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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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南渡乌江成功了！毛泽东随部队渡过乌江之后，回望滚滚东去的江水，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而这得意的微笑，不但是对我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的赞美，同时也是对蒋介石，包括对他指挥的十几万敌人的嘲笑！
对此，周恩来也有着与毛泽东相同的心情。此刻，他作为毛泽东这一伟大战略构想的实施者，最关心的焦点是：渡过乌江之后，如何实现“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构想。因此，他又不失时机地与毛泽东会商：
“时下，滇军的主力孙渡纵队，正在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向打鼓新场行进的路上，距我们还有几百里的路程。再者，云南王龙云视军如命，他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把滇军远调贵州吗？”
“他龙云可以不服从我们的调遣，但他不能不执行顶头上司蒋委员长的命令吧？”毛泽东成竹在胸地说道。
“主席的意思是说，欲要做到让龙云听从我们的调遣，首先要做到让蒋介石代我下达命令：滇军必须尽快离开云南！”
“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将手中的烟蒂用力掷于地上，“还记得吧？我曾对你讲过，我们下边的文章，应当从蒋某人做起。”
“记得。那你的意思……”
“这篇文章分两步来做，”毛泽东边说边又点燃一支香烟，“第一步，我们利用贵阳无重兵防守的时机，让他们的蒋委员长学着唱一出‘空城计’，下令把离贵阳较近的滇军孙渡——也可以说他是当今救驾的赵云了，急调来贵阳充任勤王之师。”
“这就要求我们渡过乌江之后，挥兵直指贵阳，给蒋介石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
“这还不够，”毛泽东又吸了一大口烟，有滋有味地品了一下，“同时，我们还应当提出迷惑敌人的口号：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
“好！在我军主力直捣贵阳的同时，一路刷标语，搞宣传，造成一个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假象，迫使大唱空城计的蒋介石迭电孙渡救驾！”
“对，对！完全正确。”
“那这第二步呢？”
“还是老战法：声东击西。”
接着，毛泽东指出：为把第二步声东击西的棋走活，在走第一步棋的时候，也给蒋介石施以声东击西的策略：“以一部监视息烽以北地带之敌，并伪装我军将东向”，做出东进湖南，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姿态；我军主力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待到滇军孙渡等勤王之师分路进到贵阳之时，我军再摆出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毛泽东说到此时有意停顿了片刻，微微地晃了晃头，说道：
“到那时，我们惊魂未定的蒋委员长，又必然下令十几万人马向贵阳以东追去。而我们嘛……”
“就可以大踏步地挥师向西，进军云南！”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茬，异常兴奋地说道。
“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似乎方才那伟人的自信于瞬间消失了，他又操着商议的口吻，小声地问道，“恩来，你看这分两步做的文章……”
“堪称是神来之笔！”周恩来说罢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他懂得越是大手笔的天才，在他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文章还没完成之前，都会表现出一种自负中那特有的不自信。为此，周恩来又说道。“请放心，由我和同志们共同实施这一战略计划！”
毛泽东听后内心激动异常，他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有些沉重地说道：
“恩来，这篇文章是四渡赤水这篇大文章中的一部分，是真正的高潮部分！把它写完了，收尾的文章就好做了。”
周恩来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严肃地点了点头。
蒋介石在战争这张大棋盘上与毛泽东对垒，就像是一个只会程咬金三板斧的庸手与一代棋圣对弈那样，连棋圣所掷棋子的用意都猜不透，就自鸣得意地乱走手中的棋子。不仅他这个一方统帅手忙脚乱，喜怒无常，就连给他为将为士的十几万人马也倒了霉——任其在这张战争棋盘上随意调遣！
蒋介石于三月三十一日正式获悉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消息，他一边在“电话里大骂薛岳，问他在前线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连敌人的主力趋向何方都搞不清楚”，一边又想到中央红军南下之后，必然会威胁到贵阳城，自然也就等于威胁到他的安危。怎么办？他当即又询问哪个部队离贵阳比较近。薛岳慌忙答说：“滇军孙渡纵队。”这时，蒋介石又想起两天前，他曾电令孙渡率部赶到打鼓新场协剿中央红军的事来，真是气上加气！但是，他清楚统帅的面子是没有统帅的命重要的，因此，他在大骂薛岳过后，又立即给孙渡发了速来贵阳救驾的电令：
孙（渡）司令官志舟（龙云）兄：
胜密。
甲、自本日起，匪约六百人，由后山搭浮桥两座，窜渡乌江以南地区，正午匪渡江者已有千数，尚有陆续部队。
乙、望兄部星夜兼程，经黔西限明日到达镇西卫待命。
盼立复。
中正世申贵参印
迨至中央红军遵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进抵息烽一带，以一部伪装东向，“主力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的时候，蒋介石顿感大事不好，急忙在自己的下榻处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出席者有：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浚、吴忠信、晏道刚，另外还有蒋介石新任命的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副司令郭思演等人。诚如当事人所说，蒋介石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慌与愤怒，有意装作临危不惧、非常坦然的样子，他简单地讲了一下形势之后，就又平和地说道：
“下边，请墨三给诸位介绍有关的情况。”
墨三即顾祝同。蒋介石话音一落，极会为将的顾祝同站起，扼要地且又十分得体地恭维了蒋介石几句话后，遂才做敌情报告。他着重指出：
“据息烽、开阳县长的电话，敌人的主力由乌江下游南渡，前部已过开阳县境，有进犯贵阳的企图。”
接着，与会者围绕着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各抒己见：“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案之中以后者公算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急。”最后，蒋介石作出决定：“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调遵义李韫珩纵队迅速南移至息烽堵截，调李云杰纵队由黔东西进占领黄平、余庆地区堵截，调孙渡纵队限期东进集结贵阳，另外电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布置东西防堵，廖磊部在南面布置防堵。”
接着，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给周浑元、吴奇伟、李韫珩、李云杰发了电令，意在防止中央红军东去，与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恰好是按照毛泽东的构想行事的。与此同时，他再次急电孙渡，命他把三旅滇军开到贵阳，拱卫省府之安。
蒋介石唯恐在孙渡率部赶到之前，中央红军已经把贵阳城包围，使他处于逃也不是、不逃也不是的尴尬的境地。怎么办？他又认真地审视了一遍顾祝同等人拟好的城防计划：令警备司令王天锡“指挥的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及警察四百余人负责城防责任，在三天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峻事；萧树经的别动队（约四百余人）警卫行营和严查户口”。蒋介石暗自计算了一下，守城人员只要坚守一天，孙渡所部即可赶到贵阳。但是，当他想到时任贵阳警备司令的王天锡乃王天培的胞弟，而王天培军长又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徐州会战之后被他处死的，因此，他决定找王天锡面谈一次。
王天锡对蒋介石任命他为贵阳警备司令一职是心领神会的，这其中不无包含对处死胞兄的一种补偿。另外，他也清楚在今日之中国，得罪蒋介石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他在受命之后还是尽职尽责，力争给蒋介石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天锡啊，三天把碉堡修好有把握吗？”蒋介石问道。
“报告委员长，只要一天一夜就可以完成。”王天锡答说。
“不能草率啰！”蒋介石复又加重语气补充道，“贵阳的得失，关系国际视听哩。”
“请委员长放心，明天天亮以前就可以修好，到时请委员长派人视察，如果还要不得，可以再修。”
“好，好，明天一早，我就和夫人亲自视察。”
蒋介石送走王天锡之后，越想这几天来的军情变化，心里越觉得不是个滋味！究其原因，这些长年和红军作战的部队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心。为此，他一怒之下，亲笔起草了一则措辞严厉的通令：
查现在大部股匪，任意窜渡大河巨川。而我防守部队，不能于匪窜渡之际及时制止，或于匪渡河之际击半渡。甚至匪之主力已经渡过，而我军迄无察觉。军队如此腐败，实所罕见。推其缘故，乃由各级主管官事前不亲身巡查沿河地形，详询渡口，而配置防守部队。及至部队配置后，又不时时察其部下是否尽职，并不将特须注意之守则而授予防守官兵。是上下相率懒慢怠忽，敷衍塞责。股匪强渡，乃至一筹莫展，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军人至此，可谓无耻之极。此次匪由后山附近渡河，在一昼夜以上。而我驻息烽部队之主管官尚无察觉，如此昏昧，何以革命。着将该主管官黄团长道南革职严办，以为昏聩失职者戒，并通令各部知照。此令！
蒋介石掷笔桌上，待侍从人员取走以后，已经是子夜时分了。在夫人宋美龄再三地催促之下，他才忧心忡忡地昏然入睡了。
翌日黎明，蒋介石刚刚起床，奉命赶修城防工事的王天锡前来报告：城防工事业已修好，请委员长查收。也或许是生命比回笼觉更为重要，就连习惯早上睡懒觉的宋美龄也匆忙起床，挽着蒋介石，在端纳、顾祝同、陈诚、晏道刚等人的陪同下，跟着王天锡到城上转了一遍，频频点头，以示满意。转回来，蒋介石特把王天锡招到自己的办公室，用王天锡的话说：“又极力给我灌了一阵‘米汤’。”
正当蒋介石与王天锡谈话之时，顾祝同神色仓皇地走进来，向蒋行了一个室内礼，连头上的帽子都忘了取下，就说道：
“报告委员长，刚才水田坝有电话来，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
蒋介石听后愕然，因为他初次来贵阳，既不知道水田坝在什么方位，也不清楚天星寨离贵阳有多远的路，遂由沙发椅上站起来，望着王天锡，故作镇静地问道：
“水田坝距离贵阳有多少路，在哪个方向？”
王天锡肃然起身，双腿并立，以下级给上级报告的标准的腔调答道：
“报告委员长！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三十华里。”
蒋介石听后，据王天锡记述，他把脑袋昂起，眼珠往上翻，想了一下又问：
“距清镇飞机场多远？”
“让我计算一下。”
正当王天锡在计算到清镇飞机场的距离时，陈诚又近似小跑地走进来，有些慌张地报告：
“报告！乌当来电话，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据报飞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第二十五军有一部分叛兵在机场附近滋扰。”
蒋介石听后默不作声，把两手背在后面，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沉思很久，猝然止步，两只就要冒火的眼睛盯住王天锡，问道：
“不经清镇，有便路到安顺吗？”
“有！”王天锡说道，“从次南门出去，经花溪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到安顺只有六十多里了。”
蒋介石表面上故作平静的样子，但声调却又是那样的低沉：
“你去准备一下，挑选二十名忠实可靠的向导，准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
“委员长你……”
“不要啰嗦！快去承办。”
王天锡应声离去。他边走边暗自说道：
“啊！委员长准备逃跑了……”
十
蒋介石的确是要逃跑了！这其中不仅有蒋氏自己的原因——“谣传飞机场被红军占领，郊外有枪声时，吓得蒋介石很慌乱”，而且还有夫人的因素——“他的妻子宋美龄也急得蹦跳，在看地图时把地图甩在脚下”。正当蒋氏夫妇在下榻处匆忙收拾逃走所带的行装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不知蒋介石出于一种什么心态，他依然是微合着双眼倒在沙发上，就是不伸手去接一下电话。这时，宋美龄终于沉不住气了，她走过来生气地说：
“达令，快接电话吧。”
蒋介石一动不动，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或许是上帝给我们传报的佳音呢？”宋美龄更加生气地说。
就在这一瞬间，蒋介石想起了两件和上帝有关的事情：一是当年石友三反蒋，突然于夜间隔着长江炮轰南京，吓得宋美龄由梦中惊醒，暗自祈祷，终于化险为夷；再是中原大战时，冯玉祥的骑兵包围了蒋介石的火车专列，吓得宋美龄跪在车厢中祈求上帝保佑，不久，冯玉祥的骑兵撤围，虚惊一场。因此，当蒋介石一听上帝二字时，他近似本能地站起，拿起了电话听筒：
“喂！我是委员长……好，好！随时报告。”
宋美龄望着放下电话，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的蒋介石，焦急地问道：
“达令，是什么消息？”
“是上帝为我们传报的佳音：刚才是郭思演来电话，说敌人由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走了。”
“龙里在贵阳的什么方向？”
“东方。”
宋美龄听后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遂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不一会儿，端纳、顾祝同、陈诚、吴忠信、何成浚等人笑嘻嘻地相继走了进来，一个个随着宋美龄的信仰大唱起了上帝的赞歌。就在这时，吴稚晖念着“阿弥陀佛”走进来，这声音就像是一首完美的乐曲中，突然闯进了一连串的弦外音，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正当这尴尬的局面不知该如何打破之时，王天锡上气不接下气地又走进来：
“报告委员长！一切准备完毕，敬候……”
“不用了，不用了！”蒋介石或许是想到王天锡还有派上用场的时候，故客气地说道，“辛苦了，先坐下喝杯茶。”
王天锡知趣地躲在一个墙角边的沙发上休息，静观蒋介石和这些中央大员们在做些什么。
这时，蒋介石把一张军用地图摊在办公桌上，手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指着地图，煞有介事地说道：
“你们看，**向东边逃窜，他们将去什么地方呢？廖磊的一个军驻在都匀、独山，敌人为避免消耗战，是不敢向南走的。我预料他们必然出马场坪东下镇远，要么去湘西与萧、贺合股，要么重返江西。”
与会者似乎都忘却了两个小时前的狼狈情景，完全恢复了原本为将为相的心态，不约而同地，或曰言不由衷地以蒋介石为中心地议论起来。正当蒋介石再次对着军用地图指手画脚，大谈其判断的时候，晏道刚眉开眼笑地走进来：
“报告！孙渡司令提前赶到贵阳，请委员长示谕。”
蒋介石听说孙渡率三旅滇军赶到了贵阳，真是高兴极了！他当着众多的属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与此同时，他一想到孙渡从黔西大定到贵阳的距离，“照普通行程需要七天”，可孙渡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就赶到了，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故当即下令：
“我立即召见孙渡司令！”
不久，孙渡在薛岳的陪同下走进蒋介石的官邸。未等孙渡行晋见长官军礼，蒋介石就主动地迎上去，紧紧握住孙渡的手，颇有些动感情地说：
“该纵队乃革命军人的模范，动作迅速作战勇敢！”
薛岳也在一边敲边鼓，表扬孙渡所带部队是“勤王之师”。
接着，蒋介石扼要地把他方才判断红军去向的话说了一遍，破例以商议的口气问道：
“孙司令，你看怎么样？”
孙渡是第一次聆听蒋介石的面谕，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听了蒋介石如此客气的问话之后，行了军礼，答说：
“我初到贵阳，对整个情况不了解，委座的指示是不会错的。”
蒋介石一听孙渡的答话十分得体，心里更是高兴，遂又以歉意的口气说道：
“你辛苦了，本来应该休息一下，但是这时的任务十分紧张，希望你再努一把力，马上出发，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我已让薛岳电令遵义所部东进石阡、余庆阻截，并电何键把重兵摆到湘西一带，你与薛岳从后边追击。”
“是！”孙渡答说。
“另外，官兵都辛苦了，从我这里拿几万元去慰劳他们。”蒋介石说罢回过头来，对内定的贵州省主席吴忠信说道，“叫侍从室预备款子，送到孙司令那里去。”
吴忠信应声而去。为此，孙渡获二万元犒赏，并晋中将衔；各旅长获一万元犒赏。
蒋介石送走孙渡之后，又对王天锡说：
“城防还是不能疏忽，你去安排一下吧！”
王天锡一听蒋介石下了逐客令，遂识趣地告辞离去。
蒋介石为了怕龙云起疑心——说他有意收买滇军将领，立即命人给龙云发去一份近似感谢信之类的电文：“滇军忠勇诚朴，足为军人模范。”
蒋介石或有感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句古训，抑或是有感于孙渡“救驾”及时，他决计奖惩一批军事将领。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做出决定：拿掉王家烈。此事交由晏道刚出面办理。
蒋介石自到达贵阳之后，没有一天有令他高兴的消息，因此他每夜入睡时都会被噩梦惊醒。今天用他的话说，叫“否极泰来”；用宋美龄的话说，叫“上帝佑我”。不管是哪种说法吧，今天的确是蒋介石高兴的日子。他送走这些侍从式的文官武将之后，与宋美龄做过祈祷就上床入睡了！
四月七日清晨，蒋介石被隆隆的炮声惊醒。
他从床上跳到地下，本能地大声命令：
“快叫王天锡来！快叫王天锡来！……”
一会儿，王天锡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只见蒋“躺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幅地图”。看见王进来，遂把手中的地图放在旁边的茶几上，问道：
“你听见炮声了吗？”
“听到的。”王天锡说罢看了看蒋介石的表情，又说道，“大约在南门近郊，距城不过二十里。”
蒋介石一听下意识地坐了起来，问道：
“敌人未必会来攻城吧？”
这等于给王天锡出了一道不好回答的难题。说不吧，万一红军攻城怎么办？说会吧，红军如果骚扰一下又走了怎么办？因此他未作答。
蒋介石或许感到自己问话有失，忙又说道：
“你派人去侦察一下，弄清情况，即刻回报。”
王天锡走后，蒋介石遂又陷入了困惑之中：“昨天红军不是东出龙里了吗？为什么今天一早又赶来贵阳南门近郊？……”
诚如前文所述，这是毛泽东早就设置好的声东击西之计。如史所记：“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之后，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逼近贵阳。当各路敌军纷纷回援贵阳时，红军则挥师东进，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进至清水江以西的高寨、白果坪地区隐蔽集结，以少许兵力渡过清水江向平越积极活动，造成红军东进的声势。”当蒋介石误以为我红军主力东进的目的，是为了兵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把回援贵阳的部队东调之后，孙渡的“勤王之师”也赶到了贵阳，这就等于完成了把滇军调出云南的目的。为了把拱卫贵阳的滇军继续东调，毛泽东又派出小部队骚扰贵阳，让蒋介石再次下令东调滇军。果然如斯，我中央红军挥军西进云南的时候，孙渡再回师救援就已晚矣！因此，负责引滇军东进的红军部队完成任务之后，就又天马行空似的撤去了！
结果，孙渡误以为又取得了胜利，遂又派出滇军跟进向东撤去的红军。不知是计的陈诚等人，还笑嘻嘻地向蒋介石报捷：
“好消息，敌人已被孙渡打跑了！”
更为可笑的是，蒋介石竟然下令让孙渡紧紧尾歼东去的红军。这样一来，滇军离云南就越来越远了！
顾祝同、陈诚等人深知毛泽东用兵无定法，万一再对贵阳杀个回马枪，又要挨蒋介石一顿臭骂。为此，他们建议蒋介石乘飞机去昆明，暂时躲避几天。理由则是：“借贵阳暂无战事，请委座去昆明会会云南王龙云。”对此，蒋介石是心领神会的，遂于四月七日乘军用飞机飞往昆明。
自然，蒋介石作为一代纵横大家，他此次昆明之行并不完全是避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会会当代的孟获——云南王龙云，看看如何在接管贵阳之后再统一云南。
龙云是彝族人，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朱德、叶剑英等是先后同窗。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他借助唐继尧等人的势力脱颖而出，击败一个又一个军政对手，终为云南王。他在掌云南大权之后，遂采取了远交中央、近图黔桂的策略，因此在蒋桂战争期间，他支持蒋介石，派兵直指广西，并包围桂系的老巢南宁，终于促成桂败蒋胜的局面。这次蒋介石任命他为“剿匪”司令之后，在云南军政之中对“剿共”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云南部队应出省外作战，符合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二是主张待红军进入云南，再行参战，符合保境安民的原则。”而龙云采用第一种意见。他此举的目的是清楚的，既可把中央红军御滇门之外，又可讨得蒋介石的信任。同时，他却密令孙渡等人：滇军的行踪必须绝对听命于他。
蒋介石入主贵阳之后，风传蒋介石要拿掉王家烈，对此，龙云起了疑心。不久前，蒋介石下令调孙渡率三旅滇军“救驾”，由于孙渡未接到龙云的命令东下，使得龙云因忌恨孙渡险些撤了孙的兵权。时下，蒋介石突然由贵阳飞抵昆明，龙云十分警惕地发出自问：“蒋氏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为此，他确定了“热情接待，静观其变”的会蒋方针。
蒋介石是玩弄权谋的老手，他见了龙云，未等说上半个小时的话，就完全明白了龙云的心思。一是时下有求于滇军相助解贵阳之围，再是中央军并未开进云南，解决云南的条件尚不具备，故采取了收买、笼络龙云的策略。蒋一面与龙云称兄道弟，盛赞龙云在云南的政绩，一面大加表扬他治军有方，等等。
对此，龙云更加提高了警惕性。尤其当蒋介石一迭声表扬孙渡等滇系将领之后，他对滇军在贵州的命运也更加担心。就在蒋介石到达昆明的第二天——四月八日，龙云获悉蒋氏给孙渡发了一通《关于向洗马河、宋家渡一带追击中央红军》的电令，其中心是请滇军出龙里东进，追击蒋认为东去的中央红军。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孙渡率部东出尾追，不料红军进至龙里地区，突然回头向贵阳前进。红军准备击破滇军，除去威胁以便南下，而孙渡部队被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搞得手忙脚乱，孙渡在贵阳以东观音山黄泥哨跳车逃跑，几乎被活捉。该事发生在谷脚地区，史称谷脚事件。
龙云听后吃惊不小。他一方面担心滇军败于中央红军的手下，再是害怕滇军奉蒋介石的命令东去，一旦云南出事难以撤回，故于四月九日给孙渡发了《关于滇军不得入黔东地区》的电令：
谷脚遇匪，深为骇异。幸已安全脱险，甚慰。不知是匪又回窜，抑系滞留后方之残匪。我各旅不能超过贵阳前进一节……又昨经呈奉委座鱼申电令，唯各旅在贵阳停止整顿，不再前进。而来电称，俟匪情明，再为前进，殊不相符究系何故现后方未得中央补充，已无力接济。我军若再超过贵阳前进，经费立将断绝。无论何人令赴黔东，均须考虑，不能轻进也。
切要！切嘱！以上各节，盼逐细速复。
总司令龙佳未机印
由于蒋介石手下有一批破译密码的专家，因此，各地方实力派往来密电多为他破译、掌握。蒋介石鉴于此行的目的是投石问路，故装作不知龙云给孙渡密下电令的事情，一边随龙云观赏昆明的景物，一边指挥贵阳的军事和解决王家烈的政事。蒋氏在昆明期间，除给孙渡发过一通电令之外，为防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还给何键、刘建绪等人发过专电。为了提高所部“追剿”红军的战斗力，他又发了如下这通《严责吴奇伟追击红军不力》的电令：
对此区区残匪，既不敢进攻，犹恐被匪诱入夹击……如此旷日持久，怕匪畏匪，尚能革命乎？此剿匪而乃避匪，最后纵匪之逃窜而已。军人至此，精神安在？虽知残匪无几，而且疲饿不堪，何畏之有？况既明知其诱我深入，则我可预事防备，将计就计，正为军人运用智力之良机，奈何避不敢进也。希即于今、明两日内，决心进攻，占领清水河以西地区，并跟踪追击。勿误。
无论蒋介石发多少电令，由于他在战略指挥上远逊对手毛泽东好几筹，仍不知中央红军真正的战略意图，只是采用水来了土挡的战法乱下作战命令，或随意地训斥部属，其结果必然还是处于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虽在军事指挥上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但他在玩弄权术方面却堪称一流，在国民党中尚未碰上一个真正的政敌。时下，他躲在昆明，连面都不曾出一下，就由晏道刚等人解除了王家烈的所有权柄。请看当事人晏道刚的记述：
蒋介石决定先让王家烈在所任“主席”和“军长”两个职务中任选一个，逼王交出贵州军政权力，并着我去大定与王商议……我便到大定见王向其传达蒋意。王最初表示两个职务都不愿放弃，理由是：“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就无有保障。”我只好对王说：“你想两者都不丢，恐怕两者都不保。”王于是借口要与两师长商量再决定，意在求援于何知重、柏辉章两人。我乃密与何、柏两人会晤，诱以利之所在，说明不要军这一级，可编为直辖师，可以领十足军饷，再不会受王家烈从中克扣。何、柏两人听我这样一说，都表示赞成王辞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专任主席。王找两人商谈时，表示如两者不可兼得时，愿辞主席干军长。何、柏两人不便当面反对，却在暗中纵容部下包围军部闹饷。王再与我会谈时，表示愿干军长辞去主席。我把何、柏两人向我讲的话如实告王，并询王是否知道有士兵包围军部闹饷之事。王遂改变主意，表示还是干主席辞军长，以免兵变。但是王却举棋不定，过了一会儿又对我说，还是想干军长辞主席。我便对王说：“你控制不住军队，军长怎么当呢？”王说：“只要有饷，军长还是可以干的。”王要我对他的部队讲讲话，表示中央支持他。我拒绝了，只劝王还是干军长好（我当时是秉承蒋意让王先辞主席再说），今后不克扣军饷就行了。
就这样，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拿掉了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为下一步再逼着王家烈交出军权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假手进攻贵阳，迫使蒋介石迭次下令把滇军三个旅调到贵阳之后，遂又趁蒋介石躲到昆明行削藩裁军，逼迫王家烈交出贵州省主席的时机，再施声东击西之计，请蒋氏下令把孙渡所率三个旅的滇军调往黔东。这样，由贵阳通往云南的大道完全敞开。为了不使蒋介石觉察红军西出云南的战略意图，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会商，先于四月七日十八时下达《关于我军决从贵阳、龙里间南进给一军团的指示》：
（一）滇敌有到贵定并向羊场“进剿”讯。
（二）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望立即侦察由老巴乡、刘家庄转至洗马河、喇磅、隔水、高宝、龙里、麻若场及经观音山小路向王关、比孟场、鸡鸣堡的两条道路与其平行路的里程，准备一军团及军委纵队八号向此路前进。
（三）你们派往水尾、独木河、红岩河的警戒部队今七号晚可做准备架桥东渡姿势，并即作侧卫及后卫警戒，随一军团后卫前进。
（四）三军团先头师应准备明日三时出发，并有佯攻龙里之任务。
接着，周恩来这位天才的组织家，又与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人把毛泽东西出云南的战略构想化为军事行动：我一军团及军委为左纵队，三、五军团为右纵队，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迅速转移，我先头部队于八日控制了贵阳、龙里间公路黄泥哨至观音山段，掩护红军主力南移。这时，红三军团一个团占领了贵阳以东的梨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故作声势，佯攻贵阳；红一军团一部占领了观音山阵地，瞰制敌人。就在这时，孙渡误以为红军东向，在此遇险，几乎丧命。由于我中央红军左、右纵队完全控制了贵阳、龙里间约三十里的地段，红军主力于九号由北向南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旋即又突然挥师向西，把东向追击的全部敌人甩在了后边。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脸上再次出现了得意的微笑。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也出现了刘伯承总参谋长所记述的乐观局面：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
也就是在中央红军放开大步向云南挺进的第一天——四月个日，蒋介石接到来自贵阳的密电，大意谓：贵阳城危解除，敬请委座由滇回黔示谕军机。蒋氏阅罢本能地认为：毛泽东突然撤围贵阳，一定是有着深虑远谋。所以，当即告别外热内冷的云南王龙云，乘军用飞机由昆明飞回了贵阳。
蒋介石飞往昆明是高度机密的，故有很多贴身的军政要人都不知此行。至于困守贵阳的所谓上层人士，那更是一无所知了。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蒋委员长是与他们共患难的。时下，中央红军撤围远遁了，自应与蒋委员长同庆——借给蒋介石大唱赞歌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因此，十号晚上，在就要上任的省府主席吴忠信的发动下，贵阳上层亲蒋人士召开了所谓的庆功大会。
蒋介石的部属，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他们最擅长的本事就是为蒋介石唱颂歌。为此，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蒋介石的天下被这些颂歌唱倒了！”这天晚上，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会场灯火辉煌，以山珍为主的宴席一桌连着一桌，各界人士，尤其是那些军政大员的姨太太们更是花枝招展，满身的珠光宝气，再加上那极具诱惑力的媚眼，就连宋美龄也望之向背了。一句话，昨天还被枪炮声吓得魂飞魄散的事情，似乎恍如隔世，早就忘到脑后边去了！接下来，就是吹牛比赛。有人把蒋介石比作当今的兵圣孙子，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有大将之风；有人把蒋介石比作当今的孔明，在贵阳保卫战中演出一幕当代的“空城计”，蒋氏凭着大智大勇，吓跑了当代的司马氏毛泽东……这颂歌的调门越唱越高，越比越响，最后连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被唱迷糊了。再加上那阵阵的掌声，以及那三呼万岁的喊声，几乎把会场的房顶掀掉了。
蒋介石就像古今中外的独裁者一样，最爱听的就是这三呼万岁的颂扬声，尽管他也清楚一代又一代的王朝大厦无一不是被这颂扬之风吹倒的。或许贵阳保卫战的教训太深的缘故，也或许是他至今还心有余悸，总之，他今天晚上感到这场专门为他开的颂歌比赛会的味道不太对头，或说是不太顺他的耳。因此，当各界人士以雷鸣般的掌声、三呼万岁的喊声请他发表讲演时，他却没有勇气再火上浇油，跟在这些唱颂歌的人们的后边再大谈其功了！相反，他退出会场之后，遂又在贵阳绥靖公署召集各高级将领训话，发表了长达一万多字的讲演，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在贵州“剿匪”的经验与教训。其中，他还不得不讲了如下这段话：
我看现在土匪唯一的长处，就是惯于运用掩护战术，他只要找到十里或四五里正面的空隙，就可以安全窜过去。他的掩护部队配置得非常之好，例如此次由息烽的西南石洞向东南窜去，而他的掩护部队并不配置在东南方面，却在西南方面离开息烽城十五里的底坝，一方面掩护他的主力过去，一方面又对息烽逼近，使我们在息烽的主力五个三师竟被他牵制，以全力来进攻包围他主力所窜反面方向的掩护部队，结果他的主力安全向东逃走了。他当时配备在底坝的掩护部队，据我判断，最多不过一二百人，你看他以如此少数的部队，便牵制了我们在息烽的一师多兵力，何等巧妙！所以我们今后要消灭**，必须要研究应付他的掩护战术，再不为他掩护的部队所牵制，而要找到匪的主力来截击。
蒋介石在贵阳绥署发表讲话过后，就又回到自己的下榻处，听晏道刚报告逼王家烈交出贵州省府大权的经过。接着，他又召来早就预备好的棋子吴忠信，亲切地称呼着吴的字说道：
“礼卿兄，你知道我请你来的目的吗？”
吴忠信，安徽合肥人氏。他早年投身民主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南征北战。期间，与蒋介石时相过从，并深得蒋氏的信任。就在蒋介石设南昌行营的时候，吴被蒋委任为南昌行营总参议。此次蒋氏来贵阳指挥“剿共”，要吴同行。吴心里清楚是要他取王家烈而代之。同时，他心里也明白：蒋介石起用他的原因是“王家烈与桂系军阀长期勾结，蒋去王当然会引起桂系反感。蒋知吴（忠信）与李（宗仁）、白（崇禧）有交情，所以起用吴忠信以缓和与桂系的矛盾”。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出面组织了今天的庆功大会。但是，老于世故的吴忠信并未把事点破，而是有意地说：
“我既是委座的老同志，又是委座的部属，需要我做什么，就下达命令吧。”
“贵州省府王主席，向我提出请辞主席、专任军长的要求，我意请礼卿兄代我处理贵州政务大事。”
吴忠信当即应诺。接着，他又以试探的口气说道：
“这位王主席与中央有二心，素把军队当作和委座讲价还价的资本，我意……”
“放心，”蒋介石也清楚吴忠信的心思，故抢先说道，“我自有安排。”
就在此谈话后不久，蒋介石利用将士索饷，又逼迫王家烈交出了军权。此乃后话。
旋即，蒋介石又全心投入到所谓“剿共”的大事方面来了。首先，他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空军的侦察，想准确地获知中央红军西出云南的目的，但是他终无所获，只能像过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要发现红军出现在什么地方，他就命令就近的部队要么堵截，要么“追剿”。由于中央红军已经远远地甩掉了蒋氏围、追、堵、截的部队，其结果是，蒋氏的命令下达得越多，受他指挥的部队就越被动。
就在中央红军挥师西进的时候，我留在乌江以北负责策应主力南下的红九军团，也相继击溃了黔军五个团的围攻，并向大定、水城前进，同主力红军造成南北响应之势。这时，蒋介石仅仅根据红九军团的行踪，就又做出错误的判断：“主力红军将经镇宁、安顺间向北与红九军团会合，抢渡金沙江。”于是，蒋氏又急忙调集各路兵马尾追红军，“企图在安顺、普定、大定、镇宁、关岭间地区消灭红军主力”。或许是蒋氏失败的次数太多了，他不得不又发出这样的自问：
“毛泽东此次西出云南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未完待续）
时下，南渡乌江成功了！毛泽东随部队渡过乌江之后，回望滚滚东去的江水，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而这得意的微笑，不但是对我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的赞美，同时也是对蒋介石，包括对他指挥的十几万敌人的嘲笑！
对此，周恩来也有着与毛泽东相同的心情。此刻，他作为毛泽东这一伟大战略构想的实施者，最关心的焦点是：渡过乌江之后，如何实现“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构想。因此，他又不失时机地与毛泽东会商：
“时下，滇军的主力孙渡纵队，正在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向打鼓新场行进的路上，距我们还有几百里的路程。再者，云南王龙云视军如命，他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把滇军远调贵州吗？”
“他龙云可以不服从我们的调遣，但他不能不执行顶头上司蒋委员长的命令吧？”毛泽东成竹在胸地说道。
“主席的意思是说，欲要做到让龙云听从我们的调遣，首先要做到让蒋介石代我下达命令：滇军必须尽快离开云南！”
“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将手中的烟蒂用力掷于地上，“还记得吧？我曾对你讲过，我们下边的文章，应当从蒋某人做起。”
“记得。那你的意思……”
“这篇文章分两步来做，”毛泽东边说边又点燃一支香烟，“第一步，我们利用贵阳无重兵防守的时机，让他们的蒋委员长学着唱一出‘空城计’，下令把离贵阳较近的滇军孙渡——也可以说他是当今救驾的赵云了，急调来贵阳充任勤王之师。”
“这就要求我们渡过乌江之后，挥兵直指贵阳，给蒋介石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
“这还不够，”毛泽东又吸了一大口烟，有滋有味地品了一下，“同时，我们还应当提出迷惑敌人的口号：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
“好！在我军主力直捣贵阳的同时，一路刷标语，搞宣传，造成一个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假象，迫使大唱空城计的蒋介石迭电孙渡救驾！”
“对，对！完全正确。”
“那这第二步呢？”
“还是老战法：声东击西。”
接着，毛泽东指出：为把第二步声东击西的棋走活，在走第一步棋的时候，也给蒋介石施以声东击西的策略：“以一部监视息烽以北地带之敌，并伪装我军将东向”，做出东进湖南，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姿态；我军主力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待到滇军孙渡等勤王之师分路进到贵阳之时，我军再摆出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毛泽东说到此时有意停顿了片刻，微微地晃了晃头，说道：
“到那时，我们惊魂未定的蒋委员长，又必然下令十几万人马向贵阳以东追去。而我们嘛……”
“就可以大踏步地挥师向西，进军云南！”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茬，异常兴奋地说道。
“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似乎方才那伟人的自信于瞬间消失了，他又操着商议的口吻，小声地问道，“恩来，你看这分两步做的文章……”
“堪称是神来之笔！”周恩来说罢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他懂得越是大手笔的天才，在他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文章还没完成之前，都会表现出一种自负中那特有的不自信。为此，周恩来又说道。“请放心，由我和同志们共同实施这一战略计划！”
毛泽东听后内心激动异常，他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有些沉重地说道：
“恩来，这篇文章是四渡赤水这篇大文章中的一部分，是真正的高潮部分！把它写完了，收尾的文章就好做了。”
周恩来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严肃地点了点头。
蒋介石在战争这张大棋盘上与毛泽东对垒，就像是一个只会程咬金三板斧的庸手与一代棋圣对弈那样，连棋圣所掷棋子的用意都猜不透，就自鸣得意地乱走手中的棋子。不仅他这个一方统帅手忙脚乱，喜怒无常，就连给他为将为士的十几万人马也倒了霉——任其在这张战争棋盘上随意调遣！
蒋介石于三月三十一日正式获悉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消息，他一边在“电话里大骂薛岳，问他在前线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连敌人的主力趋向何方都搞不清楚”，一边又想到中央红军南下之后，必然会威胁到贵阳城，自然也就等于威胁到他的安危。怎么办？他当即又询问哪个部队离贵阳比较近。薛岳慌忙答说：“滇军孙渡纵队。”这时，蒋介石又想起两天前，他曾电令孙渡率部赶到打鼓新场协剿中央红军的事来，真是气上加气！但是，他清楚统帅的面子是没有统帅的命重要的，因此，他在大骂薛岳过后，又立即给孙渡发了速来贵阳救驾的电令：
孙（渡）司令官志舟（龙云）兄：
胜密。
甲、自本日起，匪约六百人，由后山搭浮桥两座，窜渡乌江以南地区，正午匪渡江者已有千数，尚有陆续部队。
乙、望兄部星夜兼程，经黔西限明日到达镇西卫待命。
盼立复。
中正世申贵参印
迨至中央红军遵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进抵息烽一带，以一部伪装东向，“主力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的时候，蒋介石顿感大事不好，急忙在自己的下榻处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出席者有：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浚、吴忠信、晏道刚，另外还有蒋介石新任命的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副司令郭思演等人。诚如当事人所说，蒋介石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慌与愤怒，有意装作临危不惧、非常坦然的样子，他简单地讲了一下形势之后，就又平和地说道：
“下边，请墨三给诸位介绍有关的情况。”
墨三即顾祝同。蒋介石话音一落，极会为将的顾祝同站起，扼要地且又十分得体地恭维了蒋介石几句话后，遂才做敌情报告。他着重指出：
“据息烽、开阳县长的电话，敌人的主力由乌江下游南渡，前部已过开阳县境，有进犯贵阳的企图。”
接着，与会者围绕着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各抒己见：“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案之中以后者公算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急。”最后，蒋介石作出决定：“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调遵义李韫珩纵队迅速南移至息烽堵截，调李云杰纵队由黔东西进占领黄平、余庆地区堵截，调孙渡纵队限期东进集结贵阳，另外电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布置东西防堵，廖磊部在南面布置防堵。”
接着，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给周浑元、吴奇伟、李韫珩、李云杰发了电令，意在防止中央红军东去，与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恰好是按照毛泽东的构想行事的。与此同时，他再次急电孙渡，命他把三旅滇军开到贵阳，拱卫省府之安。
蒋介石唯恐在孙渡率部赶到之前，中央红军已经把贵阳城包围，使他处于逃也不是、不逃也不是的尴尬的境地。怎么办？他又认真地审视了一遍顾祝同等人拟好的城防计划：令警备司令王天锡“指挥的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及警察四百余人负责城防责任，在三天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峻事；萧树经的别动队（约四百余人）警卫行营和严查户口”。蒋介石暗自计算了一下，守城人员只要坚守一天，孙渡所部即可赶到贵阳。但是，当他想到时任贵阳警备司令的王天锡乃王天培的胞弟，而王天培军长又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徐州会战之后被他处死的，因此，他决定找王天锡面谈一次。
王天锡对蒋介石任命他为贵阳警备司令一职是心领神会的，这其中不无包含对处死胞兄的一种补偿。另外，他也清楚在今日之中国，得罪蒋介石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他在受命之后还是尽职尽责，力争给蒋介石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天锡啊，三天把碉堡修好有把握吗？”蒋介石问道。
“报告委员长，只要一天一夜就可以完成。”王天锡答说。
“不能草率啰！”蒋介石复又加重语气补充道，“贵阳的得失，关系国际视听哩。”
“请委员长放心，明天天亮以前就可以修好，到时请委员长派人视察，如果还要不得，可以再修。”
“好，好，明天一早，我就和夫人亲自视察。”
蒋介石送走王天锡之后，越想这几天来的军情变化，心里越觉得不是个滋味！究其原因，这些长年和红军作战的部队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心。为此，他一怒之下，亲笔起草了一则措辞严厉的通令：
查现在大部股匪，任意窜渡大河巨川。而我防守部队，不能于匪窜渡之际及时制止，或于匪渡河之际击半渡。甚至匪之主力已经渡过，而我军迄无察觉。军队如此腐败，实所罕见。推其缘故，乃由各级主管官事前不亲身巡查沿河地形，详询渡口，而配置防守部队。及至部队配置后，又不时时察其部下是否尽职，并不将特须注意之守则而授予防守官兵。是上下相率懒慢怠忽，敷衍塞责。股匪强渡，乃至一筹莫展，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军人至此，可谓无耻之极。此次匪由后山附近渡河，在一昼夜以上。而我驻息烽部队之主管官尚无察觉，如此昏昧，何以革命。着将该主管官黄团长道南革职严办，以为昏聩失职者戒，并通令各部知照。此令！
蒋介石掷笔桌上，待侍从人员取走以后，已经是子夜时分了。在夫人宋美龄再三地催促之下，他才忧心忡忡地昏然入睡了。
翌日黎明，蒋介石刚刚起床，奉命赶修城防工事的王天锡前来报告：城防工事业已修好，请委员长查收。也或许是生命比回笼觉更为重要，就连习惯早上睡懒觉的宋美龄也匆忙起床，挽着蒋介石，在端纳、顾祝同、陈诚、晏道刚等人的陪同下，跟着王天锡到城上转了一遍，频频点头，以示满意。转回来，蒋介石特把王天锡招到自己的办公室，用王天锡的话说：“又极力给我灌了一阵‘米汤’。”
正当蒋介石与王天锡谈话之时，顾祝同神色仓皇地走进来，向蒋行了一个室内礼，连头上的帽子都忘了取下，就说道：
“报告委员长，刚才水田坝有电话来，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
蒋介石听后愕然，因为他初次来贵阳，既不知道水田坝在什么方位，也不清楚天星寨离贵阳有多远的路，遂由沙发椅上站起来，望着王天锡，故作镇静地问道：
“水田坝距离贵阳有多少路，在哪个方向？”
王天锡肃然起身，双腿并立，以下级给上级报告的标准的腔调答道：
“报告委员长！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三十华里。”
蒋介石听后，据王天锡记述，他把脑袋昂起，眼珠往上翻，想了一下又问：
“距清镇飞机场多远？”
“让我计算一下。”
正当王天锡在计算到清镇飞机场的距离时，陈诚又近似小跑地走进来，有些慌张地报告：
“报告！乌当来电话，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据报飞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第二十五军有一部分叛兵在机场附近滋扰。”
蒋介石听后默不作声，把两手背在后面，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沉思很久，猝然止步，两只就要冒火的眼睛盯住王天锡，问道：
“不经清镇，有便路到安顺吗？”
“有！”王天锡说道，“从次南门出去，经花溪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到安顺只有六十多里了。”
蒋介石表面上故作平静的样子，但声调却又是那样的低沉：
“你去准备一下，挑选二十名忠实可靠的向导，准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
“委员长你……”
“不要啰嗦！快去承办。”
王天锡应声离去。他边走边暗自说道：
“啊！委员长准备逃跑了……”
十
蒋介石的确是要逃跑了！这其中不仅有蒋氏自己的原因——“谣传飞机场被红军占领，郊外有枪声时，吓得蒋介石很慌乱”，而且还有夫人的因素——“他的妻子宋美龄也急得蹦跳，在看地图时把地图甩在脚下”。正当蒋氏夫妇在下榻处匆忙收拾逃走所带的行装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不知蒋介石出于一种什么心态，他依然是微合着双眼倒在沙发上，就是不伸手去接一下电话。这时，宋美龄终于沉不住气了，她走过来生气地说：
“达令，快接电话吧。”
蒋介石一动不动，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或许是上帝给我们传报的佳音呢？”宋美龄更加生气地说。
就在这一瞬间，蒋介石想起了两件和上帝有关的事情：一是当年石友三反蒋，突然于夜间隔着长江炮轰南京，吓得宋美龄由梦中惊醒，暗自祈祷，终于化险为夷；再是中原大战时，冯玉祥的骑兵包围了蒋介石的火车专列，吓得宋美龄跪在车厢中祈求上帝保佑，不久，冯玉祥的骑兵撤围，虚惊一场。因此，当蒋介石一听上帝二字时，他近似本能地站起，拿起了电话听筒：
“喂！我是委员长……好，好！随时报告。”
宋美龄望着放下电话，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的蒋介石，焦急地问道：
“达令，是什么消息？”
“是上帝为我们传报的佳音：刚才是郭思演来电话，说敌人由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走了。”
“龙里在贵阳的什么方向？”
“东方。”
宋美龄听后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遂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不一会儿，端纳、顾祝同、陈诚、吴忠信、何成浚等人笑嘻嘻地相继走了进来，一个个随着宋美龄的信仰大唱起了上帝的赞歌。就在这时，吴稚晖念着“阿弥陀佛”走进来，这声音就像是一首完美的乐曲中，突然闯进了一连串的弦外音，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正当这尴尬的局面不知该如何打破之时，王天锡上气不接下气地又走进来：
“报告委员长！一切准备完毕，敬候……”
“不用了，不用了！”蒋介石或许是想到王天锡还有派上用场的时候，故客气地说道，“辛苦了，先坐下喝杯茶。”
王天锡知趣地躲在一个墙角边的沙发上休息，静观蒋介石和这些中央大员们在做些什么。
这时，蒋介石把一张军用地图摊在办公桌上，手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指着地图，煞有介事地说道：
“你们看，**向东边逃窜，他们将去什么地方呢？廖磊的一个军驻在都匀、独山，敌人为避免消耗战，是不敢向南走的。我预料他们必然出马场坪东下镇远，要么去湘西与萧、贺合股，要么重返江西。”
与会者似乎都忘却了两个小时前的狼狈情景，完全恢复了原本为将为相的心态，不约而同地，或曰言不由衷地以蒋介石为中心地议论起来。正当蒋介石再次对着军用地图指手画脚，大谈其判断的时候，晏道刚眉开眼笑地走进来：
“报告！孙渡司令提前赶到贵阳，请委员长示谕。”
蒋介石听说孙渡率三旅滇军赶到了贵阳，真是高兴极了！他当着众多的属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与此同时，他一想到孙渡从黔西大定到贵阳的距离，“照普通行程需要七天”，可孙渡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就赶到了，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故当即下令：
“我立即召见孙渡司令！”
不久，孙渡在薛岳的陪同下走进蒋介石的官邸。未等孙渡行晋见长官军礼，蒋介石就主动地迎上去，紧紧握住孙渡的手，颇有些动感情地说：
“该纵队乃革命军人的模范，动作迅速作战勇敢！”
薛岳也在一边敲边鼓，表扬孙渡所带部队是“勤王之师”。
接着，蒋介石扼要地把他方才判断红军去向的话说了一遍，破例以商议的口气问道：
“孙司令，你看怎么样？”
孙渡是第一次聆听蒋介石的面谕，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听了蒋介石如此客气的问话之后，行了军礼，答说：
“我初到贵阳，对整个情况不了解，委座的指示是不会错的。”
蒋介石一听孙渡的答话十分得体，心里更是高兴，遂又以歉意的口气说道：
“你辛苦了，本来应该休息一下，但是这时的任务十分紧张，希望你再努一把力，马上出发，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我已让薛岳电令遵义所部东进石阡、余庆阻截，并电何键把重兵摆到湘西一带，你与薛岳从后边追击。”
“是！”孙渡答说。
“另外，官兵都辛苦了，从我这里拿几万元去慰劳他们。”蒋介石说罢回过头来，对内定的贵州省主席吴忠信说道，“叫侍从室预备款子，送到孙司令那里去。”
吴忠信应声而去。为此，孙渡获二万元犒赏，并晋中将衔；各旅长获一万元犒赏。
蒋介石送走孙渡之后，又对王天锡说：
“城防还是不能疏忽，你去安排一下吧！”
王天锡一听蒋介石下了逐客令，遂识趣地告辞离去。
蒋介石为了怕龙云起疑心——说他有意收买滇军将领，立即命人给龙云发去一份近似感谢信之类的电文：“滇军忠勇诚朴，足为军人模范。”
蒋介石或有感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句古训，抑或是有感于孙渡“救驾”及时，他决计奖惩一批军事将领。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做出决定：拿掉王家烈。此事交由晏道刚出面办理。
蒋介石自到达贵阳之后，没有一天有令他高兴的消息，因此他每夜入睡时都会被噩梦惊醒。今天用他的话说，叫“否极泰来”；用宋美龄的话说，叫“上帝佑我”。不管是哪种说法吧，今天的确是蒋介石高兴的日子。他送走这些侍从式的文官武将之后，与宋美龄做过祈祷就上床入睡了！
四月七日清晨，蒋介石被隆隆的炮声惊醒。
他从床上跳到地下，本能地大声命令：
“快叫王天锡来！快叫王天锡来！……”
一会儿，王天锡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只见蒋“躺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幅地图”。看见王进来，遂把手中的地图放在旁边的茶几上，问道：
“你听见炮声了吗？”
“听到的。”王天锡说罢看了看蒋介石的表情，又说道，“大约在南门近郊，距城不过二十里。”
蒋介石一听下意识地坐了起来，问道：
“敌人未必会来攻城吧？”
这等于给王天锡出了一道不好回答的难题。说不吧，万一红军攻城怎么办？说会吧，红军如果骚扰一下又走了怎么办？因此他未作答。
蒋介石或许感到自己问话有失，忙又说道：
“你派人去侦察一下，弄清情况，即刻回报。”
王天锡走后，蒋介石遂又陷入了困惑之中：“昨天红军不是东出龙里了吗？为什么今天一早又赶来贵阳南门近郊？……”
诚如前文所述，这是毛泽东早就设置好的声东击西之计。如史所记：“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之后，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逼近贵阳。当各路敌军纷纷回援贵阳时，红军则挥师东进，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进至清水江以西的高寨、白果坪地区隐蔽集结，以少许兵力渡过清水江向平越积极活动，造成红军东进的声势。”当蒋介石误以为我红军主力东进的目的，是为了兵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把回援贵阳的部队东调之后，孙渡的“勤王之师”也赶到了贵阳，这就等于完成了把滇军调出云南的目的。为了把拱卫贵阳的滇军继续东调，毛泽东又派出小部队骚扰贵阳，让蒋介石再次下令东调滇军。果然如斯，我中央红军挥军西进云南的时候，孙渡再回师救援就已晚矣！因此，负责引滇军东进的红军部队完成任务之后，就又天马行空似的撤去了！
结果，孙渡误以为又取得了胜利，遂又派出滇军跟进向东撤去的红军。不知是计的陈诚等人，还笑嘻嘻地向蒋介石报捷：
“好消息，敌人已被孙渡打跑了！”
更为可笑的是，蒋介石竟然下令让孙渡紧紧尾歼东去的红军。这样一来，滇军离云南就越来越远了！
顾祝同、陈诚等人深知毛泽东用兵无定法，万一再对贵阳杀个回马枪，又要挨蒋介石一顿臭骂。为此，他们建议蒋介石乘飞机去昆明，暂时躲避几天。理由则是：“借贵阳暂无战事，请委座去昆明会会云南王龙云。”对此，蒋介石是心领神会的，遂于四月七日乘军用飞机飞往昆明。
自然，蒋介石作为一代纵横大家，他此次昆明之行并不完全是避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会会当代的孟获——云南王龙云，看看如何在接管贵阳之后再统一云南。
龙云是彝族人，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朱德、叶剑英等是先后同窗。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他借助唐继尧等人的势力脱颖而出，击败一个又一个军政对手，终为云南王。他在掌云南大权之后，遂采取了远交中央、近图黔桂的策略，因此在蒋桂战争期间，他支持蒋介石，派兵直指广西，并包围桂系的老巢南宁，终于促成桂败蒋胜的局面。这次蒋介石任命他为“剿匪”司令之后，在云南军政之中对“剿共”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云南部队应出省外作战，符合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二是主张待红军进入云南，再行参战，符合保境安民的原则。”而龙云采用第一种意见。他此举的目的是清楚的，既可把中央红军御滇门之外，又可讨得蒋介石的信任。同时，他却密令孙渡等人：滇军的行踪必须绝对听命于他。
蒋介石入主贵阳之后，风传蒋介石要拿掉王家烈，对此，龙云起了疑心。不久前，蒋介石下令调孙渡率三旅滇军“救驾”，由于孙渡未接到龙云的命令东下，使得龙云因忌恨孙渡险些撤了孙的兵权。时下，蒋介石突然由贵阳飞抵昆明，龙云十分警惕地发出自问：“蒋氏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为此，他确定了“热情接待，静观其变”的会蒋方针。
蒋介石是玩弄权谋的老手，他见了龙云，未等说上半个小时的话，就完全明白了龙云的心思。一是时下有求于滇军相助解贵阳之围，再是中央军并未开进云南，解决云南的条件尚不具备，故采取了收买、笼络龙云的策略。蒋一面与龙云称兄道弟，盛赞龙云在云南的政绩，一面大加表扬他治军有方，等等。
对此，龙云更加提高了警惕性。尤其当蒋介石一迭声表扬孙渡等滇系将领之后，他对滇军在贵州的命运也更加担心。就在蒋介石到达昆明的第二天——四月八日，龙云获悉蒋氏给孙渡发了一通《关于向洗马河、宋家渡一带追击中央红军》的电令，其中心是请滇军出龙里东进，追击蒋认为东去的中央红军。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孙渡率部东出尾追，不料红军进至龙里地区，突然回头向贵阳前进。红军准备击破滇军，除去威胁以便南下，而孙渡部队被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搞得手忙脚乱，孙渡在贵阳以东观音山黄泥哨跳车逃跑，几乎被活捉。该事发生在谷脚地区，史称谷脚事件。
龙云听后吃惊不小。他一方面担心滇军败于中央红军的手下，再是害怕滇军奉蒋介石的命令东去，一旦云南出事难以撤回，故于四月九日给孙渡发了《关于滇军不得入黔东地区》的电令：
谷脚遇匪，深为骇异。幸已安全脱险，甚慰。不知是匪又回窜，抑系滞留后方之残匪。我各旅不能超过贵阳前进一节……又昨经呈奉委座鱼申电令，唯各旅在贵阳停止整顿，不再前进。而来电称，俟匪情明，再为前进，殊不相符究系何故现后方未得中央补充，已无力接济。我军若再超过贵阳前进，经费立将断绝。无论何人令赴黔东，均须考虑，不能轻进也。
切要！切嘱！以上各节，盼逐细速复。
总司令龙佳未机印
由于蒋介石手下有一批破译密码的专家，因此，各地方实力派往来密电多为他破译、掌握。蒋介石鉴于此行的目的是投石问路，故装作不知龙云给孙渡密下电令的事情，一边随龙云观赏昆明的景物，一边指挥贵阳的军事和解决王家烈的政事。蒋氏在昆明期间，除给孙渡发过一通电令之外，为防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还给何键、刘建绪等人发过专电。为了提高所部“追剿”红军的战斗力，他又发了如下这通《严责吴奇伟追击红军不力》的电令：
对此区区残匪，既不敢进攻，犹恐被匪诱入夹击……如此旷日持久，怕匪畏匪，尚能革命乎？此剿匪而乃避匪，最后纵匪之逃窜而已。军人至此，精神安在？虽知残匪无几，而且疲饿不堪，何畏之有？况既明知其诱我深入，则我可预事防备，将计就计，正为军人运用智力之良机，奈何避不敢进也。希即于今、明两日内，决心进攻，占领清水河以西地区，并跟踪追击。勿误。
无论蒋介石发多少电令，由于他在战略指挥上远逊对手毛泽东好几筹，仍不知中央红军真正的战略意图，只是采用水来了土挡的战法乱下作战命令，或随意地训斥部属，其结果必然还是处于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虽在军事指挥上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但他在玩弄权术方面却堪称一流，在国民党中尚未碰上一个真正的政敌。时下，他躲在昆明，连面都不曾出一下，就由晏道刚等人解除了王家烈的所有权柄。请看当事人晏道刚的记述：
蒋介石决定先让王家烈在所任“主席”和“军长”两个职务中任选一个，逼王交出贵州军政权力，并着我去大定与王商议……我便到大定见王向其传达蒋意。王最初表示两个职务都不愿放弃，理由是：“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就无有保障。”我只好对王说：“你想两者都不丢，恐怕两者都不保。”王于是借口要与两师长商量再决定，意在求援于何知重、柏辉章两人。我乃密与何、柏两人会晤，诱以利之所在，说明不要军这一级，可编为直辖师，可以领十足军饷，再不会受王家烈从中克扣。何、柏两人听我这样一说，都表示赞成王辞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专任主席。王找两人商谈时，表示如两者不可兼得时，愿辞主席干军长。何、柏两人不便当面反对，却在暗中纵容部下包围军部闹饷。王再与我会谈时，表示愿干军长辞去主席。我把何、柏两人向我讲的话如实告王，并询王是否知道有士兵包围军部闹饷之事。王遂改变主意，表示还是干主席辞军长，以免兵变。但是王却举棋不定，过了一会儿又对我说，还是想干军长辞主席。我便对王说：“你控制不住军队，军长怎么当呢？”王说：“只要有饷，军长还是可以干的。”王要我对他的部队讲讲话，表示中央支持他。我拒绝了，只劝王还是干军长好（我当时是秉承蒋意让王先辞主席再说），今后不克扣军饷就行了。
就这样，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拿掉了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为下一步再逼着王家烈交出军权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假手进攻贵阳，迫使蒋介石迭次下令把滇军三个旅调到贵阳之后，遂又趁蒋介石躲到昆明行削藩裁军，逼迫王家烈交出贵州省主席的时机，再施声东击西之计，请蒋氏下令把孙渡所率三个旅的滇军调往黔东。这样，由贵阳通往云南的大道完全敞开。为了不使蒋介石觉察红军西出云南的战略意图，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会商，先于四月七日十八时下达《关于我军决从贵阳、龙里间南进给一军团的指示》：
（一）滇敌有到贵定并向羊场“进剿”讯。
（二）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望立即侦察由老巴乡、刘家庄转至洗马河、喇磅、隔水、高宝、龙里、麻若场及经观音山小路向王关、比孟场、鸡鸣堡的两条道路与其平行路的里程，准备一军团及军委纵队八号向此路前进。
（三）你们派往水尾、独木河、红岩河的警戒部队今七号晚可做准备架桥东渡姿势，并即作侧卫及后卫警戒，随一军团后卫前进。
（四）三军团先头师应准备明日三时出发，并有佯攻龙里之任务。
接着，周恩来这位天才的组织家，又与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人把毛泽东西出云南的战略构想化为军事行动：我一军团及军委为左纵队，三、五军团为右纵队，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迅速转移，我先头部队于八日控制了贵阳、龙里间公路黄泥哨至观音山段，掩护红军主力南移。这时，红三军团一个团占领了贵阳以东的梨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故作声势，佯攻贵阳；红一军团一部占领了观音山阵地，瞰制敌人。就在这时，孙渡误以为红军东向，在此遇险，几乎丧命。由于我中央红军左、右纵队完全控制了贵阳、龙里间约三十里的地段，红军主力于九号由北向南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旋即又突然挥师向西，把东向追击的全部敌人甩在了后边。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脸上再次出现了得意的微笑。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也出现了刘伯承总参谋长所记述的乐观局面：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
也就是在中央红军放开大步向云南挺进的第一天——四月个日，蒋介石接到来自贵阳的密电，大意谓：贵阳城危解除，敬请委座由滇回黔示谕军机。蒋氏阅罢本能地认为：毛泽东突然撤围贵阳，一定是有着深虑远谋。所以，当即告别外热内冷的云南王龙云，乘军用飞机由昆明飞回了贵阳。
蒋介石飞往昆明是高度机密的，故有很多贴身的军政要人都不知此行。至于困守贵阳的所谓上层人士，那更是一无所知了。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蒋委员长是与他们共患难的。时下，中央红军撤围远遁了，自应与蒋委员长同庆——借给蒋介石大唱赞歌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因此，十号晚上，在就要上任的省府主席吴忠信的发动下，贵阳上层亲蒋人士召开了所谓的庆功大会。
蒋介石的部属，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他们最擅长的本事就是为蒋介石唱颂歌。为此，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蒋介石的天下被这些颂歌唱倒了！”这天晚上，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会场灯火辉煌，以山珍为主的宴席一桌连着一桌，各界人士，尤其是那些军政大员的姨太太们更是花枝招展，满身的珠光宝气，再加上那极具诱惑力的媚眼，就连宋美龄也望之向背了。一句话，昨天还被枪炮声吓得魂飞魄散的事情，似乎恍如隔世，早就忘到脑后边去了！接下来，就是吹牛比赛。有人把蒋介石比作当今的兵圣孙子，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有大将之风；有人把蒋介石比作当今的孔明，在贵阳保卫战中演出一幕当代的“空城计”，蒋氏凭着大智大勇，吓跑了当代的司马氏毛泽东……这颂歌的调门越唱越高，越比越响，最后连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被唱迷糊了。再加上那阵阵的掌声，以及那三呼万岁的喊声，几乎把会场的房顶掀掉了。
蒋介石就像古今中外的独裁者一样，最爱听的就是这三呼万岁的颂扬声，尽管他也清楚一代又一代的王朝大厦无一不是被这颂扬之风吹倒的。或许贵阳保卫战的教训太深的缘故，也或许是他至今还心有余悸，总之，他今天晚上感到这场专门为他开的颂歌比赛会的味道不太对头，或说是不太顺他的耳。因此，当各界人士以雷鸣般的掌声、三呼万岁的喊声请他发表讲演时，他却没有勇气再火上浇油，跟在这些唱颂歌的人们的后边再大谈其功了！相反，他退出会场之后，遂又在贵阳绥靖公署召集各高级将领训话，发表了长达一万多字的讲演，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在贵州“剿匪”的经验与教训。其中，他还不得不讲了如下这段话：
我看现在土匪唯一的长处，就是惯于运用掩护战术，他只要找到十里或四五里正面的空隙，就可以安全窜过去。他的掩护部队配置得非常之好，例如此次由息烽的西南石洞向东南窜去，而他的掩护部队并不配置在东南方面，却在西南方面离开息烽城十五里的底坝，一方面掩护他的主力过去，一方面又对息烽逼近，使我们在息烽的主力五个三师竟被他牵制，以全力来进攻包围他主力所窜反面方向的掩护部队，结果他的主力安全向东逃走了。他当时配备在底坝的掩护部队，据我判断，最多不过一二百人，你看他以如此少数的部队，便牵制了我们在息烽的一师多兵力，何等巧妙！所以我们今后要消灭**，必须要研究应付他的掩护战术，再不为他掩护的部队所牵制，而要找到匪的主力来截击。
蒋介石在贵阳绥署发表讲话过后，就又回到自己的下榻处，听晏道刚报告逼王家烈交出贵州省府大权的经过。接着，他又召来早就预备好的棋子吴忠信，亲切地称呼着吴的字说道：
“礼卿兄，你知道我请你来的目的吗？”
吴忠信，安徽合肥人氏。他早年投身民主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南征北战。期间，与蒋介石时相过从，并深得蒋氏的信任。就在蒋介石设南昌行营的时候，吴被蒋委任为南昌行营总参议。此次蒋氏来贵阳指挥“剿共”，要吴同行。吴心里清楚是要他取王家烈而代之。同时，他心里也明白：蒋介石起用他的原因是“王家烈与桂系军阀长期勾结，蒋去王当然会引起桂系反感。蒋知吴（忠信）与李（宗仁）、白（崇禧）有交情，所以起用吴忠信以缓和与桂系的矛盾”。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出面组织了今天的庆功大会。但是，老于世故的吴忠信并未把事点破，而是有意地说：
“我既是委座的老同志，又是委座的部属，需要我做什么，就下达命令吧。”
“贵州省府王主席，向我提出请辞主席、专任军长的要求，我意请礼卿兄代我处理贵州政务大事。”
吴忠信当即应诺。接着，他又以试探的口气说道：
“这位王主席与中央有二心，素把军队当作和委座讲价还价的资本，我意……”
“放心，”蒋介石也清楚吴忠信的心思，故抢先说道，“我自有安排。”
就在此谈话后不久，蒋介石利用将士索饷，又逼迫王家烈交出了军权。此乃后话。
旋即，蒋介石又全心投入到所谓“剿共”的大事方面来了。首先，他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空军的侦察，想准确地获知中央红军西出云南的目的，但是他终无所获，只能像过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要发现红军出现在什么地方，他就命令就近的部队要么堵截，要么“追剿”。由于中央红军已经远远地甩掉了蒋氏围、追、堵、截的部队，其结果是，蒋氏的命令下达得越多，受他指挥的部队就越被动。
就在中央红军挥师西进的时候，我留在乌江以北负责策应主力南下的红九军团，也相继击溃了黔军五个团的围攻，并向大定、水城前进，同主力红军造成南北响应之势。这时，蒋介石仅仅根据红九军团的行踪，就又做出错误的判断：“主力红军将经镇宁、安顺间向北与红九军团会合，抢渡金沙江。”于是，蒋氏又急忙调集各路兵马尾追红军，“企图在安顺、普定、大定、镇宁、关岭间地区消灭红军主力”。或许是蒋氏失败的次数太多了，他不得不又发出这样的自问：
“毛泽东此次西出云南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