我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微笑。就像他从母亲子宫里出来时那样微笑着。
随着时间的过去，肿胀消退，伤口弥合。不久，他的嘴唇上就只剩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缝合线。到下一个冬天，它变成淡淡的伤痕。说来讽刺，正是从那个冬天之后，哈桑便不再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