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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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犹太社团
考察公元2世纪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口和犹太社团的变化和发展，对于了解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十分重要。$首@发』因为从实质上讲，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是影响和决定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和犹太社团变化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
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犹太人遭到罗马占领者的残酷镇压，被杀戮被驱逐者不计其数，以色列故土一片狼藉。犹大地区的75个村庄中，犹太人全部绝迹。只有北部加利利地区破坏较小，加之不少幸存者逃亡那里，聚集了约40万犹太人。为了加强对犹太人的统治，罗马占领者不仅把犹大地区改名巴勒斯坦，还通过行政手段迫害犹太人。他们将以色列故土划归叙利亚，由罗马派驻叙利亚的总督尼格尔管辖。尼格尔对犹太人征收重税，实行使犹太人难以正常生活的苛政。
在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出现了较为自由的局面，大部分反犹法令被废除，犹太教公会亦恢复了活动，犹太人可以享有法律自主权。一所所犹太会堂随之兴起，《密西拿》编纂成功，经济繁荣，工商业获得发展，耶路撒冷再次出现了犹太居民点。
塞维鲁王朝瓦解后，巴勒斯坦因罗马帝国王位更迭和社会动乱而受到影响。农业欠收，赋税沉重，民不聊生，许多犹太人被迫逃离巴勒斯坦。
从3世纪末到4世纪末的100年间，是罗马帝国比较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对犹太人影响最大的是313年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确立，从而导致对异教，包括对犹太教的敌视和攻击。然而，朱利安皇帝执政给犹太人带来了希望。他不仅拨专款重建犹太圣殿和圣城耶路撒冷，而且下令减轻犹太人的赋税。犹太人纷纷返回圣城，在圣殿山上修建了一座犹太会堂。朱利安死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南部建立居民点的工作并未停止。虽然基督教势力大大增加，巴勒斯坦犹太人被迫离乡背井而人口大减，但到4世纪末，在巴勒斯坦北部仍有较多的犹太人，据统计，约占当地人口的10％至15％。
拜占庭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前期，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重视建设的措施，使巴勒斯坦的经济有所发展。另外，东正教徒和基督教徒旷日持久的神学争论，为犹太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犹太人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一方面大量开垦荒地，扩大农业居民点。同时，大规模修缮和扩建犹太会堂，完成了《耶路撒冷塔木德》的编纂。
7世纪上半期，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迫于教会的压力，颁布了一系列反犹法律，驱逐、审判和杀戮犹太人，并对他们进行宗教迫害，迫使他们改信基督教。许多犹太人不堪受辱，纷纷逃离了自己的故土巴勒斯坦。
阿拉伯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初期，由于大权操在阿拉伯军事贵族手中，一般行政事务由非阿拉伯人掌管，加之帝国对异教徒采取较为宽宥的政策，帝国境内的非阿拉伯人的宗教社会生活有所松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及其社团状况亦有所改观。在埃拉特、加沙、腊法、阿里什和埃德里与杰尔巴阿之间都有犹太人居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日渐增多，犹太人社团又获得新生。
阿拔斯王朝统治时，将都城从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致使帝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经济由之趋于衰退，犹太人的生活亦受到影响。此外，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对犹太人实行歧视政策，强迫他们戴黄头巾，缴纳苛税，犹太人深受其害。
11世纪初，法蒂玛王朝第六代哈里发阿里·哈基姆颁布了更为严厉的限制非穆斯林的法令，再次强令犹太人穿戴有特殊标记的衣帽，下令摧毁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并迫使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改信伊斯兰教或离开法蒂玛王朝的国土之间进行选择。正因如此，11世纪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大减少。
在11～13世纪西欧封建主和罗马天主教会对东方穆斯林发动的东侵中，巴勒斯坦和圣城耶路撒冷难逃恶运。许多犹太人死于兵荒马乱之中。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耶路撒冷于1099年沦陷，十字军血洗圣城，约有二三万人死于非命，一些犹太人被赶进犹太会堂活活烧死。在十字军东侵过程中，身居欧洲的数万犹太人被杀害，许多犹太居住区被摧毁。总之，犹太人成为十字军东侵的牺牲品。巴勒斯坦地区经济遭到破坏，人口大为减少。12世纪70年代末，全巴勒斯坦仅剩1440名犹太人。但是，随着十字军的铩羽而归，犹太人的境遇开始改观。
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400年间，犹太人的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因为帝国主要关心的是从各行省索取贡赋，很少干涉当地居民的宗教事务。当时巴勒斯坦经济已濒于崩溃，人口稀少。一批犹太人的迁入，使巴勒斯坦发生变化。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街区，使该地区的许多城市得到发展，仅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从1526年的200户增加到1554年的338户，他们既有固定收入，又不受重税的影响。在巴勒斯坦中部的纳布卢斯以及南部的希布伦和加沙，都居住有犹太人。萨费德的犹太人达300户，经济情况不错，并设有三座犹太会堂。
16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处于停滞时期，巴勒斯坦地区亦动荡不安，萨费德和太巴列也随之逐渐衰败。但耶路撒冷犹太社团因得到巴勒斯坦以外地区犹太人的资助却重新发展起来。17世纪中叶，随着大批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急骤增长。
17世纪末，巴勒斯坦以外各地的犹太人期待救世主的热情高涨，移居圣地的犹太人随之不断增加。
19世纪80年代以前，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因欧洲犹太人的移入而继续增长，其经济、文化影响不断扩大。1820年希布伦建立第一个东欧犹太移民社团。雅法也有500名犹太人。耶路撒冷老城无法容纳更多移民，1861年在城外建立第一个新区，25年后，新区增至九个。许多移民转向经营农业，犹太人农业区不断出现，1881年巴勒斯坦已有1000名犹太人从事农业生产。犹太医院和学校相继建立。1870年，世界犹太人联盟建立了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所犹太人农业学校，称“米克维以色列”。犹太人谋生方式向农业的转变，拓宽了经济生活领域，对开发巴勒斯坦和复兴犹太民族起了积极作用。
19世纪最后20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及其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1900年犹太人增加到5万，主要居住在一些城市及近郊。另外，移民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东欧、西欧犹太人以外，还有来自北非、布哈拉和波斯等国家和地区的移民。1882年由于沙皇俄国和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迫害，加之“热爱圣山运动”的鼓动，大批东欧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形成规模较大的阿利亚行动。19041914年又出现了第二次犹太人迁徙高潮，巴勒斯坦呈现复兴景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巴勒斯坦陷于一片混乱和灾难，犹太人亦不能幸免。
综上所述，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口和犹太社团的发展变化，一是同占领者的政策和外部环境有关；二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犹太人也从未全部离开过巴勒斯坦。
总之，流散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精神方面，同时反映在他们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支援及其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合作交流等方面，更体现在他们移居巴勒斯坦的行动之中。尽管这种历史联系在当时交通工具不太发达，人员来往异常不便，犹太人处境甚为恶劣的情况下，呈零星、分散、不为人重视的状态，但它毕竟说明和反映了流散地犹太人与故土的血肉之情和特殊关系。正是这种情谊和联系，驱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选择巴勒斯坦作为复国之地。
流散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这种历史联系，既维护了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特性，同时又促进了巴勒斯坦犹太人事业的继续和发展。这种历史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趋向系统和全面，并最终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使流散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有组织的移民及全面推动和发展巴勒斯坦犹太人事业的阶段。
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犹太领土组织”的结局。这是一个主张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区建立犹太国的组织，虽然不乏能干的领导人并有许多有地位的犹太人做后盾，却在建立之后不到10年就失去影响力而成为无足轻重的组织。放弃在巴勒斯坦立国的主张，是这个组织陷于失败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巴勒斯坦对犹太人的影响和感召力。这充分说明犹太人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样离不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永远属于这两个不同信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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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伤痛——纳粹大屠杀
1941年初，纳粹决定全面屠杀犹太人。不过受到传统的反民族教育影响，企图隔离犹太人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最明显的例子则是在1930年代末期，纳粹展开的一连串控制犹太人的行动。
隔离犹太人
1930年代，德国开始解雇所有担任公职的犹太人，并禁止他们参加集会活动。隶属奥地利中央的犹太人移民署，在1938年则强迫四万五千多名犹太人迁离家园。德国及捷克也用同样的手法强迫犹太人移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约有四十万名犹太人被迫移民，但还是有四十万名犹太人沦入纳粹统治。
战争爆发，波兰西部另外二百万名犹太人也难逃纳粹魔掌，并且被迫戴上代表特殊身份的标志。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则都被集中到隔离区居住。至于其他遭到纳粹占领的西欧国家中的犹太人，也难逃隔离命运。
犹太人被集中或隔离，财产也会遭系统地侵占，像是弃置的公寓连同来不及带走的东西都会遭到查封，银行账号被冻结，流亡者随身携带的贵重物被没收。纳粹党人就连被杀的犹太人都不放过，甚至搜刮尸体上所有可能有用的东西。
犹太人在遭受纳粹对付期间，也曾想尽办法维护生存意义与生命安全。但是由于犹太人零星分散在全欧洲，而且缺乏领导人物，自卫能力显得相当薄弱。此外，他们所面对的却又是一部以德国军队为后盾、效率高，又决心“彻底解决犹太问题”的政府机器，让双方的力量有如天壤之别。
纳粹政权除了军事武力，还拥有一种效率十足的工具-盖世太保（gestapo，即秘密警察）。1939年，纳粹政权在盖世太保之下，成立国家公安署，由heydrich控制。负责处理“犹太问题”的adolfeichmann部门便在国家公安署的管理下，将魔掌伸向纳粹统治区的每个角落。不只是犹太人无法对抗这一部政府机器，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民、政治家、游击队以及地下组织都无法与之抗衡。
事实上，欺压犹太人的不只是纳粹政权，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面对纳粹政权，非犹太裔的欧洲人可以选择与纳粹勾结、对抗、或是不予理会（大多数非犹太裔人的选择）。但犹太人就算是选择勾结或屈从，还是会被仇视。
在这种环境中，犹太人只能得到极少数来自邻居个人或社区的援助，因为反对纳粹，仇视犹太人的传统，还是让一般人不愿伸出援手。因此，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德国政府的本性、受德军控制的地理环境、以及犹太人与其欧洲邻人的历史渊源，织成了一张欧洲犹太人难以逃脱的天罗地网。
犹太区
纳粹政权为了将“犹太病菌”和社会其他部分全面隔离，于是将犹太人拘禁到称为犹太区的特定区域。从历史角度看来，犹太区是东欧犹太人从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步向被屠杀命运的过渡期。也就是因为犹太区，纳粹才更有办法将数百万犹太人依序送进死亡集中营。
把犹太人集中隔离在犹太区的想法，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事件后萌芽，而在德军入侵波兰后不到一年时登上高峰。根据估计，当时纳粹占领区中共有两百万犹太人，住在城镇或乡下的犹太人，则通通被迁往大城市中的犹太区。heydrich在1939年9月21日对机动死亡部队军官进行演说时就表示:“将犹太人迁往大城市的决定，乃基于整体治安考虑，似乎有必要同时发布命令，严禁犹太人出入某些地区；并基于经济理由，在犹太区实施宵禁。”
犹太区的生活是由一个犹太委员会（judenrat）负责组织和管理。犹太委员会管理的范围涵盖犹太区的金融、卫生、产业和工艺等等，不过有些工作是委员会主动要求，以便维持犹太社区的整体运作。
犹太区里的日常生活其实相当艰苦，食物完全依赖德国政权配给，持续不断的饥饿更影响里面每个人的思想行为。另外，尽管每块空地都有人栽种蔬果，黑市交易或靠行贿取得食物的情形相当盛行，新的经济阶级和经济犯罪，也屡见不鲜。
犹太区另一项特色是拥挤。华沙犹太区的面积，只占整个城市面积2.4%，不过里面却住了30%的华沙人口。至于好几个家庭挤在一间公寓里的景象都相当常见。而受到疾病及传染病的影响，犹太区的死亡率也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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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犹太社团
考察公元2世纪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口和犹太社团的变化和发展，对于了解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十分重要。$首@发』因为从实质上讲，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是影响和决定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和犹太社团变化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
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犹太人遭到罗马占领者的残酷镇压，被杀戮被驱逐者不计其数，以色列故土一片狼藉。犹大地区的75个村庄中，犹太人全部绝迹。只有北部加利利地区破坏较小，加之不少幸存者逃亡那里，聚集了约40万犹太人。为了加强对犹太人的统治，罗马占领者不仅把犹大地区改名巴勒斯坦，还通过行政手段迫害犹太人。他们将以色列故土划归叙利亚，由罗马派驻叙利亚的总督尼格尔管辖。尼格尔对犹太人征收重税，实行使犹太人难以正常生活的苛政。
在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出现了较为自由的局面，大部分反犹法令被废除，犹太教公会亦恢复了活动，犹太人可以享有法律自主权。一所所犹太会堂随之兴起，《密西拿》编纂成功，经济繁荣，工商业获得发展，耶路撒冷再次出现了犹太居民点。
塞维鲁王朝瓦解后，巴勒斯坦因罗马帝国王位更迭和社会动乱而受到影响。农业欠收，赋税沉重，民不聊生，许多犹太人被迫逃离巴勒斯坦。
从3世纪末到4世纪末的100年间，是罗马帝国比较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对犹太人影响最大的是313年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确立，从而导致对异教，包括对犹太教的敌视和攻击。然而，朱利安皇帝执政给犹太人带来了希望。他不仅拨专款重建犹太圣殿和圣城耶路撒冷，而且下令减轻犹太人的赋税。犹太人纷纷返回圣城，在圣殿山上修建了一座犹太会堂。朱利安死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南部建立居民点的工作并未停止。虽然基督教势力大大增加，巴勒斯坦犹太人被迫离乡背井而人口大减，但到4世纪末，在巴勒斯坦北部仍有较多的犹太人，据统计，约占当地人口的10％至15％。
拜占庭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前期，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重视建设的措施，使巴勒斯坦的经济有所发展。另外，东正教徒和基督教徒旷日持久的神学争论，为犹太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犹太人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一方面大量开垦荒地，扩大农业居民点。同时，大规模修缮和扩建犹太会堂，完成了《耶路撒冷塔木德》的编纂。
7世纪上半期，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迫于教会的压力，颁布了一系列反犹法律，驱逐、审判和杀戮犹太人，并对他们进行宗教迫害，迫使他们改信基督教。许多犹太人不堪受辱，纷纷逃离了自己的故土巴勒斯坦。
阿拉伯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初期，由于大权操在阿拉伯军事贵族手中，一般行政事务由非阿拉伯人掌管，加之帝国对异教徒采取较为宽宥的政策，帝国境内的非阿拉伯人的宗教社会生活有所松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及其社团状况亦有所改观。在埃拉特、加沙、腊法、阿里什和埃德里与杰尔巴阿之间都有犹太人居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日渐增多，犹太人社团又获得新生。
阿拔斯王朝统治时，将都城从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致使帝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经济由之趋于衰退，犹太人的生活亦受到影响。此外，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对犹太人实行歧视政策，强迫他们戴黄头巾，缴纳苛税，犹太人深受其害。
11世纪初，法蒂玛王朝第六代哈里发阿里·哈基姆颁布了更为严厉的限制非穆斯林的法令，再次强令犹太人穿戴有特殊标记的衣帽，下令摧毁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并迫使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改信伊斯兰教或离开法蒂玛王朝的国土之间进行选择。正因如此，11世纪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大减少。
在11～13世纪西欧封建主和罗马天主教会对东方穆斯林发动的东侵中，巴勒斯坦和圣城耶路撒冷难逃恶运。许多犹太人死于兵荒马乱之中。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耶路撒冷于1099年沦陷，十字军血洗圣城，约有二三万人死于非命，一些犹太人被赶进犹太会堂活活烧死。在十字军东侵过程中，身居欧洲的数万犹太人被杀害，许多犹太居住区被摧毁。总之，犹太人成为十字军东侵的牺牲品。巴勒斯坦地区经济遭到破坏，人口大为减少。12世纪70年代末，全巴勒斯坦仅剩1440名犹太人。但是，随着十字军的铩羽而归，犹太人的境遇开始改观。
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400年间，犹太人的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因为帝国主要关心的是从各行省索取贡赋，很少干涉当地居民的宗教事务。当时巴勒斯坦经济已濒于崩溃，人口稀少。一批犹太人的迁入，使巴勒斯坦发生变化。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街区，使该地区的许多城市得到发展，仅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从1526年的200户增加到1554年的338户，他们既有固定收入，又不受重税的影响。在巴勒斯坦中部的纳布卢斯以及南部的希布伦和加沙，都居住有犹太人。萨费德的犹太人达300户，经济情况不错，并设有三座犹太会堂。
16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处于停滞时期，巴勒斯坦地区亦动荡不安，萨费德和太巴列也随之逐渐衰败。但耶路撒冷犹太社团因得到巴勒斯坦以外地区犹太人的资助却重新发展起来。17世纪中叶，随着大批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急骤增长。
17世纪末，巴勒斯坦以外各地的犹太人期待救世主的热情高涨，移居圣地的犹太人随之不断增加。
19世纪80年代以前，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因欧洲犹太人的移入而继续增长，其经济、文化影响不断扩大。1820年希布伦建立第一个东欧犹太移民社团。雅法也有500名犹太人。耶路撒冷老城无法容纳更多移民，1861年在城外建立第一个新区，25年后，新区增至九个。许多移民转向经营农业，犹太人农业区不断出现，1881年巴勒斯坦已有1000名犹太人从事农业生产。犹太医院和学校相继建立。1870年，世界犹太人联盟建立了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所犹太人农业学校，称“米克维以色列”。犹太人谋生方式向农业的转变，拓宽了经济生活领域，对开发巴勒斯坦和复兴犹太民族起了积极作用。
19世纪最后20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及其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1900年犹太人增加到5万，主要居住在一些城市及近郊。另外，移民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东欧、西欧犹太人以外，还有来自北非、布哈拉和波斯等国家和地区的移民。1882年由于沙皇俄国和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迫害，加之“热爱圣山运动”的鼓动，大批东欧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形成规模较大的阿利亚行动。19041914年又出现了第二次犹太人迁徙高潮，巴勒斯坦呈现复兴景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巴勒斯坦陷于一片混乱和灾难，犹太人亦不能幸免。
综上所述，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口和犹太社团的发展变化，一是同占领者的政策和外部环境有关；二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犹太人也从未全部离开过巴勒斯坦。
总之，流散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精神方面，同时反映在他们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支援及其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合作交流等方面，更体现在他们移居巴勒斯坦的行动之中。尽管这种历史联系在当时交通工具不太发达，人员来往异常不便，犹太人处境甚为恶劣的情况下，呈零星、分散、不为人重视的状态，但它毕竟说明和反映了流散地犹太人与故土的血肉之情和特殊关系。正是这种情谊和联系，驱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选择巴勒斯坦作为复国之地。
流散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这种历史联系，既维护了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特性，同时又促进了巴勒斯坦犹太人事业的继续和发展。这种历史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趋向系统和全面，并最终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使流散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有组织的移民及全面推动和发展巴勒斯坦犹太人事业的阶段。
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犹太领土组织”的结局。这是一个主张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区建立犹太国的组织，虽然不乏能干的领导人并有许多有地位的犹太人做后盾，却在建立之后不到10年就失去影响力而成为无足轻重的组织。放弃在巴勒斯坦立国的主张，是这个组织陷于失败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巴勒斯坦对犹太人的影响和感召力。这充分说明犹太人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样离不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永远属于这两个不同信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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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伤痛——纳粹大屠杀
1941年初，纳粹决定全面屠杀犹太人。不过受到传统的反民族教育影响，企图隔离犹太人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最明显的例子则是在1930年代末期，纳粹展开的一连串控制犹太人的行动。
隔离犹太人
1930年代，德国开始解雇所有担任公职的犹太人，并禁止他们参加集会活动。隶属奥地利中央的犹太人移民署，在1938年则强迫四万五千多名犹太人迁离家园。德国及捷克也用同样的手法强迫犹太人移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约有四十万名犹太人被迫移民，但还是有四十万名犹太人沦入纳粹统治。
战争爆发，波兰西部另外二百万名犹太人也难逃纳粹魔掌，并且被迫戴上代表特殊身份的标志。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则都被集中到隔离区居住。至于其他遭到纳粹占领的西欧国家中的犹太人，也难逃隔离命运。
犹太人被集中或隔离，财产也会遭系统地侵占，像是弃置的公寓连同来不及带走的东西都会遭到查封，银行账号被冻结，流亡者随身携带的贵重物被没收。纳粹党人就连被杀的犹太人都不放过，甚至搜刮尸体上所有可能有用的东西。
犹太人在遭受纳粹对付期间，也曾想尽办法维护生存意义与生命安全。但是由于犹太人零星分散在全欧洲，而且缺乏领导人物，自卫能力显得相当薄弱。此外，他们所面对的却又是一部以德国军队为后盾、效率高，又决心“彻底解决犹太问题”的政府机器，让双方的力量有如天壤之别。
纳粹政权除了军事武力，还拥有一种效率十足的工具-盖世太保（gestapo，即秘密警察）。1939年，纳粹政权在盖世太保之下，成立国家公安署，由heydrich控制。负责处理“犹太问题”的adolfeichmann部门便在国家公安署的管理下，将魔掌伸向纳粹统治区的每个角落。不只是犹太人无法对抗这一部政府机器，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民、政治家、游击队以及地下组织都无法与之抗衡。
事实上，欺压犹太人的不只是纳粹政权，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面对纳粹政权，非犹太裔的欧洲人可以选择与纳粹勾结、对抗、或是不予理会（大多数非犹太裔人的选择）。但犹太人就算是选择勾结或屈从，还是会被仇视。
在这种环境中，犹太人只能得到极少数来自邻居个人或社区的援助，因为反对纳粹，仇视犹太人的传统，还是让一般人不愿伸出援手。因此，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德国政府的本性、受德军控制的地理环境、以及犹太人与其欧洲邻人的历史渊源，织成了一张欧洲犹太人难以逃脱的天罗地网。
犹太区
纳粹政权为了将“犹太病菌”和社会其他部分全面隔离，于是将犹太人拘禁到称为犹太区的特定区域。从历史角度看来，犹太区是东欧犹太人从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步向被屠杀命运的过渡期。也就是因为犹太区，纳粹才更有办法将数百万犹太人依序送进死亡集中营。
把犹太人集中隔离在犹太区的想法，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事件后萌芽，而在德军入侵波兰后不到一年时登上高峰。根据估计，当时纳粹占领区中共有两百万犹太人，住在城镇或乡下的犹太人，则通通被迁往大城市中的犹太区。heydrich在1939年9月21日对机动死亡部队军官进行演说时就表示:“将犹太人迁往大城市的决定，乃基于整体治安考虑，似乎有必要同时发布命令，严禁犹太人出入某些地区；并基于经济理由，在犹太区实施宵禁。”
犹太区的生活是由一个犹太委员会（judenrat）负责组织和管理。犹太委员会管理的范围涵盖犹太区的金融、卫生、产业和工艺等等，不过有些工作是委员会主动要求，以便维持犹太社区的整体运作。
犹太区里的日常生活其实相当艰苦，食物完全依赖德国政权配给，持续不断的饥饿更影响里面每个人的思想行为。另外，尽管每块空地都有人栽种蔬果，黑市交易或靠行贿取得食物的情形相当盛行，新的经济阶级和经济犯罪，也屡见不鲜。
犹太区另一项特色是拥挤。华沙犹太区的面积，只占整个城市面积2.4%，不过里面却住了30%的华沙人口。至于好几个家庭挤在一间公寓里的景象都相当常见。而受到疾病及传染病的影响，犹太区的死亡率也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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