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树上的眼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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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的腿就是修银鱼水库的时候断掉的。那年公社书记发动全公社的人在银鱼洞下面修水库，书记说要吃白米饭就得拼命。自古以来，冉姓坝除了洼地里有几丘冷水田，四面山坡都是玉米地。他们不叫玉米，玉米二字太洋气了，他们叫它“苞喔”。地里只出苞喔，那就只能吃苞喔。那些饭量大的人，就叫他苞喔口袋。不常吃的人，偶尔吃一顿还觉得好吃。上甑前用柔软滋润的大米饭打底，蒸熟后拌一下，吃起来又香又软。一年四季吃苞喔饭可是另外一回事，里面一粒米也没有，玉米面一见风就变硬，吃进嘴里满口钻，要用舌头把它团到牙齿底下才能咀嚼，嚼起来像嚼沙子。嚼得太阳穴发烫，终于嚼软了，使劲咽下时眼睛鼓凸，眼珠子都要被挤出来似的，眼眶里涌出泪花，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毛糙地刮了一下，一团坚硬的包谷饭这才踏实地落到肚子里去。玉米少有新鲜的，收回来就架在炕架上，烘干后再移到楼笆上面储存，不管什么颜色的玉米全都被熏成黑黄黑黄的苞喔，吃起来有股呛人的烟味儿。
公社书记又矮又胖，走起路来像打滚似的。他干劲十足，吃住在工地上，以一块门板当床，用装水泥的纸袋当被子。他有一个铁哨子，见到不合心意的事就把铁哨子吹得刺耳让你头皮发麻。天不见亮就催工干活，干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谁在路上掉了一块土，或者没把挑土的筲箕装满，他悄悄走上去，突然把哨子一吹，把人吓，导双脚直跳。谁敢骂他，他就不用挂在胸前的公章给他盖“泥巴票”，没有“泥巴票”生产队的会计就不给他计工分。
舅舅对此毫无怨言。
有一次县长来了，站在山坡上讲话：“贫下中农同志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才是我们的好兄弟，我们要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解放全人类而共同奋斗！今冬明春，我们大干快干抓革命促生产……”为了听领导讲话而歇憩的农民坐在扁担上或者背篓上，若有所思地卷着叶子烟，懒心无肠地说着家长里短。等他们重新背上泥巴，怎么也不可能把背篓里的黄土和解放全人类联系起来，不知道这和坦桑尼亚人或者阿尔巴尼亚有什么关系。你吃你的包喔饭，你帮他们干什么，说不定你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活，人家正挖空心思整治你呢。
但舅舅能正确理解这些话，不为解放全人类也得这么干，要不然吃了那么多苞喔饭干什么？吃了可以不干活么？他认为，活着的奥义就是吃苞喔饭和白米饭，其他都是扯蛋。
舅舅是拖碾子的，这是最苦的活，工分高。所谓的碾子，是一个巨大的圆柱状水泥墩，用它来把泥土轧平压实。十六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拖着它碾过来碾过去，拖一天下来，放下绳子时有种身轻如燕之感，走起路来却像在戏台上一样矫揉造作，脚步太重，而身体太轻了。最吃力的是起步，十六个人一起使劲都不行，还得有几个好劳力搭把手。只要连续滚动起来，每个人的肩上就会轻松许多。但每天起步的次数太多了，拖过去拖过来需要调头就不说了，单是陷进松软的泥土里的次数就不计其数。新铺的土压实了，压光滑了，拖起来并不难，他们可以像开玩笑一样拖着它飞跑。每到这时候他们会哈哈大笑，那些背着土的人也会跟着笑。还没笑够，新的泥土又铺了上去，吃不完的苦头又来了。
舅舅拉纤的位置相当于辕马，和另外三个人在最后一排。起步的时候，双脚一前一后挪开半步，身体弯如犁辕，头顶着前面一排纤夫的屁股，猛地一使劲，大碾子找到熟路似的，不快不慢地滚起来，这时他们才打开撅成一团的屁股，认命似的一步一点头拖着碾子前进。大碾子压平了松土，也压平了他们的脚印。
那天大碾子被一块石头顶住了，增加了八个人也没能把它拖翻过去。指挥长又叫来八个人，三十二个人拉紧绳子，喊了一声“嗨哟”，大碾子一下子滚了过来，肩上的绳子突然一松，舅舅摔倒在地上，碾子把他的双脚压扁了。送到医院，医生把他的双脚切掉了。
副镇长带来的投资人听了舅舅的喊叫，拍屁股走了。副镇长如果做成这桩事就是最大的政绩，下次换届选举，说不定就当镇长，他的愤怒可想而知。
从舅舅第一天阻止这事开始，村里人就争得不可开交。一派叫道：这个老者有神经病！山庄建好了，村里人打个临工，卖点小菜，或者借势做点生意，多好的事情呀？另一派则不肯苟同：不要想那些好事，这么多年来，镇里村里，好事落到过你我的头上吗？还不是那些和他们沾亲带故的人才能沾光。水库一旦被挖垮了，污染了，满坝的稻田哪来水灌溉？他干不好了撤走了事，我们可是坐地户，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呀！
投资人不投资了，村民的争论失去了意义，但怒不可遏的副镇长扬言要舅舅承担一切后果。舅舅呢，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副镇长说：“随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还怕坐牢么？”
我想哪至于判刑坐牢，舅舅的做法够不上犯罪，法律上讲不通的。我叫大表哥放心，副镇长不过是吓唬人而已，真要告上法庭，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向在老家工作的同学打听了一下，他们说镇里的干部是很讨厌我舅舅的，但起诉一事，镇里的领导会上的确说过，暂时还没什么具体动作，究竟怎么处理，他们也不知道。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表哥没再打电话来，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我放心了。
再次回到老家见到舅舅，已经是半年后的事了。我特地选了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去他家，想知道他在树上会不会看见我。
可直到走进院子，我才发现他不在树上，并且也没像以前那样在屋檐下编筐。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生病了？
进屋后，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他在厢房掰玉米。横拿着玉米棒子，往钉了块胶鞋底的木板上用力一搓，玉米粒哗啦地落下来。屋子里一边是玉米粒，一边是玉米棒子，中间没用任何东西隔开，就让它们混在一起。我进去后，他移动两条板凳走到椅子前，一歪屁股坐到板凳上，再抓住扶手爬到椅子上去，要给我倒水。我忙说自己来。
“村子里不是有脱粒机吗？怎么不用那个。”
“用不着。”
“是不是大表哥舍不得钱呀，听说脱粒机租一天三十。”
“不是钱的问题。”他说。
“这么多，好久才搓得完呀？”
“搓不了好久，反正我又没别的事。”
“我听说，现在连副镇长都怕你了，都不敢到冉姓坝来了，你真厉害呀。”我以为这个玩笑可以让他高兴，没料到他看了我一眼：“怕我？怕我就不到处挖坟了。”说着生气把玉米棒子向下一擦，划拉下一大把玉米。
这时在辣椒厂打工的表哥表嫂回来了。辣椒厂是重庆一个食品厂的分厂，正在搞基建，冉姓坝好多人都在那里做工。
大表哥还是老样子，慢吞吞的。表嫂则抑制不住兴奋，因为辣椒厂建好后她可以去当工人，往玻璃瓶里灌装各种油辣椒。
从大表哥的话中得知，舅舅已经不上树了。我问是不是副镇长或者什么人不准他上，或者是村里别的人甚至家里人不准他上，他说都不是，是他自己不想看也不想吼了。
“怎么了？”我略为不安地去问舅舅，“为什么不到树上去了？”
“上去干什么呀？”他反问我，继续掰他的玉米，我在屋子外面和大表哥说的话他大概听见了，他说：“没什么好看的，看得我眼睛胀！”积聚在心头的不快使他激动起来，但随即以一种自暴自弃的语气嘟囔着：“看树，树早就被砍了……看山，山早就变样了……看人，早就不是以前那些人了……幸好我死也死得了……竹儿回来，怕也找不到路了……”他的眼泪滚出来了。
我尽力安慰他，应该往宽处想，这些年变化大，说明社会进步快，村里人有钱了，生活质量提高了，是好事嘛。
“我晓得是好事，可就是忍不住，心头怪怪的。”他说。
从舅舅家出来，我看见有人正在测量地形。在舅舅家对面，将建一座水泥厂，这个厂以前在市里面，嫌排污费太贵，选来选去，看中了冉姓坝储量丰富的石灰岩和黏土岩，决定搬到乡下来。据说，还有一个中药制药厂，也正在商谈当中。
舅舅的腿就是修银鱼水库的时候断掉的。那年公社书记发动全公社的人在银鱼洞下面修水库，书记说要吃白米饭就得拼命。自古以来，冉姓坝除了洼地里有几丘冷水田，四面山坡都是玉米地。他们不叫玉米，玉米二字太洋气了，他们叫它“苞喔”。地里只出苞喔，那就只能吃苞喔。那些饭量大的人，就叫他苞喔口袋。不常吃的人，偶尔吃一顿还觉得好吃。上甑前用柔软滋润的大米饭打底，蒸熟后拌一下，吃起来又香又软。一年四季吃苞喔饭可是另外一回事，里面一粒米也没有，玉米面一见风就变硬，吃进嘴里满口钻，要用舌头把它团到牙齿底下才能咀嚼，嚼起来像嚼沙子。嚼得太阳穴发烫，终于嚼软了，使劲咽下时眼睛鼓凸，眼珠子都要被挤出来似的，眼眶里涌出泪花，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毛糙地刮了一下，一团坚硬的包谷饭这才踏实地落到肚子里去。玉米少有新鲜的，收回来就架在炕架上，烘干后再移到楼笆上面储存，不管什么颜色的玉米全都被熏成黑黄黑黄的苞喔，吃起来有股呛人的烟味儿。
公社书记又矮又胖，走起路来像打滚似的。他干劲十足，吃住在工地上，以一块门板当床，用装水泥的纸袋当被子。他有一个铁哨子，见到不合心意的事就把铁哨子吹得刺耳让你头皮发麻。天不见亮就催工干活，干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谁在路上掉了一块土，或者没把挑土的筲箕装满，他悄悄走上去，突然把哨子一吹，把人吓，导双脚直跳。谁敢骂他，他就不用挂在胸前的公章给他盖“泥巴票”，没有“泥巴票”生产队的会计就不给他计工分。
舅舅对此毫无怨言。
有一次县长来了，站在山坡上讲话：“贫下中农同志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才是我们的好兄弟，我们要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解放全人类而共同奋斗！今冬明春，我们大干快干抓革命促生产……”为了听领导讲话而歇憩的农民坐在扁担上或者背篓上，若有所思地卷着叶子烟，懒心无肠地说着家长里短。等他们重新背上泥巴，怎么也不可能把背篓里的黄土和解放全人类联系起来，不知道这和坦桑尼亚人或者阿尔巴尼亚有什么关系。你吃你的包喔饭，你帮他们干什么，说不定你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活，人家正挖空心思整治你呢。
但舅舅能正确理解这些话，不为解放全人类也得这么干，要不然吃了那么多苞喔饭干什么？吃了可以不干活么？他认为，活着的奥义就是吃苞喔饭和白米饭，其他都是扯蛋。
舅舅是拖碾子的，这是最苦的活，工分高。所谓的碾子，是一个巨大的圆柱状水泥墩，用它来把泥土轧平压实。十六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拖着它碾过来碾过去，拖一天下来，放下绳子时有种身轻如燕之感，走起路来却像在戏台上一样矫揉造作，脚步太重，而身体太轻了。最吃力的是起步，十六个人一起使劲都不行，还得有几个好劳力搭把手。只要连续滚动起来，每个人的肩上就会轻松许多。但每天起步的次数太多了，拖过去拖过来需要调头就不说了，单是陷进松软的泥土里的次数就不计其数。新铺的土压实了，压光滑了，拖起来并不难，他们可以像开玩笑一样拖着它飞跑。每到这时候他们会哈哈大笑，那些背着土的人也会跟着笑。还没笑够，新的泥土又铺了上去，吃不完的苦头又来了。
舅舅拉纤的位置相当于辕马，和另外三个人在最后一排。起步的时候，双脚一前一后挪开半步，身体弯如犁辕，头顶着前面一排纤夫的屁股，猛地一使劲，大碾子找到熟路似的，不快不慢地滚起来，这时他们才打开撅成一团的屁股，认命似的一步一点头拖着碾子前进。大碾子压平了松土，也压平了他们的脚印。
那天大碾子被一块石头顶住了，增加了八个人也没能把它拖翻过去。指挥长又叫来八个人，三十二个人拉紧绳子，喊了一声“嗨哟”，大碾子一下子滚了过来，肩上的绳子突然一松，舅舅摔倒在地上，碾子把他的双脚压扁了。送到医院，医生把他的双脚切掉了。
副镇长带来的投资人听了舅舅的喊叫，拍屁股走了。副镇长如果做成这桩事就是最大的政绩，下次换届选举，说不定就当镇长，他的愤怒可想而知。
从舅舅第一天阻止这事开始，村里人就争得不可开交。一派叫道：这个老者有神经病！山庄建好了，村里人打个临工，卖点小菜，或者借势做点生意，多好的事情呀？另一派则不肯苟同：不要想那些好事，这么多年来，镇里村里，好事落到过你我的头上吗？还不是那些和他们沾亲带故的人才能沾光。水库一旦被挖垮了，污染了，满坝的稻田哪来水灌溉？他干不好了撤走了事，我们可是坐地户，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呀！
投资人不投资了，村民的争论失去了意义，但怒不可遏的副镇长扬言要舅舅承担一切后果。舅舅呢，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副镇长说：“随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还怕坐牢么？”
我想哪至于判刑坐牢，舅舅的做法够不上犯罪，法律上讲不通的。我叫大表哥放心，副镇长不过是吓唬人而已，真要告上法庭，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向在老家工作的同学打听了一下，他们说镇里的干部是很讨厌我舅舅的，但起诉一事，镇里的领导会上的确说过，暂时还没什么具体动作，究竟怎么处理，他们也不知道。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表哥没再打电话来，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我放心了。
再次回到老家见到舅舅，已经是半年后的事了。我特地选了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去他家，想知道他在树上会不会看见我。
可直到走进院子，我才发现他不在树上，并且也没像以前那样在屋檐下编筐。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生病了？
进屋后，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他在厢房掰玉米。横拿着玉米棒子，往钉了块胶鞋底的木板上用力一搓，玉米粒哗啦地落下来。屋子里一边是玉米粒，一边是玉米棒子，中间没用任何东西隔开，就让它们混在一起。我进去后，他移动两条板凳走到椅子前，一歪屁股坐到板凳上，再抓住扶手爬到椅子上去，要给我倒水。我忙说自己来。
“村子里不是有脱粒机吗？怎么不用那个。”
“用不着。”
“是不是大表哥舍不得钱呀，听说脱粒机租一天三十。”
“不是钱的问题。”他说。
“这么多，好久才搓得完呀？”
“搓不了好久，反正我又没别的事。”
“我听说，现在连副镇长都怕你了，都不敢到冉姓坝来了，你真厉害呀。”我以为这个玩笑可以让他高兴，没料到他看了我一眼：“怕我？怕我就不到处挖坟了。”说着生气把玉米棒子向下一擦，划拉下一大把玉米。
这时在辣椒厂打工的表哥表嫂回来了。辣椒厂是重庆一个食品厂的分厂，正在搞基建，冉姓坝好多人都在那里做工。
大表哥还是老样子，慢吞吞的。表嫂则抑制不住兴奋，因为辣椒厂建好后她可以去当工人，往玻璃瓶里灌装各种油辣椒。
从大表哥的话中得知，舅舅已经不上树了。我问是不是副镇长或者什么人不准他上，或者是村里别的人甚至家里人不准他上，他说都不是，是他自己不想看也不想吼了。
“怎么了？”我略为不安地去问舅舅，“为什么不到树上去了？”
“上去干什么呀？”他反问我，继续掰他的玉米，我在屋子外面和大表哥说的话他大概听见了，他说：“没什么好看的，看得我眼睛胀！”积聚在心头的不快使他激动起来，但随即以一种自暴自弃的语气嘟囔着：“看树，树早就被砍了……看山，山早就变样了……看人，早就不是以前那些人了……幸好我死也死得了……竹儿回来，怕也找不到路了……”他的眼泪滚出来了。
我尽力安慰他，应该往宽处想，这些年变化大，说明社会进步快，村里人有钱了，生活质量提高了，是好事嘛。
“我晓得是好事，可就是忍不住，心头怪怪的。”他说。
从舅舅家出来，我看见有人正在测量地形。在舅舅家对面，将建一座水泥厂，这个厂以前在市里面，嫌排污费太贵，选来选去，看中了冉姓坝储量丰富的石灰岩和黏土岩，决定搬到乡下来。据说，还有一个中药制药厂，也正在商谈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