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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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我待。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在禾塘发布《野战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同日十七时，野战军司令部发布抢渡湘江，前出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的军事命令。至此，红军揭开了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血战湘江的序幕！它时时刻刻都在牵动着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所有红军指战员的心……
十二
最高“三人团”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野战军司令部等名义，于道县附近的禾塘发布的抢渡湘江的各种命令的目的是清楚的，那就是粉碎敌人在湘江东岸预伏“围歼”红军的第二步计划。为此，做了如下的部署：
一、为了确保抢渡湘江的红军无后顾之忧，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后两次发电，命令红一军团一师、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掩护大部队西进，严令“无论如何，二十六日不能放弃潇水西岸”，“至少要拒阻周（浑元）敌及二十三师于潇水东岸两天”。
二、我野战军为达到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湘桂边境）的目的，“进攻部队（一军团主力及三、八军团）应迅速连续地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且规定作战的第一步是前出到湘江地域。在这个阶段中，野战军分为四个纵队前进：（一）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二）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三）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前进，相机占领该城；（四）八、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最高“三人团”的战略意图为：一是将抢渡湘江的地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再是“一军团从右翼，三军团从左翼，以及八、九军团等从两翼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湘江”。仍是做甬道式的前进。
接着，红一军团的领导根据军委的战略意图，决定派二师四团做前卫，其任务是“提早出发，先去抢占全军左翼的界首，待夺取之后，移交给随后赶到的三军团六师。然后向右翼归还在全州方向的第二师建制。这个任务四团按期完成了。与此同时，二师另两个团，也于二十七日由石塘抵达大坪，涉水渡过湘江。并派遣五团相机先敌占领全州，但当天全州已被湖南军阀刘建绪的部队先期占领，五团这一任务未能实现。”然而，五团也比较顺利地涉水渡过了湘江。在这期间，红三军团先头部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并占领兴安等地，与一军团共同“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为后续大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上述经过可知：中央红军通过潇水、湘江之间这一百六十余里的路程，仅仅用了两天时间，未曾遭遇大的战斗。另外，由于桂军预先命令部队从这里后撤，国内外的军史专家都认为存在着一个“走廊”。换言之，周恩来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虽不能证明存在类似和陈济棠之间的秘密协定，但“有证据表明，同桂系……之间存在一项谅解”。对此，美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经过多方采访，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一九三八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十三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六十到七十英里。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的结论是，“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条“走廊”的存在对于了解湘江战斗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为了渡江，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如果广西方面施加压力，红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和他的上司秦兴汉将军没有使用“走廊”这个词，但他们承认广西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江。
在红军突破敌人湘江东岸“围歼”战第一部署，并占领潇水西岸重镇道县之后，在通往湘江东岸的路上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呢？如果存在，是谁和桂系之间建立的呢？如果不存在，广西桂系部队又为什么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过湘江呢？据笔者所知，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
诚如前文所述，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桂系的智囊人物刘斐为白崇禧献“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之计，并为白所接受。接着，刘斐与白崇禧商定如下的作战方针：如红军入四关而进，则尽全力拦阻红军，不让向桂林方面进展；如红军入龙虎关，则尽全力攻击，阻止红军向腹地进展。当时刘斐曾说过：“四关是头部，龙虎关是尾部，我们将主力集结灌阳、恭城地区，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较为稳妥。”
与此同时，白崇禧和刘斐为防“尾追红军的蒋介石部队乘机入桂”，他们“唯一希望红军一兵一卒不入桂境，沿湘桂边境从黄沙河出湖南通道至贵州”。为此，他们在向桂系第十五军军长夏威等人讲完这一作战要旨之后，遂又说了如下这句由衷的玩笑话：
“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
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且未攻取潇水西岸的重镇道县之前，李宗仁按照上述战略原则，在电告蒋介石桂系主力南移恭城的同时，就自行其是下令桂系主力南移。时兵力部署为：白崇禧率刘斐、廖磊进驻恭城，第十五军军部即进驻灌阳，第十五军所属三个师在灌阳南北地区集结。第七军紧靠龙虎关集结。红军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占潇水西岸的道县之后，白崇禧深恐红军入龙虎关，遂又听从刘斐之策，由恭城电告夏威：“着将四关工事星夜挖去，让红军通过。”
如果红军自攻占道县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三日挥师西指，发起抢渡湘江战役，就按后来日行五十里的速度进逼湘江东岸，红军也会赶在湘军刘建绪所部之前控制全州、兴安等要地，确保红军从界首至觉山铺渡过湘江。不知何故，最高“三人团”迟至二十五日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白白耽误了四天宝贵的时间。
也就是在这期间，蒋介石为诱使桂系将南移之主力重返北上，扼守湘江，阻红军抢渡湘江西行，在许以李宗仁重位要职的同时，又赠巨资百万。同时，白崇禧根据红军日伏夜行的速度，“计算红军需经过五夜（二十七日夜）才能通过完毕”。为此，在白崇禧、刘斐的主持下制定了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案：于红军通过第四日夜，由新圩至石塘圩之间将第十五军三个师全部展开，截击红军后尾；
第二案：于红军通过第五夜，在新圩展开一个师，截击红军最后一小部。
上述两种方案都说明一点：在红军于二十七日渡过湘江之前，桂系主力绝不会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北指。即使在夏威主张第一方案，并遭到廖磊等人反对而采用第二方案后，白崇禧还明令指示：
“在新圩用一个师打红军后尾就得。”
这不仅说明桂系至此还信守“送客”方针不变，而且也解释了红军一、三军团先头部队于二十五日自潇水西岸出发，在奔袭湘江东岸的过程中为什么没遭遇桂系军队的截击。从另一个视角去分析：就是因上述诸多的原因，在潇水与湘江间形成并存在着一个方便红军抢渡湘江的“走廊”。
自然，笔者上述的说明，也仅仅是根据桂系留下来的作战文字得出的结论。至于是否存在着类似像和陈济棠那样的秘密协定，作为作家真是希望有，因为这不仅会在周恩来的战斗生涯中增添鲜为人知的一页，而且对笔者写这部拙作也会增色。但或许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是如此，也或许是有着其他原因，这条客观存在的“走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愿不要变成千古之谜！
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分别渡过湘江，并完成预定的渡江计划的时候，“我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地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而这时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动的最高“三人团”，始到达灌阳北边的文市、桂岩一带。诚如聂荣臻同志事后追论：“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这时的最高“三人团”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使前线的战士为了掩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此，李德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接着，在讨论抢渡湘江作战方案的时候，李德又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在其著作中写道：
“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州），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
毛泽东为什么反对李德的建议？李德的专著中没有写明。但是，我们从李德的这一建议中可知：一、最高“三人团”业已获悉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继续下令红军的大队人马向湘江东岸进发。按照毛泽东一贯的指挥思想是：敌变我也变，既然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我红军为什么还要往敌人设伏的湘江前进呢？因此，毛泽东必然反对这种一成不变的指挥！二、李德建议“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的目的，依然是“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把话说白了，还是按既定的与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的方针办。对此，毛泽东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始就反对这一方针。据有关史料，毛泽东曾向中央郑重提出如下意见：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由于史料所限，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至今不知周恩来在此次争论中的立场和观点。但史实是：博古、李德再一次否决了毛泽东的建议。接着，最高“三人团”又按着李德的战略构想，制定了如下的抢渡湘江的方案：
右翼为红一军团。由于全州未能夺取，同意红一军团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离全州十六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作为第一道狙击线。把红二师重点部署在穿过脚山铺的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湘军刘建绪所部的进攻。由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负责具体实施。
左翼为红三军团。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十五两团抢占灌阳的新圩阵地之后，迅速在灌阳、新圩一线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桂系白崇禧所部的进攻，确保整个野战军左翼安全的同时，掩护中央、军委两纵队过江。由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负责具体实施。
作战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周恩来深知抢渡湘江战役到了关键时刻，延误一分钟，就意味着要以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红军指战员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了减少我红军在抢渡湘江中的牺牲，他和朱总司令骑马直驰湘江，亲自指挥这场生死攸关的抢渡湘江战役！
我红一军团首长林彪收到坚守右翼阵地的命令之后，他按着自己特有的作战习惯，首先查看了地图，知道从全州有一条桂黄公路，恰好穿过脚山铺。“这一线山岭走向与桂黄公路相交，正好成十字形。脚山铺在这个十字中心，是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在公路的两侧，夹持着两列二公里长的小山岭，各有数个小山头。以东边的黄帝岭和西边的怀中抱子岭最高，标高有三百多米，其余二百多米，山岭上长满小松树。山岭前面有一个开阔地。”他沉吟片时，又指着作战地图对政委聂荣臻说道：
“我以为这儿，是一个比较好的狙击阵地。”
聂荣臻完全赞成林彪的意见，他为了慎重起见，又肃然说道：
“为确保完成坚守右翼阵地的任务，立即召集有关的干部赶到现场看地形，当场部署作战任务。”
林彪与聂荣臻亲自带领红一军团的干部赶到阵地，对着作战地图核对了有关的地形与地物，遂作出如下决定：
首先将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待一师赶到，再将一师部署在公路两侧，以背后两列二公里长的小山岭做依托，预伏狙击湘军刘建绪部从全州压来，确保中央和军委纵队安全渡江。
我红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收到坚守左翼阵地的战斗任务之后，立即和政委杨尚昆做了研究与部署：鉴于红六师接守红一军团所部红四团已经抢占的左翼阵地界首，特命已经于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先敌进入新圩的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亲察地形、地物，立即构筑工事，坚决完成狙击北上桂军的任务。
李天佑与钟赤兵率领师团两级指挥员赶赴新圩阵地，知道有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打这里经过，看到“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有险可守。过了新圩到江岸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为此，特作如下部署：
红十五团在左翼，红十四团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阵地二三里路的地方；临时归红五师指挥的军委“红星”炮兵营配置在师指挥所的后面。最后，李天佑代表师首长发表讲话：
“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桂系的主力部队，他们从人数到装备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了确保中央安全渡过湘江，我们的决心是：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就不让他们到新圩！”
但是，最高“三人团”的命令下得太晚了，实在是太晚了！尽管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三军团准时进入预定地点，并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完成了右翼狙击湘军、左翼抵御桂军的阵地部署，可是敌人也利用红军失去的宝贵时间，又重新完成了夺取湘江渡口的部署，对我渡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首先，红军右翼湘军刘建绪所部抢先进占全州之后，遂获悉由于桂军下令南撤，红军在左翼抢占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这在刘建绪与何键看来，桂系所为的目的是有意“闪开大路，让红军入湘”。他们出于保境私利，当即采取了两种措施：一、刘建绪命令所属四个师的兵力由全州倾巢出动，猛扑红二师设在脚山铺的阵地，力图阻止我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与此同时，希望把我据险坚守的左翼阵地摧毁，并把红一军团赶到桂系的地盘上去；二、为了迫使桂系北指，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刘建绪与何键迭电南昌行营，向蒋介石告状，希望蒋能对桂系施加压力。蒋介石自然清楚桂系所为的目的，他从全局出发，给何键、白崇禧——实际上是给白一人发了一则怒责桂系的电文，内容如下：
据恢先（刘建绪）感戌参机电：匪先头已于宥、感两日，在勾牌山及山头与上米头一带渡河。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健生（白崇禧）所商夹击办法，痛予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总之，窜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颁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
中正俭亥行战一印
白崇禧收到蒋介石电文的同时，又接到何应钦的电话，大意谓：蒋介石曾当何面指责白崇禧把共军放走了，何希望白派出第十五军一部追击，务期有效果。与此同时，“白认为红军已没有进攻广西腹地的企图，为免周浑元部深入，就命令原在灌阳附近的部队转移攻势（恭城附近的总预备队亦向前推进），向中央红军新圩阳近之掩护阵地攻击。战斗相当激烈”。
周恩来与朱德总司令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才赶到红三军团控制的渡口重地界首。接着，他们又在湘江东岸设置指挥部，指挥左右两翼阵地抗击来自南北两面的进攻。同时，还要亲临现场指挥混乱的渡江队伍。期间，周恩来为了实施掩护中央、军委两纵队渡江计划，遂又与朱德总司令核查了左右两翼阵地惨烈激战的战况，同时还听取了红三军团控制界首有关部队的作战经过以及伤亡情况：
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顽强地抗击着由白崇禧统率的桂系第七军的两个师。战斗一开始，双方争战就十分激烈，据记载：“敌人先以排炮向我军前沿阵地猛轰，摧毁了我第一道工事，山上的松树也只剩下了枝干。接着毫不隐蔽的整营整连敌人向我前沿逼来。近些！再近些！只有几十米了！突然间，我战士扔出的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我炮兵的炮弹也在敌群中开花了，我战士们一跃而起，齐向敌人射击。敌人溃退下去了。接着，敌人又组织了多次进攻，都被我军一一击退。”
“第一天（二十七日），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过去了，敌人伤亡很大，我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二天拂晓，更加紧张更加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敌人兵力增加了，火力加强了，轮番进攻，并以小部队迂回我们。敌人一连组织了十多次进攻，全被我英勇的战士击退了。但是，我前沿第二道工事，又被敌人的炮火摧垮了，我军的伤亡越来越多，有几个小山头我指挥员全部伤亡，阵地被敌占领。”
这一天，红军伤亡很大，请看下列数字：
红十四团政委负伤；
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先是被敌人子弹打在腿上负伤，他坚持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当组织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和进攻的时候，他也壮烈牺牲了；
红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三个营长有两个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
因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接任红十五团指挥作战的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也在一次反击战中牺牲了。
总之，这一天（二十八日），红五师就牺牲了一个师参谋长、一个团长，另有一个团长、两个团政委负伤，营、连、排指挥员剩的不多了，战士们伤亡就更大了！
面对如此惨烈的坚守阵地的战斗，彭德怀与杨尚昆只有一个希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走得快一些，早一点渡过湘江！因为他们懂得，这是减少伤亡的唯一办法。
但是，周恩来清楚：中央、军委两纵队按照时下最快的行军速度，最早也得在十二月一日晚才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这一计划的实施，他与朱德总司令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命令红一、三军团要不惜一切代价，分别顶住来自南（桂系）北（湘军）两路敌军的夹击，确保中央、军委两纵队安全渡过湘江。与此同时，随时通告中央、军委两纵队行进情况；
二、电令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刘伯承，务必堵住敌之追击部队，直到我红军全部渡过湘江。其中，尤须电告刘伯承重申：“红三十四师目前任务是，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
但是，红一、三军团坚守湘江的战斗打得越来越艰苦了，相继牺牲的各级指挥员也越来越多了。请看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事后对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的记述吧！
三十日，全军团展开狙击。一师是二、三团狙击，一团做预备队。二师是四、五团狙击，六团做预备队。敌人前锋为十六、十九师两个师的兵力。拂晓时的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我军打垮。在尖锋岭和美女梳头岭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第二次冲锋。后来随着冲锋次数的增多，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在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攻击也越来越猛。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杀伤敌人，阵地前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以优势兵力，猛烈的炮火，突破了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我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一师只剩下一个怀中抱子岭。入夜，敌人又利用夜幕迂回进攻。我一师为了避免被包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夏壁田一带。
敌人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以后，对我二师前沿阵地尖锋岭威胁也很大。敌人从三面向我尖锋岭进攻，五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锋岭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五团阵地失守，二师主力只得退守黄帝岭。敌人紧跟着向黄帝岭进攻，于是在黄帝岭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杀战，黄帝岭终于守住了。入夜，在一师撤出以后，二师孤军突出，为了避免被敌包围，也主动撤退至珠兰铺、白沙，与一师占领的夏壁田、水头，构成第二道狙击线。第一天战斗，四团政委杨成武也负重伤。
第一天战斗过去了，夜间也无法入眠。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央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这几天，中央军委要求我们全天都和他们保持无线电联系，来往的电报，几乎都是十万火急，个别的是万万火急。十一月三十日晚上，我们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脚山铺附近给军委发了这份电报：
朱主席：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周恩来与朱德总司令收到林彪、聂荣臻联名签发的这份电报之后，知道红一军团到了极限的程度。周、朱清楚：如果他们尚有一丝把握，也不会请求“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但是，按照最快的速度前进，也须至明日晚才能全部渡过湘江。在此期间，湘江以东负责掩护或殿后的各军是不可能变更作战任务的。怎么办？唯有命令红一军团再拼力坚持杀敌，并要求“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的手中”。同时做出决定，把影响我军行进速度的机器、重武器，还有那些坛坛罐罐能埋的则埋掉，难埋的就沉江。总之，要轻装前进，尽快渡过湘江。
这时，已经是深夜了。周恩来一看手表：时间已到十二月一日一时三十分了！但各军团发来求援或难以坚持的电报仍像雪片似的飞来。他和朱德同志经过审慎研究，遂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联合名义给一、三军团下达了指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这份“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的电报发出之后，周恩来再一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三时三十分了。恰在这时，指挥部外面又传来深夜渡江那特有的嘈杂之声。周恩来请朱总司令稍许休息之后，他又匆忙赶到渡江的码头，焦急地询问：“毛泽东同志到了吗？”但渡江者均答说：“不知道！”为此，他又在为毛泽东的安危担起心来……
十三
毛泽东自踏上西去湘江的道路之后，他那被革命挫折磨炼得快没火气的脾气又猝然大了起来！开始，为了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像他这样的中央领导人，那是一定要在夜间行军的。整个白天，他就和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不是待在适于防空的房中，就是躲在岩洞里，听着时近时远、时紧时疏的枪声，在猜测、议论湘江两岸激战的情况。但是，到了第二天，毛泽东就再也沉不住气了！他竟然下命令，要求警卫人员不准休息，和他一起向湘江东岸急行军。这可难坏了警卫人员，他们只好向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求救。出王稼祥所料的是，还没等他开口，毛泽东又以责备的口气大声地质问：
“你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自应知道我们在路上多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多少红军指战员要倒在湘江两岸！”
对此，王稼祥心里当然是清楚的。可是他现在是重伤员，远离惨烈的战场，他这位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是不起作用的。再者，就是他像朱德总司令一样随军征战，在最高“三人团”的眼里又能起多少作用呢？为此，王稼祥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有些凄楚地说道：
“老毛，我的心情和你是一样的，可我们总不能让他们为难啊！”
张闻天既是一位善解人意——后被毛泽东称之为的“明君”，又是一位大而化之且书生气十足的理论家。他一看毛泽东和王稼祥这不同的表情，便知道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发泄对最高“三人团”的不满。另外，他还明白自己此时此刻必须冷静——要艺术地帮着毛、王二人熄火，因此他说道：
“就是我们三人违犯组织原则，星夜赶到了湘江东岸，可于大局还是无补嘛！”
毛泽东听后对着苍天长长地叹一口气，遂又缓缓地收回那怒视长空的目光，慢慢地把头垂在了自己的胸前。
“老毛，稼祥，你们可不能有个闪失啊！”张闻天猝然间也动了感情，但他却极力把这种猝起的情感压在心底，故作平和地说道，“老毛，还是听从他们的安排吧！”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一道被安排在一座十分宽大的祠堂里，遂又遵从警卫人员的吩咐，为了夜间行军，他们三人白天必须躺在担架上休息。但是，毛泽东的思维是异常活跃的，且遇到什么都会引发一些非同常人的联想。就说今天吧，他倒在担架上，望着那些没来得及收起的祖宗牌位又陷入了沉思……
对于现状，张闻天采取的是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换言之，无益的发脾气倒不如安然自思“为什么”。接着，他看着毛泽东那忘我凝思的表情，却有些好奇地先与王稼祥交换了个眼色，接着又问道：
“老毛，不发脾气了？”
出张闻天所料的是，毛泽东没有反应。
“老毛！”张闻天把话音提高一个八度，“你在想些什么啊？”
毛泽东从沉思中被唤醒，他连张闻天与王稼祥的表情都不看一眼，就故作深沉状地答说：
“我在思索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大问题。”
张闻天与王稼祥听后都忍不住地笑了。到这时，毛泽东才又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遂又非常认真地说道：
“不要笑，我就是这样的脾气。刚才为了抢渡湘江发火，现在又为了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问题沉思，过一会啊，说不定又要为打仗的事情再发脾气。”
张闻天一生的兴趣都在理论上，因而他对理论有着特殊的钟情。时下，他一听毛泽东突然在思索一个带宗教色彩的问题，遂又来了兴致：
“稼祥，怎么样？一块和老毛探讨一下他思索的这个带宗教色彩的问题好不好？”
王稼祥虽然没有像张闻天那样与理论结缘，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是颇有根底的。加之白天又都无事可做，故赞同地说：
“行啊！先听老毛说。”（未完待续）
时不我待。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在禾塘发布《野战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同日十七时，野战军司令部发布抢渡湘江，前出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的军事命令。至此，红军揭开了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血战湘江的序幕！它时时刻刻都在牵动着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所有红军指战员的心……
十二
最高“三人团”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野战军司令部等名义，于道县附近的禾塘发布的抢渡湘江的各种命令的目的是清楚的，那就是粉碎敌人在湘江东岸预伏“围歼”红军的第二步计划。为此，做了如下的部署：
一、为了确保抢渡湘江的红军无后顾之忧，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后两次发电，命令红一军团一师、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掩护大部队西进，严令“无论如何，二十六日不能放弃潇水西岸”，“至少要拒阻周（浑元）敌及二十三师于潇水东岸两天”。
二、我野战军为达到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湘桂边境）的目的，“进攻部队（一军团主力及三、八军团）应迅速连续地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且规定作战的第一步是前出到湘江地域。在这个阶段中，野战军分为四个纵队前进：（一）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二）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三）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前进，相机占领该城；（四）八、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最高“三人团”的战略意图为：一是将抢渡湘江的地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再是“一军团从右翼，三军团从左翼，以及八、九军团等从两翼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湘江”。仍是做甬道式的前进。
接着，红一军团的领导根据军委的战略意图，决定派二师四团做前卫，其任务是“提早出发，先去抢占全军左翼的界首，待夺取之后，移交给随后赶到的三军团六师。然后向右翼归还在全州方向的第二师建制。这个任务四团按期完成了。与此同时，二师另两个团，也于二十七日由石塘抵达大坪，涉水渡过湘江。并派遣五团相机先敌占领全州，但当天全州已被湖南军阀刘建绪的部队先期占领，五团这一任务未能实现。”然而，五团也比较顺利地涉水渡过了湘江。在这期间，红三军团先头部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并占领兴安等地，与一军团共同“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为后续大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上述经过可知：中央红军通过潇水、湘江之间这一百六十余里的路程，仅仅用了两天时间，未曾遭遇大的战斗。另外，由于桂军预先命令部队从这里后撤，国内外的军史专家都认为存在着一个“走廊”。换言之，周恩来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虽不能证明存在类似和陈济棠之间的秘密协定，但“有证据表明，同桂系……之间存在一项谅解”。对此，美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经过多方采访，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一九三八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十三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六十到七十英里。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的结论是，“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条“走廊”的存在对于了解湘江战斗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为了渡江，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如果广西方面施加压力，红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和他的上司秦兴汉将军没有使用“走廊”这个词，但他们承认广西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江。
在红军突破敌人湘江东岸“围歼”战第一部署，并占领潇水西岸重镇道县之后，在通往湘江东岸的路上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呢？如果存在，是谁和桂系之间建立的呢？如果不存在，广西桂系部队又为什么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过湘江呢？据笔者所知，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
诚如前文所述，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桂系的智囊人物刘斐为白崇禧献“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之计，并为白所接受。接着，刘斐与白崇禧商定如下的作战方针：如红军入四关而进，则尽全力拦阻红军，不让向桂林方面进展；如红军入龙虎关，则尽全力攻击，阻止红军向腹地进展。当时刘斐曾说过：“四关是头部，龙虎关是尾部，我们将主力集结灌阳、恭城地区，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较为稳妥。”
与此同时，白崇禧和刘斐为防“尾追红军的蒋介石部队乘机入桂”，他们“唯一希望红军一兵一卒不入桂境，沿湘桂边境从黄沙河出湖南通道至贵州”。为此，他们在向桂系第十五军军长夏威等人讲完这一作战要旨之后，遂又说了如下这句由衷的玩笑话：
“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
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且未攻取潇水西岸的重镇道县之前，李宗仁按照上述战略原则，在电告蒋介石桂系主力南移恭城的同时，就自行其是下令桂系主力南移。时兵力部署为：白崇禧率刘斐、廖磊进驻恭城，第十五军军部即进驻灌阳，第十五军所属三个师在灌阳南北地区集结。第七军紧靠龙虎关集结。红军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占潇水西岸的道县之后，白崇禧深恐红军入龙虎关，遂又听从刘斐之策，由恭城电告夏威：“着将四关工事星夜挖去，让红军通过。”
如果红军自攻占道县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三日挥师西指，发起抢渡湘江战役，就按后来日行五十里的速度进逼湘江东岸，红军也会赶在湘军刘建绪所部之前控制全州、兴安等要地，确保红军从界首至觉山铺渡过湘江。不知何故，最高“三人团”迟至二十五日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白白耽误了四天宝贵的时间。
也就是在这期间，蒋介石为诱使桂系将南移之主力重返北上，扼守湘江，阻红军抢渡湘江西行，在许以李宗仁重位要职的同时，又赠巨资百万。同时，白崇禧根据红军日伏夜行的速度，“计算红军需经过五夜（二十七日夜）才能通过完毕”。为此，在白崇禧、刘斐的主持下制定了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案：于红军通过第四日夜，由新圩至石塘圩之间将第十五军三个师全部展开，截击红军后尾；
第二案：于红军通过第五夜，在新圩展开一个师，截击红军最后一小部。
上述两种方案都说明一点：在红军于二十七日渡过湘江之前，桂系主力绝不会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北指。即使在夏威主张第一方案，并遭到廖磊等人反对而采用第二方案后，白崇禧还明令指示：
“在新圩用一个师打红军后尾就得。”
这不仅说明桂系至此还信守“送客”方针不变，而且也解释了红军一、三军团先头部队于二十五日自潇水西岸出发，在奔袭湘江东岸的过程中为什么没遭遇桂系军队的截击。从另一个视角去分析：就是因上述诸多的原因，在潇水与湘江间形成并存在着一个方便红军抢渡湘江的“走廊”。
自然，笔者上述的说明，也仅仅是根据桂系留下来的作战文字得出的结论。至于是否存在着类似像和陈济棠那样的秘密协定，作为作家真是希望有，因为这不仅会在周恩来的战斗生涯中增添鲜为人知的一页，而且对笔者写这部拙作也会增色。但或许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是如此，也或许是有着其他原因，这条客观存在的“走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愿不要变成千古之谜！
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分别渡过湘江，并完成预定的渡江计划的时候，“我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地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而这时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动的最高“三人团”，始到达灌阳北边的文市、桂岩一带。诚如聂荣臻同志事后追论：“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这时的最高“三人团”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使前线的战士为了掩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此，李德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接着，在讨论抢渡湘江作战方案的时候，李德又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在其著作中写道：
“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州），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
毛泽东为什么反对李德的建议？李德的专著中没有写明。但是，我们从李德的这一建议中可知：一、最高“三人团”业已获悉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继续下令红军的大队人马向湘江东岸进发。按照毛泽东一贯的指挥思想是：敌变我也变，既然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我红军为什么还要往敌人设伏的湘江前进呢？因此，毛泽东必然反对这种一成不变的指挥！二、李德建议“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的目的，依然是“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把话说白了，还是按既定的与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的方针办。对此，毛泽东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始就反对这一方针。据有关史料，毛泽东曾向中央郑重提出如下意见：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由于史料所限，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至今不知周恩来在此次争论中的立场和观点。但史实是：博古、李德再一次否决了毛泽东的建议。接着，最高“三人团”又按着李德的战略构想，制定了如下的抢渡湘江的方案：
右翼为红一军团。由于全州未能夺取，同意红一军团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离全州十六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作为第一道狙击线。把红二师重点部署在穿过脚山铺的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湘军刘建绪所部的进攻。由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负责具体实施。
左翼为红三军团。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十五两团抢占灌阳的新圩阵地之后，迅速在灌阳、新圩一线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桂系白崇禧所部的进攻，确保整个野战军左翼安全的同时，掩护中央、军委两纵队过江。由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负责具体实施。
作战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周恩来深知抢渡湘江战役到了关键时刻，延误一分钟，就意味着要以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红军指战员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了减少我红军在抢渡湘江中的牺牲，他和朱总司令骑马直驰湘江，亲自指挥这场生死攸关的抢渡湘江战役！
我红一军团首长林彪收到坚守右翼阵地的命令之后，他按着自己特有的作战习惯，首先查看了地图，知道从全州有一条桂黄公路，恰好穿过脚山铺。“这一线山岭走向与桂黄公路相交，正好成十字形。脚山铺在这个十字中心，是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在公路的两侧，夹持着两列二公里长的小山岭，各有数个小山头。以东边的黄帝岭和西边的怀中抱子岭最高，标高有三百多米，其余二百多米，山岭上长满小松树。山岭前面有一个开阔地。”他沉吟片时，又指着作战地图对政委聂荣臻说道：
“我以为这儿，是一个比较好的狙击阵地。”
聂荣臻完全赞成林彪的意见，他为了慎重起见，又肃然说道：
“为确保完成坚守右翼阵地的任务，立即召集有关的干部赶到现场看地形，当场部署作战任务。”
林彪与聂荣臻亲自带领红一军团的干部赶到阵地，对着作战地图核对了有关的地形与地物，遂作出如下决定：
首先将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待一师赶到，再将一师部署在公路两侧，以背后两列二公里长的小山岭做依托，预伏狙击湘军刘建绪部从全州压来，确保中央和军委纵队安全渡江。
我红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收到坚守左翼阵地的战斗任务之后，立即和政委杨尚昆做了研究与部署：鉴于红六师接守红一军团所部红四团已经抢占的左翼阵地界首，特命已经于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先敌进入新圩的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亲察地形、地物，立即构筑工事，坚决完成狙击北上桂军的任务。
李天佑与钟赤兵率领师团两级指挥员赶赴新圩阵地，知道有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打这里经过，看到“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有险可守。过了新圩到江岸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为此，特作如下部署：
红十五团在左翼，红十四团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阵地二三里路的地方；临时归红五师指挥的军委“红星”炮兵营配置在师指挥所的后面。最后，李天佑代表师首长发表讲话：
“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桂系的主力部队，他们从人数到装备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了确保中央安全渡过湘江，我们的决心是：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就不让他们到新圩！”
但是，最高“三人团”的命令下得太晚了，实在是太晚了！尽管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三军团准时进入预定地点，并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完成了右翼狙击湘军、左翼抵御桂军的阵地部署，可是敌人也利用红军失去的宝贵时间，又重新完成了夺取湘江渡口的部署，对我渡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首先，红军右翼湘军刘建绪所部抢先进占全州之后，遂获悉由于桂军下令南撤，红军在左翼抢占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这在刘建绪与何键看来，桂系所为的目的是有意“闪开大路，让红军入湘”。他们出于保境私利，当即采取了两种措施：一、刘建绪命令所属四个师的兵力由全州倾巢出动，猛扑红二师设在脚山铺的阵地，力图阻止我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与此同时，希望把我据险坚守的左翼阵地摧毁，并把红一军团赶到桂系的地盘上去；二、为了迫使桂系北指，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刘建绪与何键迭电南昌行营，向蒋介石告状，希望蒋能对桂系施加压力。蒋介石自然清楚桂系所为的目的，他从全局出发，给何键、白崇禧——实际上是给白一人发了一则怒责桂系的电文，内容如下：
据恢先（刘建绪）感戌参机电：匪先头已于宥、感两日，在勾牌山及山头与上米头一带渡河。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健生（白崇禧）所商夹击办法，痛予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总之，窜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颁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
中正俭亥行战一印
白崇禧收到蒋介石电文的同时，又接到何应钦的电话，大意谓：蒋介石曾当何面指责白崇禧把共军放走了，何希望白派出第十五军一部追击，务期有效果。与此同时，“白认为红军已没有进攻广西腹地的企图，为免周浑元部深入，就命令原在灌阳附近的部队转移攻势（恭城附近的总预备队亦向前推进），向中央红军新圩阳近之掩护阵地攻击。战斗相当激烈”。
周恩来与朱德总司令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才赶到红三军团控制的渡口重地界首。接着，他们又在湘江东岸设置指挥部，指挥左右两翼阵地抗击来自南北两面的进攻。同时，还要亲临现场指挥混乱的渡江队伍。期间，周恩来为了实施掩护中央、军委两纵队渡江计划，遂又与朱德总司令核查了左右两翼阵地惨烈激战的战况，同时还听取了红三军团控制界首有关部队的作战经过以及伤亡情况：
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顽强地抗击着由白崇禧统率的桂系第七军的两个师。战斗一开始，双方争战就十分激烈，据记载：“敌人先以排炮向我军前沿阵地猛轰，摧毁了我第一道工事，山上的松树也只剩下了枝干。接着毫不隐蔽的整营整连敌人向我前沿逼来。近些！再近些！只有几十米了！突然间，我战士扔出的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我炮兵的炮弹也在敌群中开花了，我战士们一跃而起，齐向敌人射击。敌人溃退下去了。接着，敌人又组织了多次进攻，都被我军一一击退。”
“第一天（二十七日），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过去了，敌人伤亡很大，我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二天拂晓，更加紧张更加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敌人兵力增加了，火力加强了，轮番进攻，并以小部队迂回我们。敌人一连组织了十多次进攻，全被我英勇的战士击退了。但是，我前沿第二道工事，又被敌人的炮火摧垮了，我军的伤亡越来越多，有几个小山头我指挥员全部伤亡，阵地被敌占领。”
这一天，红军伤亡很大，请看下列数字：
红十四团政委负伤；
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先是被敌人子弹打在腿上负伤，他坚持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当组织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和进攻的时候，他也壮烈牺牲了；
红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三个营长有两个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
因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接任红十五团指挥作战的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也在一次反击战中牺牲了。
总之，这一天（二十八日），红五师就牺牲了一个师参谋长、一个团长，另有一个团长、两个团政委负伤，营、连、排指挥员剩的不多了，战士们伤亡就更大了！
面对如此惨烈的坚守阵地的战斗，彭德怀与杨尚昆只有一个希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走得快一些，早一点渡过湘江！因为他们懂得，这是减少伤亡的唯一办法。
但是，周恩来清楚：中央、军委两纵队按照时下最快的行军速度，最早也得在十二月一日晚才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这一计划的实施，他与朱德总司令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命令红一、三军团要不惜一切代价，分别顶住来自南（桂系）北（湘军）两路敌军的夹击，确保中央、军委两纵队安全渡过湘江。与此同时，随时通告中央、军委两纵队行进情况；
二、电令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刘伯承，务必堵住敌之追击部队，直到我红军全部渡过湘江。其中，尤须电告刘伯承重申：“红三十四师目前任务是，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
但是，红一、三军团坚守湘江的战斗打得越来越艰苦了，相继牺牲的各级指挥员也越来越多了。请看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事后对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的记述吧！
三十日，全军团展开狙击。一师是二、三团狙击，一团做预备队。二师是四、五团狙击，六团做预备队。敌人前锋为十六、十九师两个师的兵力。拂晓时的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我军打垮。在尖锋岭和美女梳头岭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第二次冲锋。后来随着冲锋次数的增多，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在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攻击也越来越猛。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杀伤敌人，阵地前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以优势兵力，猛烈的炮火，突破了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我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一师只剩下一个怀中抱子岭。入夜，敌人又利用夜幕迂回进攻。我一师为了避免被包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夏壁田一带。
敌人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以后，对我二师前沿阵地尖锋岭威胁也很大。敌人从三面向我尖锋岭进攻，五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锋岭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五团阵地失守，二师主力只得退守黄帝岭。敌人紧跟着向黄帝岭进攻，于是在黄帝岭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杀战，黄帝岭终于守住了。入夜，在一师撤出以后，二师孤军突出，为了避免被敌包围，也主动撤退至珠兰铺、白沙，与一师占领的夏壁田、水头，构成第二道狙击线。第一天战斗，四团政委杨成武也负重伤。
第一天战斗过去了，夜间也无法入眠。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央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这几天，中央军委要求我们全天都和他们保持无线电联系，来往的电报，几乎都是十万火急，个别的是万万火急。十一月三十日晚上，我们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脚山铺附近给军委发了这份电报：
朱主席：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周恩来与朱德总司令收到林彪、聂荣臻联名签发的这份电报之后，知道红一军团到了极限的程度。周、朱清楚：如果他们尚有一丝把握，也不会请求“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但是，按照最快的速度前进，也须至明日晚才能全部渡过湘江。在此期间，湘江以东负责掩护或殿后的各军是不可能变更作战任务的。怎么办？唯有命令红一军团再拼力坚持杀敌，并要求“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的手中”。同时做出决定，把影响我军行进速度的机器、重武器，还有那些坛坛罐罐能埋的则埋掉，难埋的就沉江。总之，要轻装前进，尽快渡过湘江。
这时，已经是深夜了。周恩来一看手表：时间已到十二月一日一时三十分了！但各军团发来求援或难以坚持的电报仍像雪片似的飞来。他和朱德同志经过审慎研究，遂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联合名义给一、三军团下达了指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这份“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的电报发出之后，周恩来再一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三时三十分了。恰在这时，指挥部外面又传来深夜渡江那特有的嘈杂之声。周恩来请朱总司令稍许休息之后，他又匆忙赶到渡江的码头，焦急地询问：“毛泽东同志到了吗？”但渡江者均答说：“不知道！”为此，他又在为毛泽东的安危担起心来……
十三
毛泽东自踏上西去湘江的道路之后，他那被革命挫折磨炼得快没火气的脾气又猝然大了起来！开始，为了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像他这样的中央领导人，那是一定要在夜间行军的。整个白天，他就和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不是待在适于防空的房中，就是躲在岩洞里，听着时近时远、时紧时疏的枪声，在猜测、议论湘江两岸激战的情况。但是，到了第二天，毛泽东就再也沉不住气了！他竟然下命令，要求警卫人员不准休息，和他一起向湘江东岸急行军。这可难坏了警卫人员，他们只好向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求救。出王稼祥所料的是，还没等他开口，毛泽东又以责备的口气大声地质问：
“你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自应知道我们在路上多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多少红军指战员要倒在湘江两岸！”
对此，王稼祥心里当然是清楚的。可是他现在是重伤员，远离惨烈的战场，他这位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是不起作用的。再者，就是他像朱德总司令一样随军征战，在最高“三人团”的眼里又能起多少作用呢？为此，王稼祥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有些凄楚地说道：
“老毛，我的心情和你是一样的，可我们总不能让他们为难啊！”
张闻天既是一位善解人意——后被毛泽东称之为的“明君”，又是一位大而化之且书生气十足的理论家。他一看毛泽东和王稼祥这不同的表情，便知道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发泄对最高“三人团”的不满。另外，他还明白自己此时此刻必须冷静——要艺术地帮着毛、王二人熄火，因此他说道：
“就是我们三人违犯组织原则，星夜赶到了湘江东岸，可于大局还是无补嘛！”
毛泽东听后对着苍天长长地叹一口气，遂又缓缓地收回那怒视长空的目光，慢慢地把头垂在了自己的胸前。
“老毛，稼祥，你们可不能有个闪失啊！”张闻天猝然间也动了感情，但他却极力把这种猝起的情感压在心底，故作平和地说道，“老毛，还是听从他们的安排吧！”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一道被安排在一座十分宽大的祠堂里，遂又遵从警卫人员的吩咐，为了夜间行军，他们三人白天必须躺在担架上休息。但是，毛泽东的思维是异常活跃的，且遇到什么都会引发一些非同常人的联想。就说今天吧，他倒在担架上，望着那些没来得及收起的祖宗牌位又陷入了沉思……
对于现状，张闻天采取的是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换言之，无益的发脾气倒不如安然自思“为什么”。接着，他看着毛泽东那忘我凝思的表情，却有些好奇地先与王稼祥交换了个眼色，接着又问道：
“老毛，不发脾气了？”
出张闻天所料的是，毛泽东没有反应。
“老毛！”张闻天把话音提高一个八度，“你在想些什么啊？”
毛泽东从沉思中被唤醒，他连张闻天与王稼祥的表情都不看一眼，就故作深沉状地答说：
“我在思索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大问题。”
张闻天与王稼祥听后都忍不住地笑了。到这时，毛泽东才又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遂又非常认真地说道：
“不要笑，我就是这样的脾气。刚才为了抢渡湘江发火，现在又为了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问题沉思，过一会啊，说不定又要为打仗的事情再发脾气。”
张闻天一生的兴趣都在理论上，因而他对理论有着特殊的钟情。时下，他一听毛泽东突然在思索一个带宗教色彩的问题，遂又来了兴致：
“稼祥，怎么样？一块和老毛探讨一下他思索的这个带宗教色彩的问题好不好？”
王稼祥虽然没有像张闻天那样与理论结缘，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是颇有根底的。加之白天又都无事可做，故赞同地说：
“行啊！先听老毛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