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树上的眼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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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舅舅。老家的人偶尔来贵阳，或者在什么地方与他们不期而遇，只要提到我的舅舅，他们就会哈哈大笑。
舅舅七十岁了，从我母亲嫁给我父亲那天开始，他就等着我们一个个出生，然后给我们当舅舅。也就是说，他以前并没什么特别之处。1976年，他的双腿在水库工地上被压断了，成了一个矮别人一截的小老头。从那以后他哪里也没去过，整天坐在屋檐下编筐、编箧、编筛子、斗箕，凡是用竹子编得出来的，日常生活用得着的东西，他都能编。每到赶场天，表哥何国良把他编好的东西挑到香溪去卖。
虽然编了几十年，舅舅的手艺一直没什么长进，编出来的东西蛮笨，蛮笨的优点是结实耐用。三十多年来，这些粗笨的篾器进入家家户户，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头用具。我想，乡亲们的审美水平因此止步不前，舅舅是难辞其咎的，因为耳濡目染嘛。好在乡亲们历来对好看呀美呀什么的嗤之以鼻，认为有实际的用处才是最高境界。
舅舅名声大噪之前，村里人常常看到他编的篾器，但很少看到他本人。因为失去双腿后，他的活动范围最远不会超过五十米。一般来说以屋檐为界，特殊情况下达到院子以远，三十岁以下的人有的一次也没见过。如果因为什么事去他家，看着他时，出于礼貌，不去看他的腿，也不丈量他的身高。可他看着你时，总是用一种不服气的眼神丈量着你的身高。
舅舅走路靠两张板凳。双肘支撑在板凳上，身体向前荡一下，挺直身体，移动板凳，再荡一下。每荡一下就是一步。当他用只剩下一半的大腿立在地上时，如果你正好在他身边，你的大腿的相同部位会有一种痒酥酥的害怕的感觉。
他身上的每件东西都很特别，但没人想要这些：短柱似的大腿上穿着他自己编织的草鞋，是用精心挑选的糯谷草做的，刚做好的时候像两个圆圆的金黄的大饼；手肘上绑着磨得发亮的橡胶，这是开小四轮的冉良坤送给他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张总是怒气冲冲的脸。
对一个哪里也去不了的人，他的怒气是很容易理解的。但要正确理解却又是很难的，天天和他在一起的人不可能不遭受折磨。我去看他，他当然不生气，但因为平时常生气，脸上的扭曲日渐严重，即便他没生气，你也会误以为他对你有意见。有时候，他看着你，脸上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像要把谁大骂一顿似的，就像他虽然脾气暴躁，但由于心里纷乱，使他没法把想到的事向别人说出来。看上那么两三分钟，扰乱心绪的东西终于被压了下去，他到屋子外面转一圈再回来，怒气并未完全消失，却多了一层不解与狐疑。
换一个地方，也许可以给他买辆轮椅。可是在冉姓坝不行，至少对舅舅来说不行，他家在一面山坡上。院子很小，正对面有一片茂盛的竹林，竹林外面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小路上有青石垒砌的台阶，或者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浅沟。小路穿过稻田，走上一条乡村公路，乡村公路蜿蜒至镇上，镇上的沥青路可以到达北京、上海以至更远的地方。但是，对舅舅而言，他只能是屋檐下的一个小黑点。这个小黑点抬起头，只能看见一块形状不规则的天空。即使有轮椅，他的活动范围也不会超出院子。
我特地给他买了一副望远镜，让他不时到竹林边去，往马路上看看，往村子里看看，消消气，多活几年。我以为看远一点，知道的事多一点，他的脾气说不定会小一些，这样不光对他自己的身体好，对家里人也大有好处。
给他送望远镜去那天，我把他背到竹林外面的小路上。当他从望远镜里看到马路上一条被嗅觉引领时而小跑时而停下的黑狗时，他脸上的笑容天真得像一个十足的大傻瓜。通过望远镜，能够清楚地看见狗嘴流出的哈喇子和云钩似的尾巴上的绒毛。拿开望远镜，他用肉眼看了看，发现他居然是自家的狗，他像受到善意的愚弄似的开心不已。
“它天天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从来没有看得这么清楚过，它的尾巴上有个瘩子，嘿，狗也长痦子。”
其实不是痦子，是被什么毒虫叮咬后留下的红疙瘩。
接下来我们还看见在地里锄草的春梅和她大姐。春梅是个胖姑娘。她们一边干活一边说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她们的嘴一动一动的，却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不过这比听见她们说什么还好玩。
看走在马路上的人也很有意思，凭眼睛看，每个人走路的样子差别并不大。但是用望远镜一看，区别就出来了。有人走路一跳一跳的，就像腿上装了弹簧。有人走路根本不看路，满脸心事，任凭双脚把他往前面带，踩到石子或者牛粪了，离双脚最远脑袋首先反应过来，但脑袋之下的身体想停止已经来不及了，这时那副表情不是懊恼，而是傻里傻气，有如梦里醒来。有人走路脚后跟先着地，舅舅叫这种人“大马瘫”，这种人的脚板往往比较宽，身上的力气大，但行动迟缓，走路时喜欢东张西望。那些脚尖先着地的人则正好相反，舅舅叫他们“机灵鬼”。舅舅不喜欢“大马瘫”，喜欢“机灵鬼”。我和他相反，总觉得人越机灵，越爱占小便宜。我们没搞争论，因为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下一个观察目标上去了。
这天晚上，舅舅的笑容把全家人都传染了。连对他早就厌烦透顶的表，嫂也忍不住说：“我以为早就不会笑了哩，要是天天都像这样子，我煮的饭都要香些。”
我对大表哥说：“让他在小路上看一阵后换个地方，不能叫他老在一个地方看。”大表哥说：“没问题，只要他高兴，就是爬到树上去看都行。”
大表哥不过是打一个比方，可舅舅却听进去了。我离开老家后没多久，我妈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舅舅现在天天上树。
“他自己爬上去的？”
“不是，是你大表哥把他吊上去的。”
舅舅专门编了一只大箩筐，用上等的棕丝纺了一根长绳子，然后钻床底下把几十年前从水库工程拿回来的一个滑轮找出来。他家竹林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板栗树。每天大表哥下地之前，把舅舅装在箩筐里，用绳子和滑轮把他吊到树桠上去，回家吃饭时再把他放下来。我妈说，舅舅现在心情好得很，下雨天不上树，仍编筐，编的筐也比以前好看些了。
我有几分得意，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既实在又简单的事情，能够让一个心情压抑的人快乐起来，应该比造七级浮屠更有功德吧？
几个月后应本地一所大学邀请去讲课，讲“文学与传媒”，不是一个讲座，而是正儿八经的课程。我没上过大学，现在却要去大学当老师，觉得这事意义重大。生活中凡是有重大的事我都要回老家看看父母，这次也不例外。
还没进村，我就听到了舅舅的笑话，一位在林业站当所长的同学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我舅舅在树上看见有两个人偷情，他用喇叭朝他们喊：“对面山坡上的，包谷林里那两个，我看见你们了，你们那是在干啥子，笑人呀不。”两个人忙蹲下去。可玉米只有筷子那么高，什么也遮不住。舅舅说：“蹲下去我也看得见。”两个人急切地想找个藏身之处。舅舅说：“不要藏了，各自回家吧，你们哪样都没有做，我可以证明。”
他什么时候有个喇叭呀？回到家才知道，是他侄儿给他的。他侄儿在城里收荒货，骑着一辆三轮车，手持喇叭，走到某幢居民楼下面，也不管人家是在吃饭还是睡觉，扯起嗓门就喊：“有废书废报啤酒瓶的拿来卖！”前不久改行卖水果去了，把喇叭带回来给了他大伯。
这就是说，自从他有了望远镜和喇叭，冉姓坝人就没什么秘密了，他把他们的秘密全抖搂出来了。
那天梁书家的顺手摘了别人的一个瓜，舅舅看见了，他说：“噫，你家菜园里没有啊，一个瓜都要偷人家的。”梁书家的把瓜藏在衣服下面，舅舅说：“那么大一个瓜，藏得住呀？”梁书家的把瓜丢进草丛，不敢要了。但舅舅仍然不放过她：“有你这样糟蹋圣贤的吗？摘下来又丢了，又不是河沟里的鹅石宝（鹅卵石），那是一个瓜呀。”梁书家的被逼急了，望着舅舅的方向破口大骂。她的话舅舅一句也听不见，舅舅说：“你在给梁书念经吗？要念回家去当着他的面念呀，隔山隔水的他哪里听得见。”
诸如此类小偷小摸的事，全都逃不过舅舅的望远镜和小喇叭，他成了乡村道德的评判者和监督者，凡是他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他也敢说。
他有时也会回头看看院子里的狗，看看院子里的鸡。看见狗撒欢，他说它，高兴啥子哇你？你又不是乡长，天天都有人舔你的肥捧你的骚，不晓得有啥子好高兴的！看见母鸡从鸡窝里出来，咯答咯答地叫，他斥责它下的蛋太小，不应该“个大个大”地自夸。母鸡不叫了，躲到看不见的地方找虫虫去了。他回过头继续批评狗：“你呀，光晓得吃饭，连个麻雀蛋都生不出来。”
我去舅舅家时，天色已晚，路过一片玉米地，听见玉米叶被锄头碰得哗啦响。心想，农村人和城里人区别太大了。在城里，即便是吃低保的，这么晚了也不至于还要干活，尤其是这么累的活。我上中学时，从学校一回来就帮父母干活，夜里栽过烟苗，犁过稻田。新栽的烟苗由于须根被拔断了，加上手掌的温度，栽下去后处于半枯萎状态，白天栽容易被太阳晒死。夜里铧田则是为了抢山水，在大雨停歇前不把田犁好，大雨一过，树林里没水流出来，弄不好插不成秧，耽误一季收成。
生活在这种地方，那就，必须得这么干，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并不觉得累。但有时会有一点点懊恼：一辈子都在干这些，怎么永远也干不完呢。有时还会有一种模糊的忧伤：我们真的是这些土地的主人吗？为什么过得这么难呀？不过，在某些时候，心头又会涌起对锄头的爱，对和自己一起干活的人的爱，对玉米叶沙沙作响的爱，觉得别人也这样活着，自己当然也应该这样活着。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这时锄头便像长了眼睛一样，在密密蓬蓬的植株里左冲右突，野草皈心服法地倒下，玉米像不堪娇羞小女孩一样，浑身战栗，保证自己一定好好生长。
“还看得见吗？小心挖到脚指头！”我故意大声说。回到老家，用他们熟悉的戏谑的语气和他们打招呼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会觉得你没有忘本。
锄头停下了，但没有出声。
我用手电晃了一下，虽然只晃了一下，但我认出来了，正是那个在玉米地里和情人幽会被舅舅搅黄的小媳妇。我的尴尬真是无法形容，即使绕地球一圈回来，也仍然会觉得尴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尴尬。
我想说，对不起，不知道是你。但这样说显然不对，我的本意是不知道是个女的，而不是另有所指。但一旦开口，似乎总是另有所指。我说：“这地是你家的呀，我不知道是你家的。”
我的声音变了，从冉姓坝的声音一下变成某种办公室的声音。除了有点虚伪，还有几分冷漠。好像有点儿怕她。我觉得自己真是莫名其妙。
“是田表叔呀。表叔你回来了？”她倒没半点尴尬。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还没薅完哩，薅完这点就回家！”她爽朗地说。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还有什么好说的，走了两步，并没有想到马上离开，但她的锄头已经哗哗响起来，我解脱般地加快了步伐。
舅舅家已经吃过饭了。我一到，表嫂忙又去煮饭。在冉姓坝这里，招待贵宾就是煮饭给你吃，不管你吃过与否。
舅舅和大表哥在看电视，大表哥才四十岁，老相已经刻在脸上了。可他的眼睛一盯到电视上就像十多岁的孩子一样满脸傻乎乎的，把电视里的一切都当成真事，从不怀疑。这方面舅舅和他差不多，但他看电视不像儿子那么认真，看不了多大一会儿就会把头勾到胸前，不时抬头看一眼，迷迷糊糊的，直到关机才彻底清醒过来。我进屋后，刚开始他们都很兴奋，但没过多久就恢复了常态，难为情地保持着某种庄重，还有几分木讷。大表哥以素有的顺从听我和舅舅讲话，不时瞟一眼厨房，就像担心表嫂忙不过来，但他一次也没有起身去帮忙。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没有看见你？”舅舅问，仿佛我从他的望远镜里悄然潜回而他居然没看见，他有些不甘。
“三点半，同学开车送我回来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是哪个同学？”舅舅认真地问。
直到我把这个同学的老家在哪儿，父亲叫什么名字，老婆在哪里上班等全都回答清楚，舅舅才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他对上树以来的生活有何看法甚至总结，虽然他不甚明了什么叫“看法”，更不会以用什么总结去安排下一步的生活。因为我在办公室呆惯了，这两个词不但成了常用词，有时还是关键词。我把话题往这方面引，每当他应该交出他的看法或总结时，他只用半句话或者一两个字就把我打发了。
问他为什么看人家送块腊肉给村长也要说，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好耍。”他说。
有人对被看得干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颇为难受。
他说：“我才不管。”
我说，除了看人，还可以看看树呀、鸟呀，尤其是鹰，鹰不但抓小鸡，还在空中扑别的鸟。他说：“没看头。”
表嫂把饭菜摆上桌，我只吃了半碗，大表哥和舅舅则吃了两碗，就像他们的肚子随时有空隙，只要有饭就能填进去，并且速度极快，吃菜的声音很响。
吃完后，舅舅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打盹，一会儿打盹，一会儿醒来，每次醒来都能接上中断的话。我叫他去睡，他说他的瞌睡又没来。我知道他是为了留下来陪我，以为这是对在外工作的人应有的尊重。
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舅舅。老家的人偶尔来贵阳，或者在什么地方与他们不期而遇，只要提到我的舅舅，他们就会哈哈大笑。
舅舅七十岁了，从我母亲嫁给我父亲那天开始，他就等着我们一个个出生，然后给我们当舅舅。也就是说，他以前并没什么特别之处。1976年，他的双腿在水库工地上被压断了，成了一个矮别人一截的小老头。从那以后他哪里也没去过，整天坐在屋檐下编筐、编箧、编筛子、斗箕，凡是用竹子编得出来的，日常生活用得着的东西，他都能编。每到赶场天，表哥何国良把他编好的东西挑到香溪去卖。
虽然编了几十年，舅舅的手艺一直没什么长进，编出来的东西蛮笨，蛮笨的优点是结实耐用。三十多年来，这些粗笨的篾器进入家家户户，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头用具。我想，乡亲们的审美水平因此止步不前，舅舅是难辞其咎的，因为耳濡目染嘛。好在乡亲们历来对好看呀美呀什么的嗤之以鼻，认为有实际的用处才是最高境界。
舅舅名声大噪之前，村里人常常看到他编的篾器，但很少看到他本人。因为失去双腿后，他的活动范围最远不会超过五十米。一般来说以屋檐为界，特殊情况下达到院子以远，三十岁以下的人有的一次也没见过。如果因为什么事去他家，看着他时，出于礼貌，不去看他的腿，也不丈量他的身高。可他看着你时，总是用一种不服气的眼神丈量着你的身高。
舅舅走路靠两张板凳。双肘支撑在板凳上，身体向前荡一下，挺直身体，移动板凳，再荡一下。每荡一下就是一步。当他用只剩下一半的大腿立在地上时，如果你正好在他身边，你的大腿的相同部位会有一种痒酥酥的害怕的感觉。
他身上的每件东西都很特别，但没人想要这些：短柱似的大腿上穿着他自己编织的草鞋，是用精心挑选的糯谷草做的，刚做好的时候像两个圆圆的金黄的大饼；手肘上绑着磨得发亮的橡胶，这是开小四轮的冉良坤送给他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张总是怒气冲冲的脸。
对一个哪里也去不了的人，他的怒气是很容易理解的。但要正确理解却又是很难的，天天和他在一起的人不可能不遭受折磨。我去看他，他当然不生气，但因为平时常生气，脸上的扭曲日渐严重，即便他没生气，你也会误以为他对你有意见。有时候，他看着你，脸上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像要把谁大骂一顿似的，就像他虽然脾气暴躁，但由于心里纷乱，使他没法把想到的事向别人说出来。看上那么两三分钟，扰乱心绪的东西终于被压了下去，他到屋子外面转一圈再回来，怒气并未完全消失，却多了一层不解与狐疑。
换一个地方，也许可以给他买辆轮椅。可是在冉姓坝不行，至少对舅舅来说不行，他家在一面山坡上。院子很小，正对面有一片茂盛的竹林，竹林外面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小路上有青石垒砌的台阶，或者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浅沟。小路穿过稻田，走上一条乡村公路，乡村公路蜿蜒至镇上，镇上的沥青路可以到达北京、上海以至更远的地方。但是，对舅舅而言，他只能是屋檐下的一个小黑点。这个小黑点抬起头，只能看见一块形状不规则的天空。即使有轮椅，他的活动范围也不会超出院子。
我特地给他买了一副望远镜，让他不时到竹林边去，往马路上看看，往村子里看看，消消气，多活几年。我以为看远一点，知道的事多一点，他的脾气说不定会小一些，这样不光对他自己的身体好，对家里人也大有好处。
给他送望远镜去那天，我把他背到竹林外面的小路上。当他从望远镜里看到马路上一条被嗅觉引领时而小跑时而停下的黑狗时，他脸上的笑容天真得像一个十足的大傻瓜。通过望远镜，能够清楚地看见狗嘴流出的哈喇子和云钩似的尾巴上的绒毛。拿开望远镜，他用肉眼看了看，发现他居然是自家的狗，他像受到善意的愚弄似的开心不已。
“它天天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从来没有看得这么清楚过，它的尾巴上有个瘩子，嘿，狗也长痦子。”
其实不是痦子，是被什么毒虫叮咬后留下的红疙瘩。
接下来我们还看见在地里锄草的春梅和她大姐。春梅是个胖姑娘。她们一边干活一边说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她们的嘴一动一动的，却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不过这比听见她们说什么还好玩。
看走在马路上的人也很有意思，凭眼睛看，每个人走路的样子差别并不大。但是用望远镜一看，区别就出来了。有人走路一跳一跳的，就像腿上装了弹簧。有人走路根本不看路，满脸心事，任凭双脚把他往前面带，踩到石子或者牛粪了，离双脚最远脑袋首先反应过来，但脑袋之下的身体想停止已经来不及了，这时那副表情不是懊恼，而是傻里傻气，有如梦里醒来。有人走路脚后跟先着地，舅舅叫这种人“大马瘫”，这种人的脚板往往比较宽，身上的力气大，但行动迟缓，走路时喜欢东张西望。那些脚尖先着地的人则正好相反，舅舅叫他们“机灵鬼”。舅舅不喜欢“大马瘫”，喜欢“机灵鬼”。我和他相反，总觉得人越机灵，越爱占小便宜。我们没搞争论，因为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下一个观察目标上去了。
这天晚上，舅舅的笑容把全家人都传染了。连对他早就厌烦透顶的表，嫂也忍不住说：“我以为早就不会笑了哩，要是天天都像这样子，我煮的饭都要香些。”
我对大表哥说：“让他在小路上看一阵后换个地方，不能叫他老在一个地方看。”大表哥说：“没问题，只要他高兴，就是爬到树上去看都行。”
大表哥不过是打一个比方，可舅舅却听进去了。我离开老家后没多久，我妈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舅舅现在天天上树。
“他自己爬上去的？”
“不是，是你大表哥把他吊上去的。”
舅舅专门编了一只大箩筐，用上等的棕丝纺了一根长绳子，然后钻床底下把几十年前从水库工程拿回来的一个滑轮找出来。他家竹林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板栗树。每天大表哥下地之前，把舅舅装在箩筐里，用绳子和滑轮把他吊到树桠上去，回家吃饭时再把他放下来。我妈说，舅舅现在心情好得很，下雨天不上树，仍编筐，编的筐也比以前好看些了。
我有几分得意，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既实在又简单的事情，能够让一个心情压抑的人快乐起来，应该比造七级浮屠更有功德吧？
几个月后应本地一所大学邀请去讲课，讲“文学与传媒”，不是一个讲座，而是正儿八经的课程。我没上过大学，现在却要去大学当老师，觉得这事意义重大。生活中凡是有重大的事我都要回老家看看父母，这次也不例外。
还没进村，我就听到了舅舅的笑话，一位在林业站当所长的同学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我舅舅在树上看见有两个人偷情，他用喇叭朝他们喊：“对面山坡上的，包谷林里那两个，我看见你们了，你们那是在干啥子，笑人呀不。”两个人忙蹲下去。可玉米只有筷子那么高，什么也遮不住。舅舅说：“蹲下去我也看得见。”两个人急切地想找个藏身之处。舅舅说：“不要藏了，各自回家吧，你们哪样都没有做，我可以证明。”
他什么时候有个喇叭呀？回到家才知道，是他侄儿给他的。他侄儿在城里收荒货，骑着一辆三轮车，手持喇叭，走到某幢居民楼下面，也不管人家是在吃饭还是睡觉，扯起嗓门就喊：“有废书废报啤酒瓶的拿来卖！”前不久改行卖水果去了，把喇叭带回来给了他大伯。
这就是说，自从他有了望远镜和喇叭，冉姓坝人就没什么秘密了，他把他们的秘密全抖搂出来了。
那天梁书家的顺手摘了别人的一个瓜，舅舅看见了，他说：“噫，你家菜园里没有啊，一个瓜都要偷人家的。”梁书家的把瓜藏在衣服下面，舅舅说：“那么大一个瓜，藏得住呀？”梁书家的把瓜丢进草丛，不敢要了。但舅舅仍然不放过她：“有你这样糟蹋圣贤的吗？摘下来又丢了，又不是河沟里的鹅石宝（鹅卵石），那是一个瓜呀。”梁书家的被逼急了，望着舅舅的方向破口大骂。她的话舅舅一句也听不见，舅舅说：“你在给梁书念经吗？要念回家去当着他的面念呀，隔山隔水的他哪里听得见。”
诸如此类小偷小摸的事，全都逃不过舅舅的望远镜和小喇叭，他成了乡村道德的评判者和监督者，凡是他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他也敢说。
他有时也会回头看看院子里的狗，看看院子里的鸡。看见狗撒欢，他说它，高兴啥子哇你？你又不是乡长，天天都有人舔你的肥捧你的骚，不晓得有啥子好高兴的！看见母鸡从鸡窝里出来，咯答咯答地叫，他斥责它下的蛋太小，不应该“个大个大”地自夸。母鸡不叫了，躲到看不见的地方找虫虫去了。他回过头继续批评狗：“你呀，光晓得吃饭，连个麻雀蛋都生不出来。”
我去舅舅家时，天色已晚，路过一片玉米地，听见玉米叶被锄头碰得哗啦响。心想，农村人和城里人区别太大了。在城里，即便是吃低保的，这么晚了也不至于还要干活，尤其是这么累的活。我上中学时，从学校一回来就帮父母干活，夜里栽过烟苗，犁过稻田。新栽的烟苗由于须根被拔断了，加上手掌的温度，栽下去后处于半枯萎状态，白天栽容易被太阳晒死。夜里铧田则是为了抢山水，在大雨停歇前不把田犁好，大雨一过，树林里没水流出来，弄不好插不成秧，耽误一季收成。
生活在这种地方，那就，必须得这么干，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并不觉得累。但有时会有一点点懊恼：一辈子都在干这些，怎么永远也干不完呢。有时还会有一种模糊的忧伤：我们真的是这些土地的主人吗？为什么过得这么难呀？不过，在某些时候，心头又会涌起对锄头的爱，对和自己一起干活的人的爱，对玉米叶沙沙作响的爱，觉得别人也这样活着，自己当然也应该这样活着。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这时锄头便像长了眼睛一样，在密密蓬蓬的植株里左冲右突，野草皈心服法地倒下，玉米像不堪娇羞小女孩一样，浑身战栗，保证自己一定好好生长。
“还看得见吗？小心挖到脚指头！”我故意大声说。回到老家，用他们熟悉的戏谑的语气和他们打招呼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会觉得你没有忘本。
锄头停下了，但没有出声。
我用手电晃了一下，虽然只晃了一下，但我认出来了，正是那个在玉米地里和情人幽会被舅舅搅黄的小媳妇。我的尴尬真是无法形容，即使绕地球一圈回来，也仍然会觉得尴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尴尬。
我想说，对不起，不知道是你。但这样说显然不对，我的本意是不知道是个女的，而不是另有所指。但一旦开口，似乎总是另有所指。我说：“这地是你家的呀，我不知道是你家的。”
我的声音变了，从冉姓坝的声音一下变成某种办公室的声音。除了有点虚伪，还有几分冷漠。好像有点儿怕她。我觉得自己真是莫名其妙。
“是田表叔呀。表叔你回来了？”她倒没半点尴尬。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还没薅完哩，薅完这点就回家！”她爽朗地说。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还有什么好说的，走了两步，并没有想到马上离开，但她的锄头已经哗哗响起来，我解脱般地加快了步伐。
舅舅家已经吃过饭了。我一到，表嫂忙又去煮饭。在冉姓坝这里，招待贵宾就是煮饭给你吃，不管你吃过与否。
舅舅和大表哥在看电视，大表哥才四十岁，老相已经刻在脸上了。可他的眼睛一盯到电视上就像十多岁的孩子一样满脸傻乎乎的，把电视里的一切都当成真事，从不怀疑。这方面舅舅和他差不多，但他看电视不像儿子那么认真，看不了多大一会儿就会把头勾到胸前，不时抬头看一眼，迷迷糊糊的，直到关机才彻底清醒过来。我进屋后，刚开始他们都很兴奋，但没过多久就恢复了常态，难为情地保持着某种庄重，还有几分木讷。大表哥以素有的顺从听我和舅舅讲话，不时瞟一眼厨房，就像担心表嫂忙不过来，但他一次也没有起身去帮忙。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没有看见你？”舅舅问，仿佛我从他的望远镜里悄然潜回而他居然没看见，他有些不甘。
“三点半，同学开车送我回来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是哪个同学？”舅舅认真地问。
直到我把这个同学的老家在哪儿，父亲叫什么名字，老婆在哪里上班等全都回答清楚，舅舅才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他对上树以来的生活有何看法甚至总结，虽然他不甚明了什么叫“看法”，更不会以用什么总结去安排下一步的生活。因为我在办公室呆惯了，这两个词不但成了常用词，有时还是关键词。我把话题往这方面引，每当他应该交出他的看法或总结时，他只用半句话或者一两个字就把我打发了。
问他为什么看人家送块腊肉给村长也要说，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好耍。”他说。
有人对被看得干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颇为难受。
他说：“我才不管。”
我说，除了看人，还可以看看树呀、鸟呀，尤其是鹰，鹰不但抓小鸡，还在空中扑别的鸟。他说：“没看头。”
表嫂把饭菜摆上桌，我只吃了半碗，大表哥和舅舅则吃了两碗，就像他们的肚子随时有空隙，只要有饭就能填进去，并且速度极快，吃菜的声音很响。
吃完后，舅舅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打盹，一会儿打盹，一会儿醒来，每次醒来都能接上中断的话。我叫他去睡，他说他的瞌睡又没来。我知道他是为了留下来陪我，以为这是对在外工作的人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