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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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有巧合，就在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命令其行营参谋团制定了《关于川甘边区“歼匪”的计划大纲》。对所谓“匪情”的判断还是准确的：“现朱、徐两匪各派一部窜至毛儿盖、哈龙冈、羊角塘、班佑一带，企图袭取松潘……依据匪之过去行动，均系避实就虚，且青海南部多属软地，类皆不毛。是可判断该两匪，先各以一部分向毛儿盖、阿坝探进，其余必跟续分途北进，并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期不逞，仍回窜川北。”同时，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方针：“我军以防止该匪越窜黄、洮两河，并在临潭、临夏、夏河、同仁间将其聚歼之目的，应先巩固陇南最前线之碉堡及各要点之碉堡群，并施行坚壁清野之准备，一面集结兵力于适当地点，以为待机出击之用。同时，川境抽出部队，分途追击。”而具体的兵力部署如次：
……
乙、守备部队：
一、第三军王均部守洮河沿线，自古城经临洮到岷县含。主力控制于岷县，并派一部守临潭。
二、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守天水、甘谷、武山、陇西之线，主力控制于陇西。
三、胡宗南部守岷县、西固不合经南坪至松潘沿线，主力控制于松潘。……
丙、追击部队：
一、第四十五军，以六团编为第一追击队，出懋功，向抚边、阿坝、齐哈马寺。
二、第二十一军，以九团编为第三追击队，出耿达桥，向理番、毛儿盖、班佑、桑杂。
三、新编第六师李家钰部，以九团为第五追击队，出威州、茂县，向镇坪、松潘。
四、暂编第二师彭城孚部，为第七追击队，出白草场，向镇坪追击。但各路均分两梯队，更番推进，并由彭（城孚）部负责肃清岷江东岸之残匪。……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军委负责同志，当天就读到了我军破译敌方的上述电文，深感情势严重。他们的心里都清楚：敌人不仅已经察觉我方攻打松潘的目的——叩开北进的大门，而且还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也就是说，一旦敌人完成军事部署之后，我方就失去了攻打松潘的先机。与此同时，由于敌人发生了变化，我方在两河口会议之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动。为此，毛泽东、朱德，包括病中的周恩来，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张国焘给四方面军下达作战命令。
或许是又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话了。在这前后，派往杂谷脑进行慰问的李富春、林伯渠等回到了芦花，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公然制造分裂、反对党中央的行为。也就是在这前后，张闻天获悉李维汉在杂谷脑处境不妙，张国焘等人不仅反对李维汉出任四川省委书记，而且连一个纵队的政治部主任也不让当。当张闻天收到李维汉发自杂谷脑的这份电报，大意谓：李维汉陈述自己不懂军事，无法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职务等等，以此为由，要求返回中央机关。他感到事态严重，遂手持这份电文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商议解决的办法。毛泽东阅此电报，知道这是李维汉的金蝉脱壳之计，故断然地说道：
“洛甫同志，请立即给维汉同志回电，要他赶回中央接受新的工作。”
恰在这时，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快步走进屋来，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他从保卫系统获悉，张国焘借口陈赓同志在上海被捕，并在蒋介石亲自过问的监狱中逃出，说陈赓同志一定是蒋介石派到红军中的奸细，必须逮捕、法办。毛泽东听后大惊，急忙问道：
“四方面军保卫机关的态度呢？”
“张国焘已经挟持川陕省委做出了决定：立即逮捕杀害陈赓同志。”邓发答说。
“请立即给陈赓发报：要他星夜赶来中央，接受新的任务。”毛泽东几乎是命令地说道。
“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四方面军中还有一大批像曾中生、何柳华等中高级同志，被张国焘以审查为名，关押在监狱中。”邓发说道。
毛泽东叹了口气，看了看张闻天那异常愤怒的表情，说道：
“大政方针未定，中央给他张某人下死命令放人；他也不会执行的。但陈赓是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我们有权调回。”
这时室外传来了周恩来的咳嗽声，一种不祥之兆罩住了张闻天的心头，他近似自语地说道：
“恩来的到来，一定是为了张国焘的事情。”
不幸被张闻天所言中。周恩来向他和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的言行，大意谓：说中央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必须彻底清算之后，红军才能取得胜利等等。对此，毛泽东是有准备的。他十分严肃地说道：
“看来光退让是不行的。我建议：在芦花即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必须把有关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关于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川陕两个根据地的大是大非问题，在会上讲一讲。”
周恩来清楚毛泽东的用意：那就是借中央审查红四方面军的有关历史问题，给张国焘等人击一猛掌，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要正确地对待中央。因此，他是赞成毛泽东这种主动出击的态度的。同时，他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又对张闻天说道：
“你，还有博古、稼祥、凯丰等同志，与昌浩同志在苏联同窗共读多年，可否利用他来芦花参加会议的机会，向他做一做工作？”
“可以，可以。”张闻天答说。
“但我更寄希望于向前同志，”毛泽东说罢看了看周恩来，“你与向前同志在黄埔军校有师生之谊，我看你是能影响他这位弟子的。”
“向前同志什么时候到达芦花？”周恩来点了点头，又问道。
“明天——也就是七月二十日。”张闻天答说。
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长期以来一直是“凭党性坚持工作”。对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出现的这种复杂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缺乏思想准备。”随着张国焘个人野心无限的膨胀，当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四方面军有些同志议论一方面军部队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为此，我严肃批评了他们，嘱咐部队要学习一方面军的长处，不准背后议论。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多年之后，徐向前的结论是：
总之，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徐向前根据两河口的决议，亲率一路部队于“七月六日从理县出发，斗折蛇行，沿黑水河北岸行进……两岸山势陡峻，小道崎岖，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无间，遮天蔽日”。那时，徐向前感到“最困难的是粮食。部队路过的地方，能搜罗到的粮食差不多都搜罗净尽，即便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的”。也就是在这期间，徐向前收到中央的命令，“弟等今抵芦花，急盼兄（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迅速集中指挥”。为此，他又向芦花转进，并在黑水岸边与彭德怀相逢。对此，徐向前做了如下记述：
七月中旬，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彭德怀军团长得悉我军正向维谷开进，当即亲率一个团前来接应。维谷渡口的索桥遭敌人破坏，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里水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大清楚。我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军团长。相互招手后，我便掏出笔记本，撕下张纸，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捆在块石头上，扔过河去。两岸的同志十分高兴，互相喊话、招手、致意。第二天早晨，我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河去，与彭德怀同志相见。我们谈了些敌情及沿途见闻，还商谈了部队架桥事宜。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开门见山、性格爽直的人。
徐向前因等候架桥，在亦念逗留了两天，然后向芦花前进，预计二十日到达。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一个月前，毛泽东就从***等人的口中，知道徐向前是一位顾大局、识大体的同志；再者，他由周恩来、陈赓等人处了解到，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发展立下了特殊的功勋；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月以来，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中唯徐向前一人没有参与不利于团结的事情。因此，毛泽东希望通过徐向前的到来，掀起一次增进两大主力红军间的了解、团结的高潮。
对此，周恩来与张闻天、朱德等同志是赞成的。经研究，为了表彰徐向前对创建红四方面军所起的特殊作用，由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徐向前授勋。
因此，中央及军委总部在徐向前到达芦花的当天——七月二十日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以及先于徐向前赶到芦花的张国焘、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全都出席了授勋仪式。
徐向前自大革命失败之后，一直为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努力地工作着。因此，除去他在黄埔军校的恩师周恩来外，现任的中央及军委的领导都不曾见过面。当他晚年回忆起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相见的时候，他写道：“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当他听到张闻天宣布授勋仪式开始之后，他立即双腿并拢，向着双手捧着红星金质奖章、满面微笑的毛泽东主席行了个军礼。
接着，毛泽东把这枚红星金质奖章别在徐向前的胸前，又伸出那双大手紧紧地握住了徐向前的双手。
这时，周恩来带头鼓掌庆贺。顿时，授勋的屋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徐向前紧紧握着毛泽东主席的双手，他想到的是：“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因此，当毛泽东发表过简单的贺词之后，他向着所有参加授勋的中央领导同志行军礼致谢。他看着那一副副微笑的面孔，还有那一双双深情的目光，顿时感到自己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但是，当他那激动的目光与张国焘、陈昌浩等人那强作笑颜的眼神相遇时，他禁不住地愕然一怔，似乎在自问：
“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张国焘在达到向中央夺权的目的之前，私下与陈昌浩曾经做过什么交谈，他们二人都未谈及。但是，从张国焘第一个向李富春提出并公然要李向中央反映，要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而陈昌浩两次致电中央，要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等看来，他们二人配合是相当默契的。就说这次先后赶来芦花开会，再联系陈昌浩于七月十八日要张国焘当军委主席的电报来看，起码可以证明他们参加芦花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以实力做后盾，向中央要军事指挥大权。按照他们的设想，首先要把现任中央打成执行错误路线的核心，进而再迫使遵义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机构让权。欲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审查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路线。但是，出乎他们所料的是，未等他们提出审查中央路线的要求，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审查红四方面军自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历史。在他们看来，中央所为不是对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负责，而是借此转移他张国焘批评中央路线的矛盾。
与此同时，张国焘十分清楚，徐向前向陈昌浩公开表明：“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的原因，是对他的领导作风有意见。时下，中央政治局就要决定开会审查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了，毛泽东突然又提出给徐向前授勋，这必然会引起张国焘的疑虑。对此，陈昌浩也觉得有点惊奇，遂于会前问张国焘：
“我和向前同志是赶来参加中央会议的，他们为什么在开会之前，单独给向前同志授红星金质奖章呢？”
俗话说得好，善搞阴谋的人，他会把人世间一切美好的行为，都当成阴谋手段来看待。因此，张国焘沉吟片时，漠然地说道：
“我个人认为，这是老毛耍的小手段，无外乎是做出一个姿态，中央是信任你徐向前同志的。当然喽，按照他们的逻辑，向前同志就会站在他们的一边，赞成他们的路线，进而达到北进的目的。”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在明天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给他们来一个主动出击！”
张国焘自然清楚陈昌浩主动出击的本意，那就是在中央审查红四方面军历史的同时，向中央发难——提出审查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但是，参加过多次党内路线斗争的张国焘懂得，在没有共产国际支持的前提下，只有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发难，结果一定是适得其反。因此，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
“条件尚不具备。”
“你是不是担心向前同志……”
“不！不……”张国焘急忙打断陈昌浩的话语，“沉住气，要学会后发制人。”
张国焘后发制人的意思是：先看看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再确定明天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方针。因此，在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的时候，他和陈昌浩勉强微笑鼓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出他们所料的是，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之后，不但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借题发挥，而且很快就宣布散会了。为此，他对陈昌浩、徐向前说道：
“你们在明天的会上，要把我们四方面军的成绩讲足、讲够，免得大家老看我们的缺点和不足。”
九
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在芦花召开，史称“芦花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陈昌浩、徐向前等。由于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审视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及工作，故先由张国焘发言，向中央政治局全面介绍红四方面军的情况。
张国焘对于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有看法的。尽管他在私下里制造舆论：中央的做法是“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但是，他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同时又明白党的组织原则：中央不但有权审视任何一个方面军、一个根据地的工作，而且四方面军作为一级组织也有义务定期向中央作出报告。因此，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且又处于绝对的少数，表面上不得不服从党中央的组织决定，参加审视红四方面军历史情况的“芦花会议”。
张国焘在讲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经过之后，重点“在报告中极力美化自己，为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和通南巴（即川陕）根据地作辩解”。因为他从两河口会议起始就清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对这两件大事有看法，故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封住毛泽东等与会者的嘴。
接下来，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发言。他侧重于军事方面，大意谓：“这支队伍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以二七四团、二六五团夜战最好；平时注意军事训练，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与会者听后，一致认为徐向前的发言是实事求是的，都很满意。
最后，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发言，“扼要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的情况”。当天会议，遂告结束。第二天，由于徐向前、陈昌浩要率前敌总指挥部先去毛儿盖，徐、陈二人便未再出席第二天的会议。
徐向前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几乎天天都和朱总司令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朱总司令和他谈的顾全大局的一些肺腑之言，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他“从朱总司令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我们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在征得张国焘的同意后，经中央决定抽了三个建制团过去，共三千八百人。同时，“中央又从一方面军调了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来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总之，徐向前是一位难得的顾全大局的帅才！
翌日——七月二十二日，“芦花会议”继续开会，与会者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张闻天等相继发言，一致赞扬了红四方面军各项工作的成绩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张国焘的错误。
毛泽东发言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南通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发言还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这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无论是从红四方面军的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历史的视角回顾，都证明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发言捅到了张国焘的痛处，因此，毛泽东发言一结束，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地起身相驳。对此，张国焘在他的有关文章曾这样记述道：
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并且说明，我们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忧戚相关的大义？
张国焘的上述答辩显然是强词夺理。徐向前曾回忆说：“谁知，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放弃川陕根据地。”事后，徐向前又做了如下客观的评述：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周恩来带病参加了“芦花会议”。他没有与张国焘辩论孰是孰非，而是按照他会前准备的提纲发了言。首先，他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长处：有胜利信心，执行命令坚决，遵守纪律，对群众能动员，这些长处是四方面军取得胜利的条件。他指出四方面军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也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例如张国焘认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是不对的，根据地的建立需要考虑到地域、群众、敌情等条件。
接着，朱德发言。他“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他发言认为，对四方面军“应以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
张国焘深知面对多数与会者的批评，再进行所谓反驳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还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为此，他基本上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最后，张闻天做总结发言。他在肯定四方面军“很有战斗力”的同时，又严肃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是领导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后当敌人分兵合击时，未能抓住敌人弱点，集中打他一路；通南巴（指四川北部之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对根据地的重要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通通带走也是不好的；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造成了现在的一些困难。”同时，张闻天还指出，“四方面军对待少数民族也有些问题，如在两河口把藏民的土地拿来分，引起群众反对；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实际也未弄清楚怎样才算‘联邦’，少数民族还没有发动就首先成立‘联邦’，结果必将是徒然的”。
通过“芦花会议”，张国焘越发地感到不改变中央政治局的组织结构，也就是改变他视为眼中钉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处于绝对多数的地位，他就无法通过所谓合法的手段——正常的中央会议的形式，达到篡夺中央大权的目的。同时，他也清醒地知道，一旦两大主力红军按照毛泽东等人的主张北出四川，并如愿建立了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到那时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张国焘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为此，“芦花会议”一结束，他就采取了一项措施，利用自己出任红军总政委之机，把军事指挥大权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对此，彭德怀颇有感慨地写下了这段话：
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张国焘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行事，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手中的力量强大；他如此而为的目的，是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有意隔断中央与红一方面军的联系，从客观造成他是红军最高统帅的形象。同时，他这样迫不及待地用权行令，是向中央——主要是向毛泽东与周恩来示威，变相地说出自己在中央会上想说而又说不出口的话：有兵就有权。
张国焘如此拙劣的政治表演，是瞒不过中央的。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对张国焘一言一行的政治目的，那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只是为了尽快完成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这一最大的革命利益，有意不戳穿张国焘的真面目而已。另外，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及军委的领导都坚信：红军——无论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党的军队，绝对不是个人野心家篡权的工具。再者，有中央红军之称的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拥护的，绝不会因为被收缴了密电本，就会跟着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张国焘在下边搞的非组织活动——如请彭德怀、聂荣臻等吃饭等，他们都向中央做了如实的反映。
但是，张国焘这一系列的篡党行为，不仅影响了实施松潘战役、叩开北四川大门的先机，而且也把统一对敌的意志分化了，使得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静观张国焘的表演，尽量避免张国焘所带来的负作用。病中的周恩来在北去毛儿盖的路上，还得带病与毛泽东商谈关于张国焘的问题。
“主席，国焘在芦花会议上再次赞成北上路线，你看他还会提出南下的意见吗？”周恩来焦虑地问。
对此，毛泽东是早有定见的。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有些怆然地说道：
“我认为他这次赞成北上是被迫的，或者说是一种不得不在芦花会议上做的表面文章，因为他骨子里还是要借南下把一方面军困在或饿死在这不毛之地的同时，达到他在川康一带称王称霸的目的。”
是啊！一方面军自翻过夹金山后，就一直为粮食问题发愁，同时既无兵员补充，又无弹药来源，这样下去再过几个月，冬天一到，红一方面军就不攻自垮了。这就是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所担心的事，也是力主红军尽快北出四川的主要原因。因此，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话后颇有同感地说道：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据彭德怀同志报告：国焘的秘书长黄超曾私访于他，为了说明南下是正确的，以当年孔明南下七擒七纵孟获，屡屡得手，而北上出祁山、伐北原惨遭失败为由，劝说彭德怀同志支持南下方针。”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呢？”毛泽东警觉地问道。
“理所当然地否决了欲北伐须南征的意见。同时还直言相告：那是孔明为了巩固蜀国后方之举。”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对于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对于三国时代的历史，毛泽东是深有研究的。为此，他又补充道：
“这也说明诸葛亮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战略家，蜀国若想发展，或一统天下，必须北上出祁山，伐北原，方能问鼎中原，而局促川康一带是没有出路的。”
“国焘同志还会节外生枝吗？”
毛泽东沉重地点了点头。
“他还会做些什么文章呢？”
“只有到了毛儿盖才会见分晓。”
如果说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初期，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反对中央提出的北上路线，并力主在川康一带建立根据地，仅仅是惧怕敌人、逃避战争的消极主张，那么到今天，由于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北上与南下就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实质上变成了路线之争。换言之，事态的发展，促使张国焘必须坚持南下的方针，他才能达到篡夺党权、军权的目的。因此，张国焘在由芦花向毛儿盖北进的时候，继续借口“组织问题尚未统一”，延宕松潘战役的实施。因为他明白，只要没有发起并攻下松潘，就等于没有叩开北出四川的大门。若想再坚持北上吗？只有走松潘以西的千里无人烟的原始草地。怕走不过去吗？那就按照我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办。
对蒋介石而言，张国焘延宕实施松潘战役是他求之不得的。就在“芦花会议”的前后，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召集薛岳所部少校以上军官讲话并给予犒赏之后，另召集该部师长以上军官举行会议。蒋在会上指出，根据胡（宗南）纵队情报，红军先头已抵毛儿盖，当前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行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当前在甘陕边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有进出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的企图。在会上，蒋介石决定命薛岳率部于八月上旬将第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以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以第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漳腊、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也就是敌十四万按时到达各自战略位置的时候，张国焘这位红军总政委才于七月底到达毛儿盖。到这时，红军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之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撤销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运用延宕策略，达到取消发起松潘战役的目的之后，又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出面召集军事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新的行动部署。“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所谓夏洮战役计划，就是利用敌人认为“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而出敌不意向草地进军，“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徐向前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就用兵战略而言，徐、陈的提议是符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原则的。
但是，张国焘却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向且还借口便于统御，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互为犄角，配合行动。（未完待续）
史有巧合，就在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命令其行营参谋团制定了《关于川甘边区“歼匪”的计划大纲》。对所谓“匪情”的判断还是准确的：“现朱、徐两匪各派一部窜至毛儿盖、哈龙冈、羊角塘、班佑一带，企图袭取松潘……依据匪之过去行动，均系避实就虚，且青海南部多属软地，类皆不毛。是可判断该两匪，先各以一部分向毛儿盖、阿坝探进，其余必跟续分途北进，并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期不逞，仍回窜川北。”同时，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方针：“我军以防止该匪越窜黄、洮两河，并在临潭、临夏、夏河、同仁间将其聚歼之目的，应先巩固陇南最前线之碉堡及各要点之碉堡群，并施行坚壁清野之准备，一面集结兵力于适当地点，以为待机出击之用。同时，川境抽出部队，分途追击。”而具体的兵力部署如次：
……
乙、守备部队：
一、第三军王均部守洮河沿线，自古城经临洮到岷县含。主力控制于岷县，并派一部守临潭。
二、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守天水、甘谷、武山、陇西之线，主力控制于陇西。
三、胡宗南部守岷县、西固不合经南坪至松潘沿线，主力控制于松潘。……
丙、追击部队：
一、第四十五军，以六团编为第一追击队，出懋功，向抚边、阿坝、齐哈马寺。
二、第二十一军，以九团编为第三追击队，出耿达桥，向理番、毛儿盖、班佑、桑杂。
三、新编第六师李家钰部，以九团为第五追击队，出威州、茂县，向镇坪、松潘。
四、暂编第二师彭城孚部，为第七追击队，出白草场，向镇坪追击。但各路均分两梯队，更番推进，并由彭（城孚）部负责肃清岷江东岸之残匪。……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军委负责同志，当天就读到了我军破译敌方的上述电文，深感情势严重。他们的心里都清楚：敌人不仅已经察觉我方攻打松潘的目的——叩开北进的大门，而且还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也就是说，一旦敌人完成军事部署之后，我方就失去了攻打松潘的先机。与此同时，由于敌人发生了变化，我方在两河口会议之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动。为此，毛泽东、朱德，包括病中的周恩来，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张国焘给四方面军下达作战命令。
或许是又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话了。在这前后，派往杂谷脑进行慰问的李富春、林伯渠等回到了芦花，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公然制造分裂、反对党中央的行为。也就是在这前后，张闻天获悉李维汉在杂谷脑处境不妙，张国焘等人不仅反对李维汉出任四川省委书记，而且连一个纵队的政治部主任也不让当。当张闻天收到李维汉发自杂谷脑的这份电报，大意谓：李维汉陈述自己不懂军事，无法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职务等等，以此为由，要求返回中央机关。他感到事态严重，遂手持这份电文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商议解决的办法。毛泽东阅此电报，知道这是李维汉的金蝉脱壳之计，故断然地说道：
“洛甫同志，请立即给维汉同志回电，要他赶回中央接受新的工作。”
恰在这时，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快步走进屋来，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他从保卫系统获悉，张国焘借口陈赓同志在上海被捕，并在蒋介石亲自过问的监狱中逃出，说陈赓同志一定是蒋介石派到红军中的奸细，必须逮捕、法办。毛泽东听后大惊，急忙问道：
“四方面军保卫机关的态度呢？”
“张国焘已经挟持川陕省委做出了决定：立即逮捕杀害陈赓同志。”邓发答说。
“请立即给陈赓发报：要他星夜赶来中央，接受新的任务。”毛泽东几乎是命令地说道。
“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四方面军中还有一大批像曾中生、何柳华等中高级同志，被张国焘以审查为名，关押在监狱中。”邓发说道。
毛泽东叹了口气，看了看张闻天那异常愤怒的表情，说道：
“大政方针未定，中央给他张某人下死命令放人；他也不会执行的。但陈赓是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我们有权调回。”
这时室外传来了周恩来的咳嗽声，一种不祥之兆罩住了张闻天的心头，他近似自语地说道：
“恩来的到来，一定是为了张国焘的事情。”
不幸被张闻天所言中。周恩来向他和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的言行，大意谓：说中央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必须彻底清算之后，红军才能取得胜利等等。对此，毛泽东是有准备的。他十分严肃地说道：
“看来光退让是不行的。我建议：在芦花即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必须把有关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关于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川陕两个根据地的大是大非问题，在会上讲一讲。”
周恩来清楚毛泽东的用意：那就是借中央审查红四方面军的有关历史问题，给张国焘等人击一猛掌，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要正确地对待中央。因此，他是赞成毛泽东这种主动出击的态度的。同时，他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又对张闻天说道：
“你，还有博古、稼祥、凯丰等同志，与昌浩同志在苏联同窗共读多年，可否利用他来芦花参加会议的机会，向他做一做工作？”
“可以，可以。”张闻天答说。
“但我更寄希望于向前同志，”毛泽东说罢看了看周恩来，“你与向前同志在黄埔军校有师生之谊，我看你是能影响他这位弟子的。”
“向前同志什么时候到达芦花？”周恩来点了点头，又问道。
“明天——也就是七月二十日。”张闻天答说。
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长期以来一直是“凭党性坚持工作”。对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出现的这种复杂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缺乏思想准备。”随着张国焘个人野心无限的膨胀，当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四方面军有些同志议论一方面军部队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为此，我严肃批评了他们，嘱咐部队要学习一方面军的长处，不准背后议论。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多年之后，徐向前的结论是：
总之，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徐向前根据两河口的决议，亲率一路部队于“七月六日从理县出发，斗折蛇行，沿黑水河北岸行进……两岸山势陡峻，小道崎岖，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无间，遮天蔽日”。那时，徐向前感到“最困难的是粮食。部队路过的地方，能搜罗到的粮食差不多都搜罗净尽，即便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的”。也就是在这期间，徐向前收到中央的命令，“弟等今抵芦花，急盼兄（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迅速集中指挥”。为此，他又向芦花转进，并在黑水岸边与彭德怀相逢。对此，徐向前做了如下记述：
七月中旬，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彭德怀军团长得悉我军正向维谷开进，当即亲率一个团前来接应。维谷渡口的索桥遭敌人破坏，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里水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大清楚。我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军团长。相互招手后，我便掏出笔记本，撕下张纸，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捆在块石头上，扔过河去。两岸的同志十分高兴，互相喊话、招手、致意。第二天早晨，我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河去，与彭德怀同志相见。我们谈了些敌情及沿途见闻，还商谈了部队架桥事宜。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开门见山、性格爽直的人。
徐向前因等候架桥，在亦念逗留了两天，然后向芦花前进，预计二十日到达。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一个月前，毛泽东就从***等人的口中，知道徐向前是一位顾大局、识大体的同志；再者，他由周恩来、陈赓等人处了解到，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发展立下了特殊的功勋；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月以来，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中唯徐向前一人没有参与不利于团结的事情。因此，毛泽东希望通过徐向前的到来，掀起一次增进两大主力红军间的了解、团结的高潮。
对此，周恩来与张闻天、朱德等同志是赞成的。经研究，为了表彰徐向前对创建红四方面军所起的特殊作用，由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徐向前授勋。
因此，中央及军委总部在徐向前到达芦花的当天——七月二十日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以及先于徐向前赶到芦花的张国焘、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全都出席了授勋仪式。
徐向前自大革命失败之后，一直为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努力地工作着。因此，除去他在黄埔军校的恩师周恩来外，现任的中央及军委的领导都不曾见过面。当他晚年回忆起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相见的时候，他写道：“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当他听到张闻天宣布授勋仪式开始之后，他立即双腿并拢，向着双手捧着红星金质奖章、满面微笑的毛泽东主席行了个军礼。
接着，毛泽东把这枚红星金质奖章别在徐向前的胸前，又伸出那双大手紧紧地握住了徐向前的双手。
这时，周恩来带头鼓掌庆贺。顿时，授勋的屋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徐向前紧紧握着毛泽东主席的双手，他想到的是：“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因此，当毛泽东发表过简单的贺词之后，他向着所有参加授勋的中央领导同志行军礼致谢。他看着那一副副微笑的面孔，还有那一双双深情的目光，顿时感到自己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但是，当他那激动的目光与张国焘、陈昌浩等人那强作笑颜的眼神相遇时，他禁不住地愕然一怔，似乎在自问：
“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张国焘在达到向中央夺权的目的之前，私下与陈昌浩曾经做过什么交谈，他们二人都未谈及。但是，从张国焘第一个向李富春提出并公然要李向中央反映，要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而陈昌浩两次致电中央，要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等看来，他们二人配合是相当默契的。就说这次先后赶来芦花开会，再联系陈昌浩于七月十八日要张国焘当军委主席的电报来看，起码可以证明他们参加芦花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以实力做后盾，向中央要军事指挥大权。按照他们的设想，首先要把现任中央打成执行错误路线的核心，进而再迫使遵义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机构让权。欲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审查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路线。但是，出乎他们所料的是，未等他们提出审查中央路线的要求，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审查红四方面军自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历史。在他们看来，中央所为不是对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负责，而是借此转移他张国焘批评中央路线的矛盾。
与此同时，张国焘十分清楚，徐向前向陈昌浩公开表明：“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的原因，是对他的领导作风有意见。时下，中央政治局就要决定开会审查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了，毛泽东突然又提出给徐向前授勋，这必然会引起张国焘的疑虑。对此，陈昌浩也觉得有点惊奇，遂于会前问张国焘：
“我和向前同志是赶来参加中央会议的，他们为什么在开会之前，单独给向前同志授红星金质奖章呢？”
俗话说得好，善搞阴谋的人，他会把人世间一切美好的行为，都当成阴谋手段来看待。因此，张国焘沉吟片时，漠然地说道：
“我个人认为，这是老毛耍的小手段，无外乎是做出一个姿态，中央是信任你徐向前同志的。当然喽，按照他们的逻辑，向前同志就会站在他们的一边，赞成他们的路线，进而达到北进的目的。”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在明天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给他们来一个主动出击！”
张国焘自然清楚陈昌浩主动出击的本意，那就是在中央审查红四方面军历史的同时，向中央发难——提出审查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但是，参加过多次党内路线斗争的张国焘懂得，在没有共产国际支持的前提下，只有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发难，结果一定是适得其反。因此，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
“条件尚不具备。”
“你是不是担心向前同志……”
“不！不……”张国焘急忙打断陈昌浩的话语，“沉住气，要学会后发制人。”
张国焘后发制人的意思是：先看看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再确定明天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方针。因此，在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的时候，他和陈昌浩勉强微笑鼓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出他们所料的是，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之后，不但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借题发挥，而且很快就宣布散会了。为此，他对陈昌浩、徐向前说道：
“你们在明天的会上，要把我们四方面军的成绩讲足、讲够，免得大家老看我们的缺点和不足。”
九
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在芦花召开，史称“芦花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陈昌浩、徐向前等。由于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审视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及工作，故先由张国焘发言，向中央政治局全面介绍红四方面军的情况。
张国焘对于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有看法的。尽管他在私下里制造舆论：中央的做法是“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但是，他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同时又明白党的组织原则：中央不但有权审视任何一个方面军、一个根据地的工作，而且四方面军作为一级组织也有义务定期向中央作出报告。因此，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且又处于绝对的少数，表面上不得不服从党中央的组织决定，参加审视红四方面军历史情况的“芦花会议”。
张国焘在讲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经过之后，重点“在报告中极力美化自己，为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和通南巴（即川陕）根据地作辩解”。因为他从两河口会议起始就清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对这两件大事有看法，故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封住毛泽东等与会者的嘴。
接下来，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发言。他侧重于军事方面，大意谓：“这支队伍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以二七四团、二六五团夜战最好；平时注意军事训练，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与会者听后，一致认为徐向前的发言是实事求是的，都很满意。
最后，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发言，“扼要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的情况”。当天会议，遂告结束。第二天，由于徐向前、陈昌浩要率前敌总指挥部先去毛儿盖，徐、陈二人便未再出席第二天的会议。
徐向前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几乎天天都和朱总司令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朱总司令和他谈的顾全大局的一些肺腑之言，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他“从朱总司令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我们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在征得张国焘的同意后，经中央决定抽了三个建制团过去，共三千八百人。同时，“中央又从一方面军调了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来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总之，徐向前是一位难得的顾全大局的帅才！
翌日——七月二十二日，“芦花会议”继续开会，与会者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张闻天等相继发言，一致赞扬了红四方面军各项工作的成绩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张国焘的错误。
毛泽东发言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南通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发言还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这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无论是从红四方面军的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历史的视角回顾，都证明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发言捅到了张国焘的痛处，因此，毛泽东发言一结束，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地起身相驳。对此，张国焘在他的有关文章曾这样记述道：
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并且说明，我们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忧戚相关的大义？
张国焘的上述答辩显然是强词夺理。徐向前曾回忆说：“谁知，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放弃川陕根据地。”事后，徐向前又做了如下客观的评述：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周恩来带病参加了“芦花会议”。他没有与张国焘辩论孰是孰非，而是按照他会前准备的提纲发了言。首先，他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长处：有胜利信心，执行命令坚决，遵守纪律，对群众能动员，这些长处是四方面军取得胜利的条件。他指出四方面军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也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例如张国焘认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是不对的，根据地的建立需要考虑到地域、群众、敌情等条件。
接着，朱德发言。他“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他发言认为，对四方面军“应以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
张国焘深知面对多数与会者的批评，再进行所谓反驳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还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为此，他基本上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最后，张闻天做总结发言。他在肯定四方面军“很有战斗力”的同时，又严肃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是领导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后当敌人分兵合击时，未能抓住敌人弱点，集中打他一路；通南巴（指四川北部之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对根据地的重要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通通带走也是不好的；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造成了现在的一些困难。”同时，张闻天还指出，“四方面军对待少数民族也有些问题，如在两河口把藏民的土地拿来分，引起群众反对；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实际也未弄清楚怎样才算‘联邦’，少数民族还没有发动就首先成立‘联邦’，结果必将是徒然的”。
通过“芦花会议”，张国焘越发地感到不改变中央政治局的组织结构，也就是改变他视为眼中钉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处于绝对多数的地位，他就无法通过所谓合法的手段——正常的中央会议的形式，达到篡夺中央大权的目的。同时，他也清醒地知道，一旦两大主力红军按照毛泽东等人的主张北出四川，并如愿建立了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到那时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张国焘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为此，“芦花会议”一结束，他就采取了一项措施，利用自己出任红军总政委之机，把军事指挥大权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对此，彭德怀颇有感慨地写下了这段话：
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张国焘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行事，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手中的力量强大；他如此而为的目的，是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有意隔断中央与红一方面军的联系，从客观造成他是红军最高统帅的形象。同时，他这样迫不及待地用权行令，是向中央——主要是向毛泽东与周恩来示威，变相地说出自己在中央会上想说而又说不出口的话：有兵就有权。
张国焘如此拙劣的政治表演，是瞒不过中央的。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对张国焘一言一行的政治目的，那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只是为了尽快完成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这一最大的革命利益，有意不戳穿张国焘的真面目而已。另外，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及军委的领导都坚信：红军——无论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党的军队，绝对不是个人野心家篡权的工具。再者，有中央红军之称的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拥护的，绝不会因为被收缴了密电本，就会跟着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张国焘在下边搞的非组织活动——如请彭德怀、聂荣臻等吃饭等，他们都向中央做了如实的反映。
但是，张国焘这一系列的篡党行为，不仅影响了实施松潘战役、叩开北四川大门的先机，而且也把统一对敌的意志分化了，使得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静观张国焘的表演，尽量避免张国焘所带来的负作用。病中的周恩来在北去毛儿盖的路上，还得带病与毛泽东商谈关于张国焘的问题。
“主席，国焘在芦花会议上再次赞成北上路线，你看他还会提出南下的意见吗？”周恩来焦虑地问。
对此，毛泽东是早有定见的。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有些怆然地说道：
“我认为他这次赞成北上是被迫的，或者说是一种不得不在芦花会议上做的表面文章，因为他骨子里还是要借南下把一方面军困在或饿死在这不毛之地的同时，达到他在川康一带称王称霸的目的。”
是啊！一方面军自翻过夹金山后，就一直为粮食问题发愁，同时既无兵员补充，又无弹药来源，这样下去再过几个月，冬天一到，红一方面军就不攻自垮了。这就是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所担心的事，也是力主红军尽快北出四川的主要原因。因此，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话后颇有同感地说道：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据彭德怀同志报告：国焘的秘书长黄超曾私访于他，为了说明南下是正确的，以当年孔明南下七擒七纵孟获，屡屡得手，而北上出祁山、伐北原惨遭失败为由，劝说彭德怀同志支持南下方针。”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呢？”毛泽东警觉地问道。
“理所当然地否决了欲北伐须南征的意见。同时还直言相告：那是孔明为了巩固蜀国后方之举。”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对于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对于三国时代的历史，毛泽东是深有研究的。为此，他又补充道：
“这也说明诸葛亮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战略家，蜀国若想发展，或一统天下，必须北上出祁山，伐北原，方能问鼎中原，而局促川康一带是没有出路的。”
“国焘同志还会节外生枝吗？”
毛泽东沉重地点了点头。
“他还会做些什么文章呢？”
“只有到了毛儿盖才会见分晓。”
如果说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初期，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反对中央提出的北上路线，并力主在川康一带建立根据地，仅仅是惧怕敌人、逃避战争的消极主张，那么到今天，由于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北上与南下就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实质上变成了路线之争。换言之，事态的发展，促使张国焘必须坚持南下的方针，他才能达到篡夺党权、军权的目的。因此，张国焘在由芦花向毛儿盖北进的时候，继续借口“组织问题尚未统一”，延宕松潘战役的实施。因为他明白，只要没有发起并攻下松潘，就等于没有叩开北出四川的大门。若想再坚持北上吗？只有走松潘以西的千里无人烟的原始草地。怕走不过去吗？那就按照我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办。
对蒋介石而言，张国焘延宕实施松潘战役是他求之不得的。就在“芦花会议”的前后，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召集薛岳所部少校以上军官讲话并给予犒赏之后，另召集该部师长以上军官举行会议。蒋在会上指出，根据胡（宗南）纵队情报，红军先头已抵毛儿盖，当前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行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当前在甘陕边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有进出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的企图。在会上，蒋介石决定命薛岳率部于八月上旬将第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以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以第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漳腊、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也就是敌十四万按时到达各自战略位置的时候，张国焘这位红军总政委才于七月底到达毛儿盖。到这时，红军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之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撤销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运用延宕策略，达到取消发起松潘战役的目的之后，又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出面召集军事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新的行动部署。“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所谓夏洮战役计划，就是利用敌人认为“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而出敌不意向草地进军，“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徐向前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就用兵战略而言，徐、陈的提议是符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原则的。
但是，张国焘却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向且还借口便于统御，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互为犄角，配合行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