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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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封书信，都是年轻的巴金用钢笔书写的真迹，应该没有发表过。收信人地址前后一致，都是“山西太原坡子街0号”，收信人姓名均为“赵黛莉女士”。七只实寄信封俱在，其中两封保留着民国时期邮票数枚，上面分别印有孙中山头像和蒋介石头像。寄收邮戳依稀可辨，有“平滬”、“上海”、“北平”、“阳曲太原”等字样，可辨认的时间为“民国二十五年”，即196年。巴金先生在信封上或写“平快”二字，或写“上海李缄”字样。我得信时，七只信封和七封信，已经分离开来，没有原装在一处，因而其前后顺序尚需详查。巴金先生在信尾注明时间，未见年份，仅有月日，也为这七封信的排序加了些难度，要依靠内容从容推断。我认为七封信应是跨了年度的。要把七封信前后顺序排列准确，包括与信封对上号，还望专家细识。
我所看重者，是信件内容。七封信加起来好几千字，总还是丰富的。我没有涉及过巴金研究工作，仍坚持把信收藏回来，怕它们流失损坏，就是为了给巴金研究者们救得一份素材。往日收点儿东西，总是个人私好，这次则有些为着社会之意。为了热爱和审视着巴金的人们，也为我所从事的文学工作，尽些心责吧。过去，生活在太行山深处的老太太，有些迷信却懂得“敬惜字纸”，应是某种尊重文化的自觉。而巴金先生本人，正是为保护文史资料而力倡修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首位作家。他甚至把建成此馆当作“一生最后一个工作”，说“我愿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为此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替文学馆排忧解难。巴老本人还带头捐出了第一笔开办费……
巴金先生这些信，距今七十多年风雨，仍基本上保存完好，让人怎能不珍惜。夤夜灯下品读，如同一位前辈作家再次向我们细叙心曲。巴金先生在信尾署名时，除首封落款“巴金”全名外，其余六封，只落一“金”字，更让人倍感亲切。当年，巴金先生致信黛莉一人，而今看来，则是写给我们大家，写给他全部读者的。
赵黛莉这个名字，很可能不是原名，应是一位读书女生，崇尚新生活、新风气，自己起了好听的名字来用，就像如今网友们很少使用真实姓名那样。我们可以推想，在阎锡山治下的太原府，渴求新思潮的知识女性赵小姐，读过巴金作品之后，产生强烈共鸣，心潮难平。她不满于旧家族窒息的空气，倾心致信作家，用了这个浪漫的名字，而这位少女显然颇多才情，信写得又真又好，否则，年轻的巴金也不会给一位读者频频回复七封信。这时，巴金先生三十来岁，尚未与萧珊女士结合，正处在准备恋爱抑或恋爱初期。事实上，萧珊女士与黛莉一样，也是读了巴金作品，用书信方式走近巴金的。
所收第一封信，纸质薄而坚，信纸上端印有三行红字，首行字体大些，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信封上中英文印刷地址相一致。次行字小，为“上海昆明路德安里二十号”，末行是“电话：五一五六零”。我最初见到信，便是这一封。当时，闻说有巴金旧信，我还不大相信，如今古董市场造假，绝技横生，一笑而已，待看过信封、信纸、邮戳、邮票，始断为真。当时，在我记忆中，仅知巴金从日本归国后，曾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做过总编辑，还做过《文季月刊》主编，一道工作的有靳以先生等人。据此，细察陈旧发黄的信纸，觉得极难伪造。后来见到全部七封信，其中有五封信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信纸；有一封是“开明”信纸；还有一封是《译文》信纸，纸质厚些，日久发脆，损字较多的也是这封，其上还有一句白话广告语，谓“介绍外国文学与艺术的月刊”，印有地址为“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一二号”，“电话：七四**一”。所有这些，都佐证了这批文件属于真品，行话叫是老的、对的。更关键处，在于手迹与字体。巴金手书成篇，还有许多繁体字，他人几乎无法模仿，除非照着印，写是写不成的。行话称一眼货，或曰大开门，取开门见山，毋庸置疑之意。当然，真正不可伪造者，还是信的内容，这是谁也编不出来的，因为巴金拥有一个与他人大不相同的独特思想世界。第一封信，前后两页，巴金先生以横写完成。其余六封信，皆为自右而左竖排竖写。
现在，我们可以阅读第一封信了。抬头一句，巴金把少女赵黛莉称作“先生”，给读者以足够尊重。全文如下，内中做“0”处，应是缺字或辨识不清之故一一
黛莉先生：
信收到了，谢谢你的好意，费了你好些时间来给我写信。你的信给我带来一点慰安，一些鼓舞，我决不会怪你。你十二岁就读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里很不安，不该拿那惨痛的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你在十六岁时读了《家》，我知道你会喜欢它，因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样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颗纯白的心，有一个对于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
你说你认识琴，我想大概你在琴的身上看出了你自己的面影。你姐姐也是的。不要说你没有机会看见琴，你自己也许就是一个琴。琴有她的弱点，但是合于人性。我现在正着手在修改《家》，而且不久就要写《群》了。我去年写过几页，以后又搁了笔。所以，倘使你不介意我永久搁笔，你一定会高兴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譬如谈生活，谈文章，都需要不少的话语。但是请恕我，我一天很忙，心又乱，所以不能多写了。我―天总得回口几封信，而且我又是个出名不会写信的人。
不要“崇敬”我，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气。
祝好
巴金四月二十夜十二时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补写了一句：“以后来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此可知，赵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也说明巴金先生愿意收到赵黛莉新的来信。
我尚难判断，这封信该有哪些研究价值，只是处处感受到一位作家对于陌生读者的深切爱心。“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话语凝练，颇多力度。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在195年《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是这样表述其意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的制度，一切摧毁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这些话，在致黛莉信中得到简练使用。到了1949年以后，巴金始将“人为的制度”这个说法，改作“不合理的制度”来表述。我以为却是原先的表述更锐利、更精确，人治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呀！而合理与不合理，则不好讲，定位坐标不同，是否合理的结论也就不同了……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信中所指《砂丁》，是巴金先生一篇早期中篇小说，成稿在191年，取材于艰辛的底层工人群体。我没有读过《砂丁》原作，只是从李存光、陈丹晨等先生的研究文献中得知，巴金在那一时期，曾经到浙江长兴煤矿，深入矿井工作面，体察窑工们的劳作。他下井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十五名矿工，情景惨烈。此后，一位云南留日青年黄子方，又向巴金细述了云南个旧锡矿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讲到“砂丁”们被五块银元骗到矿山，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同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相抗争，自发组织了拚死逃生行动，又横遭镇压。巴金据此写出悲愤的《砂丁》。作品笔调沉郁而绝望。他反对当局的暴力，控诉血腥镇压，站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立场，痛斥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秩序。这部《砂丁》与不久后完成的《萌芽》，是巴金少有的两部反映底层工人生活的浸泪之作。次年初春，巴金在回顾去岁时写道，“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过了一年”。秋天，巴金北上旅行，在青岛沈从文寓中小住，又在这里为《砂丁》写了序言。在这篇《序》中，巴金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
偏偏如此惨烈的一篇《砂丁》，竟让一位十二岁的山西小女孩赵黛莉读到了。巴金于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不该拿那惨痛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在“文化大革命”中，《砂丁》被当作巴金“污蔑工人阶级”的坏作品，遭到猛烈批判。及至晚年，巴金先生还写过一篇关于《砂丁》的创作谈。
信中谈到了曾经搁笔又即将再写的《群》，这是巴金先生191年在《家》的后记中做过预告的一部书。当时曾说要把这部《群》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来写。巴金先生决计，“写一个社会的历史，因为我的主人翁是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从这封信中可见，这部叫做《群》的小说，果真写过开头，只是后来被作者放弃了。查阅手边史料，皆没有提到巴金有过一部作品叫做《群》。
从李存光先生的研究中可知，巴金在预告这部书之前，确实有过一种“群”的感动，乃至于196年致黛莉信中，还念念不忘。这是因为，198年以后，福建南部特别是泉州一带，成为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吴克刚、丽尼、陆蠡、鲁彦等几十名新青年，在那里创办新学，普及教育，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主张，组织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其中吴克刚担任高中学校校长，是巴金留法的同学。巴金始终向往那里，曾于190年秋、19年和19年初夏，三赴泉州相聚。巴金盛赞这群为信仰而战斗的人们“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这群青年“忘记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有胡景敏先生分析说，当年巴金认为，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一是借鉴法国和俄国大革命，走一条民众暴力的道路；二是借鉴英式的“总同盟罢工”进行斗争，壮大工人力量，推进革命巨澜。据此，巴金曾经回忆在泉州参加这种职业革命的生活，极富吸引力：“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的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那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一个古老的院子里去捶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请看，巴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激进青年。而从190年开始，在辛亥革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先输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亦称为“安那其主义”，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影响了上世纪两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简单地说，安那其主义和李大钊等人引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看去有不少相似处，又很不相同。在中国，散落着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团体，要真正成就大业，是无比艰难的。而巴金却被这个信仰所推动，为着这个“群”而激动，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着巴金写作的信念。
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一封信，让人联想到许多历史场景，令我难以平静。（未完待续）
这七封书信，都是年轻的巴金用钢笔书写的真迹，应该没有发表过。收信人地址前后一致，都是“山西太原坡子街0号”，收信人姓名均为“赵黛莉女士”。七只实寄信封俱在，其中两封保留着民国时期邮票数枚，上面分别印有孙中山头像和蒋介石头像。寄收邮戳依稀可辨，有“平滬”、“上海”、“北平”、“阳曲太原”等字样，可辨认的时间为“民国二十五年”，即196年。巴金先生在信封上或写“平快”二字，或写“上海李缄”字样。我得信时，七只信封和七封信，已经分离开来，没有原装在一处，因而其前后顺序尚需详查。巴金先生在信尾注明时间，未见年份，仅有月日，也为这七封信的排序加了些难度，要依靠内容从容推断。我认为七封信应是跨了年度的。要把七封信前后顺序排列准确，包括与信封对上号，还望专家细识。
我所看重者，是信件内容。七封信加起来好几千字，总还是丰富的。我没有涉及过巴金研究工作，仍坚持把信收藏回来，怕它们流失损坏，就是为了给巴金研究者们救得一份素材。往日收点儿东西，总是个人私好，这次则有些为着社会之意。为了热爱和审视着巴金的人们，也为我所从事的文学工作，尽些心责吧。过去，生活在太行山深处的老太太，有些迷信却懂得“敬惜字纸”，应是某种尊重文化的自觉。而巴金先生本人，正是为保护文史资料而力倡修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首位作家。他甚至把建成此馆当作“一生最后一个工作”，说“我愿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为此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替文学馆排忧解难。巴老本人还带头捐出了第一笔开办费……
巴金先生这些信，距今七十多年风雨，仍基本上保存完好，让人怎能不珍惜。夤夜灯下品读，如同一位前辈作家再次向我们细叙心曲。巴金先生在信尾署名时，除首封落款“巴金”全名外，其余六封，只落一“金”字，更让人倍感亲切。当年，巴金先生致信黛莉一人，而今看来，则是写给我们大家，写给他全部读者的。
赵黛莉这个名字，很可能不是原名，应是一位读书女生，崇尚新生活、新风气，自己起了好听的名字来用，就像如今网友们很少使用真实姓名那样。我们可以推想，在阎锡山治下的太原府，渴求新思潮的知识女性赵小姐，读过巴金作品之后，产生强烈共鸣，心潮难平。她不满于旧家族窒息的空气，倾心致信作家，用了这个浪漫的名字，而这位少女显然颇多才情，信写得又真又好，否则，年轻的巴金也不会给一位读者频频回复七封信。这时，巴金先生三十来岁，尚未与萧珊女士结合，正处在准备恋爱抑或恋爱初期。事实上，萧珊女士与黛莉一样，也是读了巴金作品，用书信方式走近巴金的。
所收第一封信，纸质薄而坚，信纸上端印有三行红字，首行字体大些，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信封上中英文印刷地址相一致。次行字小，为“上海昆明路德安里二十号”，末行是“电话：五一五六零”。我最初见到信，便是这一封。当时，闻说有巴金旧信，我还不大相信，如今古董市场造假，绝技横生，一笑而已，待看过信封、信纸、邮戳、邮票，始断为真。当时，在我记忆中，仅知巴金从日本归国后，曾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做过总编辑，还做过《文季月刊》主编，一道工作的有靳以先生等人。据此，细察陈旧发黄的信纸，觉得极难伪造。后来见到全部七封信，其中有五封信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信纸；有一封是“开明”信纸；还有一封是《译文》信纸，纸质厚些，日久发脆，损字较多的也是这封，其上还有一句白话广告语，谓“介绍外国文学与艺术的月刊”，印有地址为“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一二号”，“电话：七四**一”。所有这些，都佐证了这批文件属于真品，行话叫是老的、对的。更关键处，在于手迹与字体。巴金手书成篇，还有许多繁体字，他人几乎无法模仿，除非照着印，写是写不成的。行话称一眼货，或曰大开门，取开门见山，毋庸置疑之意。当然，真正不可伪造者，还是信的内容，这是谁也编不出来的，因为巴金拥有一个与他人大不相同的独特思想世界。第一封信，前后两页，巴金先生以横写完成。其余六封信，皆为自右而左竖排竖写。
现在，我们可以阅读第一封信了。抬头一句，巴金把少女赵黛莉称作“先生”，给读者以足够尊重。全文如下，内中做“0”处，应是缺字或辨识不清之故一一
黛莉先生：
信收到了，谢谢你的好意，费了你好些时间来给我写信。你的信给我带来一点慰安，一些鼓舞，我决不会怪你。你十二岁就读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里很不安，不该拿那惨痛的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你在十六岁时读了《家》，我知道你会喜欢它，因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样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颗纯白的心，有一个对于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
你说你认识琴，我想大概你在琴的身上看出了你自己的面影。你姐姐也是的。不要说你没有机会看见琴，你自己也许就是一个琴。琴有她的弱点，但是合于人性。我现在正着手在修改《家》，而且不久就要写《群》了。我去年写过几页，以后又搁了笔。所以，倘使你不介意我永久搁笔，你一定会高兴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譬如谈生活，谈文章，都需要不少的话语。但是请恕我，我一天很忙，心又乱，所以不能多写了。我―天总得回口几封信，而且我又是个出名不会写信的人。
不要“崇敬”我，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气。
祝好
巴金四月二十夜十二时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补写了一句：“以后来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此可知，赵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也说明巴金先生愿意收到赵黛莉新的来信。
我尚难判断，这封信该有哪些研究价值，只是处处感受到一位作家对于陌生读者的深切爱心。“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话语凝练，颇多力度。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在195年《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是这样表述其意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的制度，一切摧毁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这些话，在致黛莉信中得到简练使用。到了1949年以后，巴金始将“人为的制度”这个说法，改作“不合理的制度”来表述。我以为却是原先的表述更锐利、更精确，人治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呀！而合理与不合理，则不好讲，定位坐标不同，是否合理的结论也就不同了……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信中所指《砂丁》，是巴金先生一篇早期中篇小说，成稿在191年，取材于艰辛的底层工人群体。我没有读过《砂丁》原作，只是从李存光、陈丹晨等先生的研究文献中得知，巴金在那一时期，曾经到浙江长兴煤矿，深入矿井工作面，体察窑工们的劳作。他下井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十五名矿工，情景惨烈。此后，一位云南留日青年黄子方，又向巴金细述了云南个旧锡矿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讲到“砂丁”们被五块银元骗到矿山，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同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相抗争，自发组织了拚死逃生行动，又横遭镇压。巴金据此写出悲愤的《砂丁》。作品笔调沉郁而绝望。他反对当局的暴力，控诉血腥镇压，站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立场，痛斥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秩序。这部《砂丁》与不久后完成的《萌芽》，是巴金少有的两部反映底层工人生活的浸泪之作。次年初春，巴金在回顾去岁时写道，“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过了一年”。秋天，巴金北上旅行，在青岛沈从文寓中小住，又在这里为《砂丁》写了序言。在这篇《序》中，巴金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
偏偏如此惨烈的一篇《砂丁》，竟让一位十二岁的山西小女孩赵黛莉读到了。巴金于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不该拿那惨痛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在“文化大革命”中，《砂丁》被当作巴金“污蔑工人阶级”的坏作品，遭到猛烈批判。及至晚年，巴金先生还写过一篇关于《砂丁》的创作谈。
信中谈到了曾经搁笔又即将再写的《群》，这是巴金先生191年在《家》的后记中做过预告的一部书。当时曾说要把这部《群》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来写。巴金先生决计，“写一个社会的历史，因为我的主人翁是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从这封信中可见，这部叫做《群》的小说，果真写过开头，只是后来被作者放弃了。查阅手边史料，皆没有提到巴金有过一部作品叫做《群》。
从李存光先生的研究中可知，巴金在预告这部书之前，确实有过一种“群”的感动，乃至于196年致黛莉信中，还念念不忘。这是因为，198年以后，福建南部特别是泉州一带，成为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吴克刚、丽尼、陆蠡、鲁彦等几十名新青年，在那里创办新学，普及教育，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主张，组织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其中吴克刚担任高中学校校长，是巴金留法的同学。巴金始终向往那里，曾于190年秋、19年和19年初夏，三赴泉州相聚。巴金盛赞这群为信仰而战斗的人们“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这群青年“忘记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有胡景敏先生分析说，当年巴金认为，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一是借鉴法国和俄国大革命，走一条民众暴力的道路；二是借鉴英式的“总同盟罢工”进行斗争，壮大工人力量，推进革命巨澜。据此，巴金曾经回忆在泉州参加这种职业革命的生活，极富吸引力：“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的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那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一个古老的院子里去捶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请看，巴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激进青年。而从190年开始，在辛亥革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先输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亦称为“安那其主义”，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影响了上世纪两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简单地说，安那其主义和李大钊等人引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看去有不少相似处，又很不相同。在中国，散落着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团体，要真正成就大业，是无比艰难的。而巴金却被这个信仰所推动，为着这个“群”而激动，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着巴金写作的信念。
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一封信，让人联想到许多历史场景，令我难以平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