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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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张闻天等中央负责同志，在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之后十分生气，尤其听了陈昌浩的表态——他和徐向前同意南下的意见，当即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据徐向前回忆说：陈昌浩“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中央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对张国焘做最后一次努力，当即给他，并通过他给徐向前、陈昌浩发了一则电报：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实事求是地说：张国焘发展到今天，是在毛泽东所料之中的，因此他并不感到有多大的惊奇。但是，徐向前与陈昌浩突然改变态度，支持张国焘错误的南下方针，他的确感到很痛心。因为他清楚：由于前敌总指挥与政委改变态度，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不可能随中央北出甘南了。这样一来，这上万名英勇的红军战士就要因此而受苦，甚至遭受巨大的牺牲了。他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亲自赶到前敌总指挥部，站在院子里问徐向前：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当然知道毛泽东问话的本意，他不无矛盾地答说：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
毛泽东见徐向前是这种态度，认为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以“便没再说别的，要我（徐向前）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既然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一定要再过草地，那么如何才能把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带往甘南，重新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呢？这又变成了毛泽东思考的中心。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沙窝会议之前，张国焘为达到篡夺党中央领导大权的目的，他就“要求中央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会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他下达。中央军委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时下，中央对张国焘所控制的总司令部已经失去指导地位，而所属的前敌总指挥部，及其左路军和右路军又必须听命于总司令部，如果前敌政委陈昌浩不仅公然反对中央北上路线，而且还凭着手中握有三十军和四军，坚决执行张国焘南下的命令，不允许一、三军团随中央北出甘南怎么办？为此，毛泽东正在筹谋采用和平的手段，践行北出甘南的办法。
恰在这时，彭德怀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告之“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
虽说毛泽东已经知道陈昌浩的态度了，但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听了彭德怀的报告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他沉吟片时，问道：
“老彭啊，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已经暗自采取了三项措施。”
接着，彭德怀把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主席住处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重新编密码本，已派武亭送交林、聂；他每天都到前敌总指挥部观察动静，及时向毛泽东禀报等说了一遍。这时，毛泽东伸出粗大的双手，紧紧握住彭德怀的双手，感慨地说道：
“你真是我党名副其实的胆大心细的张翼德啊！”
彭德怀从这句话中似感到了什么，他顾不上品味这句话的内涵，随即又问道：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早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件，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断然地答说：
“不可！”
这时，彭德怀十分难过。他认为“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兵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这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里）。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扣押人质的意见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向第三者讲过，只是在处境危急的时刻，向毛主席提出供参考，以便求得一个脱身之计”。
毛泽东虽然不赞成彭德怀扣押人质的意见，但是他却从这一建议中看到了彭德怀忠于党并在关键时刻处处为他的安危着想的一颗心！
就在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快步走进毛泽东的住处，把一份绝密电报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十五
叶剑英获取张国焘的密电一事，是人所皆知的史实。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多次的谈话中，都可以得到证实。为了惜墨存史，现摘录叶剑英生前的回忆如下：
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个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九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
叶剑英获取的张国焘密电的内容是什么呢？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道：那时，“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之后，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多次谈起这件事，并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人所皆知的事情。
时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道：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果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
话再说回来，叶剑英离去之后，毛泽东感到事关重大，立即与同住一起的张闻天、博古等进行紧急磋商。他们一致认为事态十分严重，“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即决定随彭德怀去三军团，召开紧急会议，与因病住在三军团的周恩来、王稼祥研究，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的措施。就要动身了，毛泽东突然对张闻天、博古说道：
“明人不做暗事，你们二位先走，我去前委找陈昌浩，向他说明我们要去三军团开会。”
张闻天与博古听后愕然，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难以理解地望着毛泽东。
“放心，”毛泽东笑着说，“我此行的目的，是给陈昌浩吃个定心丸。”
“一旦引起他们的怀疑怎么办？”博古依旧愕然地问道。
“不会的，我是为打消他们的顾虑才去的。”
彭德怀看着坦然自若的毛泽东，自知毛心中有了安全的成算；当他再一看张闻天、博古那不无担忧的表情，忙说道：
“为了确保主席唱好这出借东风，我彭德怀陪同前往，你们就可以放心了吧？”
接着，毛泽东在彭德怀的陪同下“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这时的陈昌浩不仅决心遵从张国焘的旨意南下，而且他在读了叶剑英刚刚交来的电文之后，也正在思考如何把右路军——主要是一、三军团带回阿坝，与张国焘的左路军会师这件大事，因此，他近似试探地问道：
“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你看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已经算就了陈昌浩此时此刻的这种特殊的心态，故将计就计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找周、王开会吧。”
毛泽东如此而为的目的有二：其一，陈昌浩虽然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并不是书记处的成员，借口开书记处会议，陈昌浩不出席会议是合情合理的；其二，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与张闻天出于策略的原因，早就说过南下果真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类话，而今提出开书记处会议是顺理成章的，不仅不会引起陈昌浩的怀疑，反而会为党中央采取下一步行动赢得时间。
陈昌浩只是一位不到而立之年，却又过早得志的青年，他绝对不会想到毛泽东的上述目的。用彭德怀的话说：“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
毛泽东在与彭德怀大摇大摆回三军团的路上，毛泽东想起他在和陈昌浩谈话的时候，彭德怀和叶剑英又说又笑地走出总前委司令部，故谈笑风生地问道：
“老彭啊，在我和陈昌浩演戏的时候，你与剑英办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事呢？”
“我和剑英商量，北上必须有军事地图，另外原属一方面军司令部的二局现设在总前委，必须请他这位参谋长在今夜把地图、二局偷出来，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一同北进。”
“剑英的意见呢？”
“他答应想办法。”
“这就好。”
毛泽东到达三军团司令部的时候，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已经在周恩来的住处等候多时了。毛泽东扼要地讲了有关的情况之后，“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即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接着，又决定脱离险境的时间为九月十日凌晨，会齐地点是三军团。
会后已经是九月九日的深夜了，就在分头秘密布置九月十日凌晨脱离险区的具体行动的时候，毛泽东为了对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有个交代，同时也是进行一次北上路线的教育，他又亲自草拟了一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越了雪山，通过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了胜仗。消灭了白军四十九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益处。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
张闻天完成秘密布置脱离险境的任务回到三军团后，毛泽东把这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交给张闻天审阅。张看后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立即用油印机赶印，明天散发。”
就在有关部门赶印这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的时候，毛泽东低声问张闻天：
“你的任务完成得还顺利吧？”
张闻天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又简单地讲述了与李维汉谈话的经过。对此，李维汉事后做了如下记述：
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并要我回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洛甫叮嘱我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守秘密。我接受指示后，就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这天晚上，我到街上走了两趟，看看有没有发现我们要北上的动静。我见四方面军的人没有发现我们北上的意图，就放心了。
时令已步入九月中旬，雪域草原之夜的温度，宛似内地的秋末初冬，颇有几分寒意了。加之九月十日的凌晨刮起了萧瑟的大风，不仅把草地之夜的气温降低了几度，而且这呼啸的风声，无形中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气氛，又增添了不少恐怖的因素。凌晨已过，毛泽东安排好周恩来、王稼祥两位病号的转移之后，遂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走出住地，来到约定好的地方，任凭夜风劲吹，在焦急地等待着同志们的到来。
与此同时，李维汉也十分紧张，前半夜，他连眼都没顾上合一下，想着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以及如何防范的措施。谢天谢地，终于熬过了九月九日的漫漫长夜，眼看着表针指向了九月十日的凌晨，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自己的住处，站在路口等待同志们的到来。“中央机关、总政治部都走了，唯有中央政府机关还没有走出来，他们有银行、辎重，事情多。”他见“前面部队都走了，心中很焦急，就亲自跑到政府机关办公室的院子里去看，他们还在打包”。他低声地命令道：
“你们不用打包了，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发！”
就这样，中央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按照这个办法，很快出发了”。李维汉在检查过住地之后，随后也赶了上来，不久，就安全地到达巴西三军团的驻地。毛泽东小声地问李维汉：
“都到齐了吧？”
“报告主席，全部到齐。”
“好，上路吧。”
接着，李维汉带领机关干部告别了巴西，迎着瑟瑟的北风，踏上了北上的大道。
时间在无声地流逝着，但是叶剑英带的军委纵队的有关人员还没有到来。为此，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都焦急不安地在夜风中踱步等待。也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毛泽东却在暗自思考着天亮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文。这时，彭德怀走到跟前，低声说道：
“主席，大部队已经上路了，你先去杨勇的十团吧！”
“好，我在杨勇的十团等你们。”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又补充道，“老彭啊，我再交给你一项重任，一定要等剑英同志的到来！”
“我会按主席的指示办的。”彭德怀知道毛泽东在为叶剑英的安危担心，遂又说道：“主席放心，剑英同志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毛泽东说罢大步走去了。
叶剑英是如何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呢？对此，他自己做了如下的回忆：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会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灯睡觉的。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有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叶剑英“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他们二人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真是高兴极了，不知是谁说道：
“好！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
“不对！”叶剑英当即风趣地说，“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叶剑英带着直属队大步向前走去。“在一个岔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博古认为此时不是庆贺的时候，忙拉了一把，说道：
“参座，你还不快走。”
叶剑英立即动身，加快步伐赶路。待到他和杨尚昆等率直属队赶上三军团，已是拂晓时分了。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正焦急地等着他们的到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你们可来了！好，好！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呢！”
这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红军学校中的特科团能否准时归队。因为特科团的前身就是干部团，集中了一大批党的和军队的干部，是北出甘南，创造川陕甘苏维埃时的骨干力量。因此，他有些焦虑地问道：
“剑英同志，特科团的同志们不会出意外吧？”
“不会的，由韦国清和宋任穷带队，绝不会出意外的。”叶剑英非常理解毛泽东的心情，忙又解释道，“他们距离远些，估计会很快跟上来的。”
恰在这时，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率部赶了上来。毛泽东关心地问道：
“同志们，一路还顺利吧？”
接着，宋任穷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扼要地讲了出走的经过。对此，多年之后，宋任穷曾做过如下的回忆：
红军学校特科团在凌晨三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马上集合全团学员准备出发。出发前，我们简要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我们还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于是，特科团出发了，这时李德和我们同行，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长征中，一直推行王明错误路线。这时他也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不满，向我们说：
“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当时毛泽东听了宋任穷的汇报之后，尤其是听了李德的上述谈话，遂生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并感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真理会暂时被当成谬误来批判，但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征服犯了错误的人的。因此，他非常高兴地把手一挥，说道：
“出发！”
虽说陈昌浩没有想到党中央会突然离去，但他对叶剑英等人的行动一直是不放心的。叶剑英与杨尚昆相见之后，“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对此，彭德怀在蒙难期间，还满怀感情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剑英）摆脱了，幸甚！”
但是，由于红军学校的负责人何畏、李特均是张国焘的嫡系骨干，再加之特科团离去不能像其他部门那样，可以做到秘密出走，因此，特科团离去之前，向红军学校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递交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签署的命令：要特科团立即出发北上。据李一氓回忆：“同时也对在红军大学负责的，如何畏、李特这些人宣布：如你们愿意执行中央路线一同北上，则红军大学仍然由你们领导。假如你们有别的想法的话，也可以脱离红军大学回到四方面军去，因为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的部队就驻在附近，我们决不强留。经过短暂时间的争论，他们宣布将立即回到四方面军去。这样就各行其是了。”
特科团离去之后，何畏由于在懋功作战负伤，遂坐着担架赶到总前委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和毛泽东已率领第三军团向北挺进了。何畏还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陈昌浩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集四军、三十军和指挥部一部分领导干部来指挥部开会”。陈昌浩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最后，他声嘶力竭地问道：
“大家发表意见，他们（党中央）走了怎么办？”
李特、何畏两人主张派部队追。为此，他命令“部队做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当即请示一直沉默不语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
就在李特调集骑兵的空当，陈昌浩还给彭德怀等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反对中共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不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坝’。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同时，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接着，他亲手把这封信交给李特，并目送李特带着骑兵队消失在夜幕中……
毛泽东在彭德怀的陪同下，走在三军团负责殿后的杨勇的十团中，其后就是最后跟上来的特科团了。几天以来的紧张，一夜中急行军的劳顿，似乎随着夜幕的打开，一轮朝日在东方冉冉升起，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彭德怀边走边想这两天来发生的事情，当他回忆起毛泽东处变不惊，尤其是行前还要向陈昌浩“道别”，再次看到了毛泽东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大智大勇。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说道：
“主席，你比当年刘邦逃出鸿门宴的招数高多了。”
“我哪有什么招数哇！但我相信：智谋是逼出来的。”毛泽东淡然地答说。
“如果他们要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着他们南进吧！但是，”毛泽东有意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地说道，“我相信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这时，突然身后特科团传来了吵闹的声音，接着，部队也停止了前进。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道：
“老彭啊，可能是他们派人追来了，你我带上赶印出来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去看看。”
“不用劳主席大驾了，由我彭德怀一人前去就够了。”
“不，人家是冲着我毛泽东来的嘛。”
这时，一个通讯员骑马赶到近前，把陈昌浩的亲笔信交给彭德怀。彭阅后交给毛泽东，毛阅后说：
“打个收条给他，我们后会有期。”
毛泽东说罢在彭德怀的陪同下，大步流星地前去会赶来的李特。为惜墨存史，现摘录宋任穷的回忆以代拙笔：
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未完待续）
毛泽东与张闻天等中央负责同志，在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之后十分生气，尤其听了陈昌浩的表态——他和徐向前同意南下的意见，当即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据徐向前回忆说：陈昌浩“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中央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对张国焘做最后一次努力，当即给他，并通过他给徐向前、陈昌浩发了一则电报：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实事求是地说：张国焘发展到今天，是在毛泽东所料之中的，因此他并不感到有多大的惊奇。但是，徐向前与陈昌浩突然改变态度，支持张国焘错误的南下方针，他的确感到很痛心。因为他清楚：由于前敌总指挥与政委改变态度，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不可能随中央北出甘南了。这样一来，这上万名英勇的红军战士就要因此而受苦，甚至遭受巨大的牺牲了。他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亲自赶到前敌总指挥部，站在院子里问徐向前：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当然知道毛泽东问话的本意，他不无矛盾地答说：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
毛泽东见徐向前是这种态度，认为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以“便没再说别的，要我（徐向前）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既然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一定要再过草地，那么如何才能把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带往甘南，重新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呢？这又变成了毛泽东思考的中心。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沙窝会议之前，张国焘为达到篡夺党中央领导大权的目的，他就“要求中央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会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他下达。中央军委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时下，中央对张国焘所控制的总司令部已经失去指导地位，而所属的前敌总指挥部，及其左路军和右路军又必须听命于总司令部，如果前敌政委陈昌浩不仅公然反对中央北上路线，而且还凭着手中握有三十军和四军，坚决执行张国焘南下的命令，不允许一、三军团随中央北出甘南怎么办？为此，毛泽东正在筹谋采用和平的手段，践行北出甘南的办法。
恰在这时，彭德怀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告之“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
虽说毛泽东已经知道陈昌浩的态度了，但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听了彭德怀的报告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他沉吟片时，问道：
“老彭啊，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已经暗自采取了三项措施。”
接着，彭德怀把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主席住处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重新编密码本，已派武亭送交林、聂；他每天都到前敌总指挥部观察动静，及时向毛泽东禀报等说了一遍。这时，毛泽东伸出粗大的双手，紧紧握住彭德怀的双手，感慨地说道：
“你真是我党名副其实的胆大心细的张翼德啊！”
彭德怀从这句话中似感到了什么，他顾不上品味这句话的内涵，随即又问道：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早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件，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断然地答说：
“不可！”
这时，彭德怀十分难过。他认为“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兵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这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里）。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扣押人质的意见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向第三者讲过，只是在处境危急的时刻，向毛主席提出供参考，以便求得一个脱身之计”。
毛泽东虽然不赞成彭德怀扣押人质的意见，但是他却从这一建议中看到了彭德怀忠于党并在关键时刻处处为他的安危着想的一颗心！
就在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快步走进毛泽东的住处，把一份绝密电报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十五
叶剑英获取张国焘的密电一事，是人所皆知的史实。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多次的谈话中，都可以得到证实。为了惜墨存史，现摘录叶剑英生前的回忆如下：
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个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九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
叶剑英获取的张国焘密电的内容是什么呢？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道：那时，“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之后，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多次谈起这件事，并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人所皆知的事情。
时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道：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果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
话再说回来，叶剑英离去之后，毛泽东感到事关重大，立即与同住一起的张闻天、博古等进行紧急磋商。他们一致认为事态十分严重，“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即决定随彭德怀去三军团，召开紧急会议，与因病住在三军团的周恩来、王稼祥研究，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的措施。就要动身了，毛泽东突然对张闻天、博古说道：
“明人不做暗事，你们二位先走，我去前委找陈昌浩，向他说明我们要去三军团开会。”
张闻天与博古听后愕然，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难以理解地望着毛泽东。
“放心，”毛泽东笑着说，“我此行的目的，是给陈昌浩吃个定心丸。”
“一旦引起他们的怀疑怎么办？”博古依旧愕然地问道。
“不会的，我是为打消他们的顾虑才去的。”
彭德怀看着坦然自若的毛泽东，自知毛心中有了安全的成算；当他再一看张闻天、博古那不无担忧的表情，忙说道：
“为了确保主席唱好这出借东风，我彭德怀陪同前往，你们就可以放心了吧？”
接着，毛泽东在彭德怀的陪同下“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这时的陈昌浩不仅决心遵从张国焘的旨意南下，而且他在读了叶剑英刚刚交来的电文之后，也正在思考如何把右路军——主要是一、三军团带回阿坝，与张国焘的左路军会师这件大事，因此，他近似试探地问道：
“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你看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已经算就了陈昌浩此时此刻的这种特殊的心态，故将计就计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找周、王开会吧。”
毛泽东如此而为的目的有二：其一，陈昌浩虽然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并不是书记处的成员，借口开书记处会议，陈昌浩不出席会议是合情合理的；其二，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与张闻天出于策略的原因，早就说过南下果真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类话，而今提出开书记处会议是顺理成章的，不仅不会引起陈昌浩的怀疑，反而会为党中央采取下一步行动赢得时间。
陈昌浩只是一位不到而立之年，却又过早得志的青年，他绝对不会想到毛泽东的上述目的。用彭德怀的话说：“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
毛泽东在与彭德怀大摇大摆回三军团的路上，毛泽东想起他在和陈昌浩谈话的时候，彭德怀和叶剑英又说又笑地走出总前委司令部，故谈笑风生地问道：
“老彭啊，在我和陈昌浩演戏的时候，你与剑英办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事呢？”
“我和剑英商量，北上必须有军事地图，另外原属一方面军司令部的二局现设在总前委，必须请他这位参谋长在今夜把地图、二局偷出来，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一同北进。”
“剑英的意见呢？”
“他答应想办法。”
“这就好。”
毛泽东到达三军团司令部的时候，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已经在周恩来的住处等候多时了。毛泽东扼要地讲了有关的情况之后，“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即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接着，又决定脱离险境的时间为九月十日凌晨，会齐地点是三军团。
会后已经是九月九日的深夜了，就在分头秘密布置九月十日凌晨脱离险区的具体行动的时候，毛泽东为了对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有个交代，同时也是进行一次北上路线的教育，他又亲自草拟了一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越了雪山，通过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了胜仗。消灭了白军四十九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益处。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
张闻天完成秘密布置脱离险境的任务回到三军团后，毛泽东把这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交给张闻天审阅。张看后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立即用油印机赶印，明天散发。”
就在有关部门赶印这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的时候，毛泽东低声问张闻天：
“你的任务完成得还顺利吧？”
张闻天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又简单地讲述了与李维汉谈话的经过。对此，李维汉事后做了如下记述：
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并要我回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洛甫叮嘱我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守秘密。我接受指示后，就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这天晚上，我到街上走了两趟，看看有没有发现我们要北上的动静。我见四方面军的人没有发现我们北上的意图，就放心了。
时令已步入九月中旬，雪域草原之夜的温度，宛似内地的秋末初冬，颇有几分寒意了。加之九月十日的凌晨刮起了萧瑟的大风，不仅把草地之夜的气温降低了几度，而且这呼啸的风声，无形中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气氛，又增添了不少恐怖的因素。凌晨已过，毛泽东安排好周恩来、王稼祥两位病号的转移之后，遂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走出住地，来到约定好的地方，任凭夜风劲吹，在焦急地等待着同志们的到来。
与此同时，李维汉也十分紧张，前半夜，他连眼都没顾上合一下，想着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以及如何防范的措施。谢天谢地，终于熬过了九月九日的漫漫长夜，眼看着表针指向了九月十日的凌晨，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自己的住处，站在路口等待同志们的到来。“中央机关、总政治部都走了，唯有中央政府机关还没有走出来，他们有银行、辎重，事情多。”他见“前面部队都走了，心中很焦急，就亲自跑到政府机关办公室的院子里去看，他们还在打包”。他低声地命令道：
“你们不用打包了，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发！”
就这样，中央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按照这个办法，很快出发了”。李维汉在检查过住地之后，随后也赶了上来，不久，就安全地到达巴西三军团的驻地。毛泽东小声地问李维汉：
“都到齐了吧？”
“报告主席，全部到齐。”
“好，上路吧。”
接着，李维汉带领机关干部告别了巴西，迎着瑟瑟的北风，踏上了北上的大道。
时间在无声地流逝着，但是叶剑英带的军委纵队的有关人员还没有到来。为此，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都焦急不安地在夜风中踱步等待。也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毛泽东却在暗自思考着天亮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文。这时，彭德怀走到跟前，低声说道：
“主席，大部队已经上路了，你先去杨勇的十团吧！”
“好，我在杨勇的十团等你们。”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又补充道，“老彭啊，我再交给你一项重任，一定要等剑英同志的到来！”
“我会按主席的指示办的。”彭德怀知道毛泽东在为叶剑英的安危担心，遂又说道：“主席放心，剑英同志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毛泽东说罢大步走去了。
叶剑英是如何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呢？对此，他自己做了如下的回忆：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会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灯睡觉的。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有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叶剑英“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他们二人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真是高兴极了，不知是谁说道：
“好！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
“不对！”叶剑英当即风趣地说，“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叶剑英带着直属队大步向前走去。“在一个岔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博古认为此时不是庆贺的时候，忙拉了一把，说道：
“参座，你还不快走。”
叶剑英立即动身，加快步伐赶路。待到他和杨尚昆等率直属队赶上三军团，已是拂晓时分了。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正焦急地等着他们的到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你们可来了！好，好！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呢！”
这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红军学校中的特科团能否准时归队。因为特科团的前身就是干部团，集中了一大批党的和军队的干部，是北出甘南，创造川陕甘苏维埃时的骨干力量。因此，他有些焦虑地问道：
“剑英同志，特科团的同志们不会出意外吧？”
“不会的，由韦国清和宋任穷带队，绝不会出意外的。”叶剑英非常理解毛泽东的心情，忙又解释道，“他们距离远些，估计会很快跟上来的。”
恰在这时，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率部赶了上来。毛泽东关心地问道：
“同志们，一路还顺利吧？”
接着，宋任穷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扼要地讲了出走的经过。对此，多年之后，宋任穷曾做过如下的回忆：
红军学校特科团在凌晨三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马上集合全团学员准备出发。出发前，我们简要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我们还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于是，特科团出发了，这时李德和我们同行，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长征中，一直推行王明错误路线。这时他也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不满，向我们说：
“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当时毛泽东听了宋任穷的汇报之后，尤其是听了李德的上述谈话，遂生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并感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真理会暂时被当成谬误来批判，但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征服犯了错误的人的。因此，他非常高兴地把手一挥，说道：
“出发！”
虽说陈昌浩没有想到党中央会突然离去，但他对叶剑英等人的行动一直是不放心的。叶剑英与杨尚昆相见之后，“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对此，彭德怀在蒙难期间，还满怀感情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剑英）摆脱了，幸甚！”
但是，由于红军学校的负责人何畏、李特均是张国焘的嫡系骨干，再加之特科团离去不能像其他部门那样，可以做到秘密出走，因此，特科团离去之前，向红军学校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递交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签署的命令：要特科团立即出发北上。据李一氓回忆：“同时也对在红军大学负责的，如何畏、李特这些人宣布：如你们愿意执行中央路线一同北上，则红军大学仍然由你们领导。假如你们有别的想法的话，也可以脱离红军大学回到四方面军去，因为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的部队就驻在附近，我们决不强留。经过短暂时间的争论，他们宣布将立即回到四方面军去。这样就各行其是了。”
特科团离去之后，何畏由于在懋功作战负伤，遂坐着担架赶到总前委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和毛泽东已率领第三军团向北挺进了。何畏还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陈昌浩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集四军、三十军和指挥部一部分领导干部来指挥部开会”。陈昌浩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最后，他声嘶力竭地问道：
“大家发表意见，他们（党中央）走了怎么办？”
李特、何畏两人主张派部队追。为此，他命令“部队做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当即请示一直沉默不语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
就在李特调集骑兵的空当，陈昌浩还给彭德怀等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反对中共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不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坝’。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同时，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接着，他亲手把这封信交给李特，并目送李特带着骑兵队消失在夜幕中……
毛泽东在彭德怀的陪同下，走在三军团负责殿后的杨勇的十团中，其后就是最后跟上来的特科团了。几天以来的紧张，一夜中急行军的劳顿，似乎随着夜幕的打开，一轮朝日在东方冉冉升起，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彭德怀边走边想这两天来发生的事情，当他回忆起毛泽东处变不惊，尤其是行前还要向陈昌浩“道别”，再次看到了毛泽东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大智大勇。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说道：
“主席，你比当年刘邦逃出鸿门宴的招数高多了。”
“我哪有什么招数哇！但我相信：智谋是逼出来的。”毛泽东淡然地答说。
“如果他们要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着他们南进吧！但是，”毛泽东有意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地说道，“我相信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这时，突然身后特科团传来了吵闹的声音，接着，部队也停止了前进。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道：
“老彭啊，可能是他们派人追来了，你我带上赶印出来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去看看。”
“不用劳主席大驾了，由我彭德怀一人前去就够了。”
“不，人家是冲着我毛泽东来的嘛。”
这时，一个通讯员骑马赶到近前，把陈昌浩的亲笔信交给彭德怀。彭阅后交给毛泽东，毛阅后说：
“打个收条给他，我们后会有期。”
毛泽东说罢在彭德怀的陪同下，大步流星地前去会赶来的李特。为惜墨存史，现摘录宋任穷的回忆以代拙笔：
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