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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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见到了贺子珍，他回首苏区的大地，十分感慨地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贺子珍告诉毛泽东，瑞金的男女老少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道：“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之后，沉默良久，低泣地说道：
“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太多了！……”
也就是在红军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周恩来见到了毛泽东，扼要地讲述了战略转移的意图，遂又诚恳地说道：
“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就立即告诉我们。”
对此，毛泽东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说道：
“难题还在后边，蒋某人一旦知道了我们的战略意图，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也是周恩来所最担心的事。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自问：
“蒋某人将做何安排呢？……”
七
蒋介石自华北回到南昌以后，他的脾气增大了许多。不是独自一人在室内快速踱步，就是拿着电报驻步作战地图下边，望着那张标有各种作战符号的地形图出神。一旦有不顺心或不如意的地方，他碰到谁都会被骂个狗血淋头！用贺国光的话说：“委座是在为不知**的动向焦虑啊！”
是啊，蒋介石采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妄图竭泽而渔的“围剿”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突然红军不知去了什么方向，他能不焦虑吗？另外，他在下达第五次“围剿”计划，尤其是欲要达到他的竭泽而渔的目的的时候，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想到红军会突围转移，为此他有过网开一面的腹案：放红军东去福建，或南下广东。如红军东去，他则命令参与“围剿”的四路兵马席卷福建，把红军消灭在东海之滨；如红军南下，势必走南昌起义退却的老路，那就集中各路大军越过五岭，把红军消灭在潮汕一带，同时趁势解决南天王陈济棠。但是，从来自东线福建的消息证明：中央红军绝无向东转移的迹象；而来自南线的报告：红军在十月二十五日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这使多疑的蒋介石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陈济棠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定私下和红军订有某种默契。果如斯，他一年多“围剿”红军的心血不仅功亏一篑，而且还有预测不到的后果。为此，他怎能不焦虑呢！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老的箴言迭迭应在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失败上。就在蒋氏北上的前夕，四川军阀刘湘在“进剿”红四方面军的过程中，被徐向前所部打得落花流水，死伤官兵六万余人，被红军俘获两万多人，加之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刘遂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为由通电辞职。这时，蒋介石担心川中“剿匪”无主，坐视徐向前部壮大，终成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的落脚地，这岂不遗患无穷嘛！为此，他恳请刘湘复职的同时，并电邀刘湘出川，来南京面商一切。但是，当他获悉刘湘东来南京的目的是为了探明他的虚实之后，如何走活四川这步棋子又成了他一块心病。为此，他暗自焦虑地思索对策。
与此同时，奉命西征并揭开红军长征序幕的红六军团一部经过昼夜艰苦转战，突破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多个团的包围，于十月十五日，在沿河县厂坝地区与贺龙所部红三军（即后来的红二军团）会师。此后不久，在大庆战斗中被截断的另一部与南下接应的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合。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经过艰苦转战，在大阡以南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等会师。二十六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宣布红六军团胜利完成突围西征的任务。对此，蒋介石非常清楚：不要很长时间，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必将在川、湘、黔三省交界处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使他更为不安的是：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既不是东去，也不是南下，若是沿着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去，与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到那时，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必将成为红军新的根据地；万一再与红四方面军连成一片，这对蒋氏而言，真是犹如火上浇油，他怎能不分外焦急呢！
然而时下他最为焦虑的是：必须准确无误地搞清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方向。唯有如此，他才能决定下一步“围剿”或追击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为此，他每日数问：“又收到**突围转移的消息没有？”同时，他每天数电致各路“围剿”红军的部属，闭门造车式地制定所谓“追剿”部署。待到十月二十五日获悉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当即召集了会议，并于当日下达了如下命令：
南昌行营关于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
查匪徒此次南犯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唯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遂、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
1先电芸樵（即何键）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工事，严密布防。
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霖，巩固赣州以北江防。
周（即周浑元）纵队抽调十六个团集结泰和；薛（即薛岳）路抽调十二个团集结龙冈。
4匪如他窜，即以薛、周会两李（即李云杰、李生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即罗霖）、李（即李云杰），由赣州东进。薛路仍服原来任务。
5东路及辞修（即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
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中可知：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仍然不知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准确去向。因此，他的军事部署主要是建立在“全力他窜”、“或在赣南另图挣扎”上，希望把中央红军拦堵在第二道封锁线之内，在赣粤交界处消灭之。为达上述目的，他仍旧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碉堡推进战术，以图收竭泽而渔之效。他唯恐属下不明其战略意图，遂于十月二十九日电令：“北路军除进剿部队外，所有守备各部队应尽力推进筑碉，以便与前线部队切取联络。”
这时，蒋介石虽然尚不清楚红军转移的去向，但他作为统帅却懂得：无论红军是“全力他窜”、“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在大军围堵红军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派重兵“追剿”。唯有如此，已经进行转移的中央红军才不会“折回老巢”，重新在赣南、闽西一带“为患”；也唯有如此，中央红军才会被迫流徙他地，成为当代的所谓“流寇”。他考虑再三，遂决定原顾祝同所部以第六路军薛岳所部担任追击任务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为“追剿”军。由谁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呢？蒋介石思之良久，遂想到了他的爱将陈诚。
陈诚，字辞修，于一**八年生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早年在家乡读小学，后考入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几经磨难，于一九一九年以备取生的名义进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学军。由于他在军校期间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毕业后随邓南下，在孙中山先生的粤军中供职。他在随中山先生出征西江的作战中胸部中弹，住院治疗。也就是在住院期间，得识前来慰问伤员的蒋介石，并由此一步一步地成为蒋氏军事集团中的嫡系将领。就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做媒，把谭元闽的三女儿——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介绍给陈诚。这时的陈诚虽家有妻室，却聪明地答说：“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自然，陈诚如此而为也必然遭到同僚的忌恨。不久，他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战斗中惨败，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何应钦借此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严处。熊式辉也落井下石道：“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顾祝同、杨永泰等也向陈诚发难。为此，蒋不得不给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随着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得手，陈诚向蒋献了不少计策。其间，在筹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中更是得蒋信任。待到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前夕，他已荣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从上述简历来看，蒋介石属意陈诚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陈诚却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追剿”中央红军不仅是“苦差事”，而且根据他与红军作战的经验，难收速成之效。换言之，“追剿”之举只能胜，不能败。万一在与红军作战中出现败局，又必然导致同僚的责难。到那时，即使有蒋介石的力保也很难说是个什么结果。因此，他决定辞谢不就。但是，陈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蒋介石要他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的用意：一是希望他能忠诚地执行蒋的意图，再是表示对他的信任。也就是说，他若想改变蒋介石的决定，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他要做的其他的事情一定要比“追剿”红军更为重要，再是他能提出为蒋介石所接受的人选。他思之良久，遂向蒋说明：中央红军自赣南、闽西一带转移之后，仍会留下部队作为“火种”，妄图借国军主力“追剿”红军之际，重新在赣南、闽西一带复活。而彻底消除这一隐患的任务绝不比“追剿”红军的任务轻。再者，负责“追剿”的国军虽有较大的胜算，但也有局部失算的可能，一旦出现后者，就需要有精兵强将做补充，借以支持“追剿”任务的完成。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从战略全局出发，我认为充任后者对委座更重要一些。”
蒋介石被陈诚说服了，他当即说道：
“那你就出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吧！另外，在你看来，该由谁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呢？”
“薛岳。”陈诚胸有成竹地推荐说。
薛岳，别号伯陵，是陈诚系的重要成员。远在北伐时期，他就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参加“四一二”大屠杀。同年夏投靠李济深，出任新编第一师师长，不仅率部在潮汕堵击南昌起义军，而且还残酷镇压广州起义。待到陈诚兵败第四次反“围剿”之后，陈授意亲信罗卓英、吴奇伟二将军，向蒋介石保举薛岳充任北路军第六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陈诚升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后，又力保薛岳继任第六路军总指挥。而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战斗序列中，第三、六两路军又是最大的主力兵团。为提高薛岳的威信，陈诚有意吹嘘：“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由此可见陈与薛的关系非同一般。事有凑巧，这时薛岳为向蒋介石表忠心，迭电陈述自己对“追剿”红军的建议。待到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以火急电分呈陈诚、顾祝同及蒋介石：愿率第六路军负责“追剿”。因此，蒋介石当即说道：
“好！就按你说的办，任命薛伯陵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
“我愿从旁相助，为委座分忧！”
“那就下达命令，先把**堵在赣、粤交界处。”
但是，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之后，按照既定的战略转移方针，继续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的边境城口方向前进。第一步西进到大庾、南雄地区，主力从大庾、南雄通过。第二步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区，并相继占领汝城。但是，当红三军团于十一月二日占领汝城东南的制高点以后，发现“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遂决定“放弃进攻汝城”，改为监视。当红一、三军团“打开由官路下到文明司山田铺的道路”后，红军从五日晚到八日晨全部通过汝城到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区。也就是在这一天，蒋介石下达了改定西、北两路军任务及指挥系统电。
兹改定西、北两路任务、境界及指挥系统如下：
1西路总部移驻衡阳，注重追剿；
北路总部移驻吉安，注重清剿；
西、北两路改以湘、赣省界为界线，但现在鄂、赣境内之西路第三纵队及所属各部，仍归西路指挥，其区域仍旧；
4西路军第一、二两纵队之部队，其在赣境者……均改归北路指挥；
以上四项，希遵办具报，并饬所属遵照，但未交防前照旧负责。
由以上电令可知：蒋介石在这时仍未搞清中央红军此次战略转移的真实目的。因此，他下此命令的终极目的是：迅调何键设西路军总部于衡阳，阻止红军西进而已。
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北路军周浑元纵队和薛岳所部尚未跟进，南路军陈济棠部根据和红军签订的协议拥兵自保，而西路军何键所部因“追剿”红六军团等因使兵力过于分散，故红军未遇大的抵抗，即迫近敌人设在郴县、良田、宜章一带的第三道封锁线。由于在这条封锁线上，郴县有湘军第十五师驻守，宜章、坪石有粤军两个团防守，其战斗力又不强，中央红军遂决定从宜章南北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也就是在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过程中，陈济棠所部粤军曾和红军有过两日的激战。他为了向蒋表示“剿共”积极，曾向蒋迭电告捷，虚报伤亡及俘获红军人数，并发现有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等军团的番号。对此，蒋介石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仗，因为他终于判明了中央红军此次突围转移的战略目的：沿着红六军团转移的路线西去。
所谓红六军团转移西去的路线，即红六军团奉命离开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与在湘西活动的红三军取得联系所经过的地方。在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们从江西省遂川县的衙前附近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碉堡封锁线，几经转战，向东进入阳明山区，复又急转向南，经嘉禾出道县，在广西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附近渡过湘江，沿湘桂交界西去，在贵州沿河县厂坝、印江县木黄地区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
蒋介石深知中央红军如果实现这次战略转移，并与先期到达的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此，他立即召集南昌行营会议，研究具体的军事对策。
蒋介石作为行营的首脑，他虽然懂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古训，但是在他“剿灭”红军的这盘棋上从未忘记贺龙、萧克在湘黔边界的红军，以及徐向前等在川西北的红军。加之，他已探明中央红军突围西去的战略目的，他最为担心的就是这三支红军结成一体，把本来就割据多年的西南诸省搞得更加复杂化。因此，他开宗明义地讲道：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追堵与消灭朱、毛红匪，但也不要忘了分布在湘、黔、川、鄂等处的红匪，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
对此，与会的熊式辉、杨永泰、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人无一敢说半个不字，就像几千年来举行所谓殿前会议那样，只能遵旨议事。首先，他们各抒己见，对所谓敌情做出了如下的判断：
一、萧克、贺龙两股匪军，在湘西之慈利、大庸一带合股后，似将继续活动于龙山、咸丰及川东地区，以图截断川、鄂及川、湘交通，并掠夺物资。
二、朱、毛股匪之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各军团约十万余人，窜抵湘南后，将经桂北、黔东，向川南窜犯，图与川北之徐向前股及湘西萧、贺股匪，互成犄角之势，再行相互策应，制我川中。
三、第四军团徐向前股，由陕南窜至川北之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后，似将继续窜犯嘉陵江之阆中、南部一带，以图牵制我川中进剿军，策应朱、毛、萧、贺各股匪军之行动。
四、各该股匪均将避实击虚，沿途流窜，破坏交通，掠夺物资，宣传**，以达成再度啸集之目的。
接着，蒋介石又主持决定了如下的所谓“追剿”方针：
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击灭之。
参加行营会议的人心里都清楚：蒋介石虽然做出胸有全局的最高统帅的样子，议出了上述所谓的“敌情判断”和“围剿方针”，但是他最担心的还是被他称为朱毛红军的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如何才能尽快“剿灭”之的军事手段。换言之，决不允许中央红军渡过湘江西去，而是集中一切力量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地区。因此，当蒋介石起身走到那张标有各种军事符号的地图下边，望着位居湘桂交界处的湘江凝神的时候，杨永泰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说道：
“委座，您是在考虑我方未来统帅湘江围剿战的人选吧？”
蒋介石微微地点点头。他沉吟片时，转过身来，望着杨永泰那有些傲慢不逊的表情，说道：
“快把你想好的人选说出来吧？”
按着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为将者——或为相者就是有了上乘的谋略或腹案，也要设法转化成君王的意旨，并由君王说出。但是，这位自恃高明的杨永泰却要向这些行之有效的规矩挑战，因为他认为这恰是表现自己比他人高明的时候，因此，他拿起教鞭，指着地图侃侃而谈：鉴于朱、毛所部突围的去向，可能在广西全州强渡湘江。为此，参与会剿的国军除去薛岳的追剿部队外，还有西路军总指挥何键的湘军，广西剿匪军总指挥白崇禧统帅的桂军。就才干而言，白为上；就忠诚而言，薛为上；就地利而言，何为上。但是，由于桂系数度闹独立，白必然猜忌中央；何部虽然与中央保持一致，但何与桂系素有私交，要谨防在此役之中湘桂携手，留有遗患；薛为中央信任，且又统帅中央军多达九师之众，再加之薛向有恃强自傲的弱点，势难为何、白所容。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上述三人均不是理想人选。为大局计，委座需派员前往，代表委座统御各方。”
“我看杨厅长所言极是，”熊式辉一改谨言慎行的为官之道，明确支持杨永泰的意见。但是，当他再一看蒋介石的表情，似感到蒋氏另有见地，故又补充说，“当然喽，最好是由委座统御三军，各方都无话可说。”
“晏主任，你的意见呢？”
晏道刚自然清楚蒋粤、蒋桂之间疑忌很深，粤桂怕中央嫡系乘机入侵并不下于怕红军。因此，他是支持杨永泰之见的，并当场说了如下这句话：
“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
这时，贺国光看看与会者的表情，又望望蒋介石沉吟不语的样子，如他自己再被蒋氏点将陈情，实在不是好的结果，故主动说道：
“委座，大家的意见相去不远，就等您定夺了！”
“对，对，”熊式辉老于世故地说道，“我们的意见仅供委座参考。”
“我嘛，”蒋介石扫了一眼与会者的表情，“我已经决定了，任命何芸樵为追剿总司令。”
与会者听后为之一怔，接着又争着附和蒋的口味，大说何键出任总司令是最佳人选。唯有杨永泰一言不发，以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对此，蒋介石看在眼里，故又补充说道：
“我为什么选定何芸樵呢？一、他原本就是西路军总指挥，且在指挥追剿萧克所部时尽职尽责，如在他的头上再委加一位大员，未必有利。”
与会者边听边点头，似于瞬间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见解。
“说到薛伯陵，他很可能持有异见，那就是不服何芸樵的指挥。为此，我决定任命他为前敌总指挥。”
与会者虽有不同想法，但多数人都做出理解蒋氏用心的样子。
“我了解白健生，时下，他决不会与何芸樵携手。相反，起用何芸樵，对白健生而言也不失之为一颗定心丸。”
与会者听到此处方知蒋介石早已有了定案，召开这次行营会议的目的一是考察部属，再是显示他作为统帅的高明。因而，大家和往常一样，只有听他近似“庭训”的份了。
蒋介石可能是为了给与会者打气，也可能是他在判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的真实想法，他认为红军业已被迫放弃根据地，像当年的黄巢、李自成一样变成了流寇。他在大讲了一通所谓“流寇”必败的历史掌故之后，又讲了如下这段带有结论性的话语：
“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
但是，如何才能使下山猛虎就擒呢？在蒋介石看来，有了能统御全局且又能听命于他的主将之后，部署能相互制约的部属就成了最为关键的大事了。为此，他把成案在胸的所谓部署要旨讲了出来：
一、以第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即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的第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
二、以吴奇伟率第四、第五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
三、以第三十六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第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第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五、以第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与会者听罢蒋介石这个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他们不仅都知道蒋氏很用了一番心机，而且也都清楚了蒋氏用人之道的真谛。对此，时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事后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全州为广西地盘），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李韫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跟踪追击地势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蒋介石认为，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当蒋在南昌决定这一计划时，我个人也认为红军在战略上已陷入不利态势，是否能渡过湘江、潇水这一条地障，的确是红军成败的一个大关键。
南昌行营会议就如此地结束了。负责起草命令的晏道刚于同日草拟了如下两道委任状，经蒋介石过目后以电令发出：
委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电
派何键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并率领在湘各部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潇水以东地区。除任状、关防另发外，特电遵照。
委任薛岳为追剿前敌总指挥电
已特派何键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追剿总司令，第六路军入湘后改受该总司令指挥，该总指挥着兼任前敌总指挥。
接着，晏道刚根据蒋介石的战略意图，连夜起草了《南昌行营关于追剿红军的计划》，并交由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是个非常自负的军事统帅。在他的心目中，历次“进剿”红军的失算，不是部属的无能，就是各地方实力派为保全自己，有意推诿扯皮，给红军以可乘之机。而他亲自制定的战略计划是绝对没有错的。这次他在审看作战计划的同时，又想到了方方面面的制约因素，遂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抬起头，以极其严厉的口吻说：
“为了谨防参加会战的部属不认真执行这一命令，请把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写进电令中：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
晏道刚看着蒋介石那稳操胜券的样子，非常担心粤、桂双方因私利而招致湘江之战失利，再次提出“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的意见。蒋氏听后断然地说：
“你不要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他们执不执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
晏道刚一听话音，知蒋介石还有第二步棋待下，故知趣地退下，向有关人员发布命令去了。
八
衡阳为湘南重镇，因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另外，由于衡阳位处湘、粤、桂三省的交通要道，因而又是近代新旧军阀争夺的地方。
而今，何键又受命在衡阳组建追剿军总司令部。
何键，字芸樵，于一八八七年生于湖南醴陵县何家屋。早岁在家乡读书，后为追逐功名投军，到他二十九岁——即一九一六年才在保定军校毕业，回乡在赵恒惕陆军第一师见习。后追随唐生智，官运亨通，由营长、团长而升至旅长。待到一九二六年夏，唐生智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时，他已升任第八军第二师师长。那时，他也是从衡阳誓师北上，任北伐军左翼，协助第四、七军克长沙、岳州、汉阳。应当说及的，是他首先率部进入汉阳，抚敌之背。不久，即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参与了出兵河南与所谓东征讨蒋，旋任安徽省主席。不久，唐生智为李宗仁所败，何回湖南发展。从此，他追随蒋介石在湘、赣两省从事“剿共”，并深得蒋氏信赖，成为湘境政坛、军界的领袖人物。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之后，他生怕红军深入湖南腹地，威胁他的统治，故倾其全力尾追，终将红六军团送往湘黔交界处的大山中。当蒋介石发布他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他的司令部仍设在长沙。为向蒋氏表忠心，或曰向蒋显示他的战略才干，他连夜召开会议，并于十三日清晨拟出一份洋洋数千言的《剿匪军追剿总司令部追剿计划》，并以密码急电发往南昌行营。
何键清楚自己这个追剿总司令的位置：他虽然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但又不像薛岳、周浑元那样是蒋氏军事集团中的嫡系大将；蒋氏虽然视他为地方大吏，但又不同于粤系的陈济棠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因此，他在奉命把追剿总司令部迁往衡阳的同时，必须协调好与各方面，尤其是和蒋氏嫡系大将且又任他的前敌总指挥的薛岳的关系。为此，他一俟到达衡阳，即给薛岳发了如下这通客气的电报：
欢迎北路军第六路军入湘，戮力同心，共矢有我无敌之决心。
但是，薛岳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不买何键的账。
薛岳收到蒋介石的任命之后，他认为自己亲率中央军九师之众入湘，还要受制于何键，真是窝囊之极！他凭着所谓的军人的火气电告陈诚，以示不满。
陈诚是一位富有政治眼光的战将，因而他看问题的角度与薛岳大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虽然没有参与南昌行营会议，但他完全明白蒋介石如此安排的用意。他收到薛岳的不满电文之后，暗自笑了笑，似乎是在说：“薛伯陵啊薛伯陵，看来你永远就是一员战将了！”他为了保全并发展自己在军中的派系，立即“复电安慰，认为薛率中央军入湘，又以前敌总名义兼任指挥湘省第四路军各师，‘将来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
薛岳收到陈诚电报的同时，又收到了何键上述那通客气的电文，他读罢之后，不无鄙夷地笑了笑，似乎是在说：“我谅你也不敢摆总司令的架子！”但是，当他收到蒋介石命他赶赴衡阳，与何键策定军事计划的电令之后，他一方面不敢抗命不从，另一方面又通过给陈诚、顾祝同等发电，让蒋介石知道他是为蒋屈尊就职的。与此同时，他以无比自傲的心态驱车前往衡阳，想会会这位湘籍的地头蛇何键，看看他在军事上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何键遵命赶到衡阳，尚未把追剿总司令部组建完毕，他就又收到南昌行营于十四日以蒋介石名义发来的这则电令：
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即第一、二道封锁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遗（贻）害国家不堪设想。希芸樵兄督饬两李（即李云杰、李韫珩）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其注意勿使迂回粤、桂，剿办更难。并须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亟须设计迟滞匪之行动。（未完待续）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见到了贺子珍，他回首苏区的大地，十分感慨地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贺子珍告诉毛泽东，瑞金的男女老少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道：“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之后，沉默良久，低泣地说道：
“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太多了！……”
也就是在红军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周恩来见到了毛泽东，扼要地讲述了战略转移的意图，遂又诚恳地说道：
“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就立即告诉我们。”
对此，毛泽东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说道：
“难题还在后边，蒋某人一旦知道了我们的战略意图，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也是周恩来所最担心的事。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自问：
“蒋某人将做何安排呢？……”
七
蒋介石自华北回到南昌以后，他的脾气增大了许多。不是独自一人在室内快速踱步，就是拿着电报驻步作战地图下边，望着那张标有各种作战符号的地形图出神。一旦有不顺心或不如意的地方，他碰到谁都会被骂个狗血淋头！用贺国光的话说：“委座是在为不知**的动向焦虑啊！”
是啊，蒋介石采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妄图竭泽而渔的“围剿”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突然红军不知去了什么方向，他能不焦虑吗？另外，他在下达第五次“围剿”计划，尤其是欲要达到他的竭泽而渔的目的的时候，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想到红军会突围转移，为此他有过网开一面的腹案：放红军东去福建，或南下广东。如红军东去，他则命令参与“围剿”的四路兵马席卷福建，把红军消灭在东海之滨；如红军南下，势必走南昌起义退却的老路，那就集中各路大军越过五岭，把红军消灭在潮汕一带，同时趁势解决南天王陈济棠。但是，从来自东线福建的消息证明：中央红军绝无向东转移的迹象；而来自南线的报告：红军在十月二十五日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这使多疑的蒋介石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陈济棠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定私下和红军订有某种默契。果如斯，他一年多“围剿”红军的心血不仅功亏一篑，而且还有预测不到的后果。为此，他怎能不焦虑呢！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老的箴言迭迭应在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失败上。就在蒋氏北上的前夕，四川军阀刘湘在“进剿”红四方面军的过程中，被徐向前所部打得落花流水，死伤官兵六万余人，被红军俘获两万多人，加之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刘遂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为由通电辞职。这时，蒋介石担心川中“剿匪”无主，坐视徐向前部壮大，终成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的落脚地，这岂不遗患无穷嘛！为此，他恳请刘湘复职的同时，并电邀刘湘出川，来南京面商一切。但是，当他获悉刘湘东来南京的目的是为了探明他的虚实之后，如何走活四川这步棋子又成了他一块心病。为此，他暗自焦虑地思索对策。
与此同时，奉命西征并揭开红军长征序幕的红六军团一部经过昼夜艰苦转战，突破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多个团的包围，于十月十五日，在沿河县厂坝地区与贺龙所部红三军（即后来的红二军团）会师。此后不久，在大庆战斗中被截断的另一部与南下接应的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合。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经过艰苦转战，在大阡以南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等会师。二十六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宣布红六军团胜利完成突围西征的任务。对此，蒋介石非常清楚：不要很长时间，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必将在川、湘、黔三省交界处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使他更为不安的是：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既不是东去，也不是南下，若是沿着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去，与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到那时，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必将成为红军新的根据地；万一再与红四方面军连成一片，这对蒋氏而言，真是犹如火上浇油，他怎能不分外焦急呢！
然而时下他最为焦虑的是：必须准确无误地搞清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方向。唯有如此，他才能决定下一步“围剿”或追击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为此，他每日数问：“又收到**突围转移的消息没有？”同时，他每天数电致各路“围剿”红军的部属，闭门造车式地制定所谓“追剿”部署。待到十月二十五日获悉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当即召集了会议，并于当日下达了如下命令：
南昌行营关于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
查匪徒此次南犯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唯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遂、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
1先电芸樵（即何键）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工事，严密布防。
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霖，巩固赣州以北江防。
周（即周浑元）纵队抽调十六个团集结泰和；薛（即薛岳）路抽调十二个团集结龙冈。
4匪如他窜，即以薛、周会两李（即李云杰、李生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即罗霖）、李（即李云杰），由赣州东进。薛路仍服原来任务。
5东路及辞修（即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
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中可知：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仍然不知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准确去向。因此，他的军事部署主要是建立在“全力他窜”、“或在赣南另图挣扎”上，希望把中央红军拦堵在第二道封锁线之内，在赣粤交界处消灭之。为达上述目的，他仍旧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碉堡推进战术，以图收竭泽而渔之效。他唯恐属下不明其战略意图，遂于十月二十九日电令：“北路军除进剿部队外，所有守备各部队应尽力推进筑碉，以便与前线部队切取联络。”
这时，蒋介石虽然尚不清楚红军转移的去向，但他作为统帅却懂得：无论红军是“全力他窜”、“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在大军围堵红军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派重兵“追剿”。唯有如此，已经进行转移的中央红军才不会“折回老巢”，重新在赣南、闽西一带“为患”；也唯有如此，中央红军才会被迫流徙他地，成为当代的所谓“流寇”。他考虑再三，遂决定原顾祝同所部以第六路军薛岳所部担任追击任务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为“追剿”军。由谁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呢？蒋介石思之良久，遂想到了他的爱将陈诚。
陈诚，字辞修，于一**八年生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早年在家乡读小学，后考入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几经磨难，于一九一九年以备取生的名义进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学军。由于他在军校期间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毕业后随邓南下，在孙中山先生的粤军中供职。他在随中山先生出征西江的作战中胸部中弹，住院治疗。也就是在住院期间，得识前来慰问伤员的蒋介石，并由此一步一步地成为蒋氏军事集团中的嫡系将领。就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做媒，把谭元闽的三女儿——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介绍给陈诚。这时的陈诚虽家有妻室，却聪明地答说：“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自然，陈诚如此而为也必然遭到同僚的忌恨。不久，他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战斗中惨败，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何应钦借此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严处。熊式辉也落井下石道：“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顾祝同、杨永泰等也向陈诚发难。为此，蒋不得不给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随着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得手，陈诚向蒋献了不少计策。其间，在筹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中更是得蒋信任。待到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前夕，他已荣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从上述简历来看，蒋介石属意陈诚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陈诚却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追剿”中央红军不仅是“苦差事”，而且根据他与红军作战的经验，难收速成之效。换言之，“追剿”之举只能胜，不能败。万一在与红军作战中出现败局，又必然导致同僚的责难。到那时，即使有蒋介石的力保也很难说是个什么结果。因此，他决定辞谢不就。但是，陈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蒋介石要他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的用意：一是希望他能忠诚地执行蒋的意图，再是表示对他的信任。也就是说，他若想改变蒋介石的决定，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他要做的其他的事情一定要比“追剿”红军更为重要，再是他能提出为蒋介石所接受的人选。他思之良久，遂向蒋说明：中央红军自赣南、闽西一带转移之后，仍会留下部队作为“火种”，妄图借国军主力“追剿”红军之际，重新在赣南、闽西一带复活。而彻底消除这一隐患的任务绝不比“追剿”红军的任务轻。再者，负责“追剿”的国军虽有较大的胜算，但也有局部失算的可能，一旦出现后者，就需要有精兵强将做补充，借以支持“追剿”任务的完成。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从战略全局出发，我认为充任后者对委座更重要一些。”
蒋介石被陈诚说服了，他当即说道：
“那你就出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吧！另外，在你看来，该由谁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呢？”
“薛岳。”陈诚胸有成竹地推荐说。
薛岳，别号伯陵，是陈诚系的重要成员。远在北伐时期，他就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参加“四一二”大屠杀。同年夏投靠李济深，出任新编第一师师长，不仅率部在潮汕堵击南昌起义军，而且还残酷镇压广州起义。待到陈诚兵败第四次反“围剿”之后，陈授意亲信罗卓英、吴奇伟二将军，向蒋介石保举薛岳充任北路军第六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陈诚升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后，又力保薛岳继任第六路军总指挥。而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战斗序列中，第三、六两路军又是最大的主力兵团。为提高薛岳的威信，陈诚有意吹嘘：“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由此可见陈与薛的关系非同一般。事有凑巧，这时薛岳为向蒋介石表忠心，迭电陈述自己对“追剿”红军的建议。待到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以火急电分呈陈诚、顾祝同及蒋介石：愿率第六路军负责“追剿”。因此，蒋介石当即说道：
“好！就按你说的办，任命薛伯陵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
“我愿从旁相助，为委座分忧！”
“那就下达命令，先把**堵在赣、粤交界处。”
但是，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之后，按照既定的战略转移方针，继续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的边境城口方向前进。第一步西进到大庾、南雄地区，主力从大庾、南雄通过。第二步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区，并相继占领汝城。但是，当红三军团于十一月二日占领汝城东南的制高点以后，发现“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遂决定“放弃进攻汝城”，改为监视。当红一、三军团“打开由官路下到文明司山田铺的道路”后，红军从五日晚到八日晨全部通过汝城到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区。也就是在这一天，蒋介石下达了改定西、北两路军任务及指挥系统电。
兹改定西、北两路任务、境界及指挥系统如下：
1西路总部移驻衡阳，注重追剿；
北路总部移驻吉安，注重清剿；
西、北两路改以湘、赣省界为界线，但现在鄂、赣境内之西路第三纵队及所属各部，仍归西路指挥，其区域仍旧；
4西路军第一、二两纵队之部队，其在赣境者……均改归北路指挥；
以上四项，希遵办具报，并饬所属遵照，但未交防前照旧负责。
由以上电令可知：蒋介石在这时仍未搞清中央红军此次战略转移的真实目的。因此，他下此命令的终极目的是：迅调何键设西路军总部于衡阳，阻止红军西进而已。
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北路军周浑元纵队和薛岳所部尚未跟进，南路军陈济棠部根据和红军签订的协议拥兵自保，而西路军何键所部因“追剿”红六军团等因使兵力过于分散，故红军未遇大的抵抗，即迫近敌人设在郴县、良田、宜章一带的第三道封锁线。由于在这条封锁线上，郴县有湘军第十五师驻守，宜章、坪石有粤军两个团防守，其战斗力又不强，中央红军遂决定从宜章南北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也就是在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过程中，陈济棠所部粤军曾和红军有过两日的激战。他为了向蒋表示“剿共”积极，曾向蒋迭电告捷，虚报伤亡及俘获红军人数，并发现有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等军团的番号。对此，蒋介石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仗，因为他终于判明了中央红军此次突围转移的战略目的：沿着红六军团转移的路线西去。
所谓红六军团转移西去的路线，即红六军团奉命离开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与在湘西活动的红三军取得联系所经过的地方。在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们从江西省遂川县的衙前附近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碉堡封锁线，几经转战，向东进入阳明山区，复又急转向南，经嘉禾出道县，在广西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附近渡过湘江，沿湘桂交界西去，在贵州沿河县厂坝、印江县木黄地区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
蒋介石深知中央红军如果实现这次战略转移，并与先期到达的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此，他立即召集南昌行营会议，研究具体的军事对策。
蒋介石作为行营的首脑，他虽然懂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古训，但是在他“剿灭”红军的这盘棋上从未忘记贺龙、萧克在湘黔边界的红军，以及徐向前等在川西北的红军。加之，他已探明中央红军突围西去的战略目的，他最为担心的就是这三支红军结成一体，把本来就割据多年的西南诸省搞得更加复杂化。因此，他开宗明义地讲道：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追堵与消灭朱、毛红匪，但也不要忘了分布在湘、黔、川、鄂等处的红匪，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
对此，与会的熊式辉、杨永泰、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人无一敢说半个不字，就像几千年来举行所谓殿前会议那样，只能遵旨议事。首先，他们各抒己见，对所谓敌情做出了如下的判断：
一、萧克、贺龙两股匪军，在湘西之慈利、大庸一带合股后，似将继续活动于龙山、咸丰及川东地区，以图截断川、鄂及川、湘交通，并掠夺物资。
二、朱、毛股匪之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各军团约十万余人，窜抵湘南后，将经桂北、黔东，向川南窜犯，图与川北之徐向前股及湘西萧、贺股匪，互成犄角之势，再行相互策应，制我川中。
三、第四军团徐向前股，由陕南窜至川北之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后，似将继续窜犯嘉陵江之阆中、南部一带，以图牵制我川中进剿军，策应朱、毛、萧、贺各股匪军之行动。
四、各该股匪均将避实击虚，沿途流窜，破坏交通，掠夺物资，宣传**，以达成再度啸集之目的。
接着，蒋介石又主持决定了如下的所谓“追剿”方针：
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击灭之。
参加行营会议的人心里都清楚：蒋介石虽然做出胸有全局的最高统帅的样子，议出了上述所谓的“敌情判断”和“围剿方针”，但是他最担心的还是被他称为朱毛红军的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如何才能尽快“剿灭”之的军事手段。换言之，决不允许中央红军渡过湘江西去，而是集中一切力量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地区。因此，当蒋介石起身走到那张标有各种军事符号的地图下边，望着位居湘桂交界处的湘江凝神的时候，杨永泰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说道：
“委座，您是在考虑我方未来统帅湘江围剿战的人选吧？”
蒋介石微微地点点头。他沉吟片时，转过身来，望着杨永泰那有些傲慢不逊的表情，说道：
“快把你想好的人选说出来吧？”
按着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为将者——或为相者就是有了上乘的谋略或腹案，也要设法转化成君王的意旨，并由君王说出。但是，这位自恃高明的杨永泰却要向这些行之有效的规矩挑战，因为他认为这恰是表现自己比他人高明的时候，因此，他拿起教鞭，指着地图侃侃而谈：鉴于朱、毛所部突围的去向，可能在广西全州强渡湘江。为此，参与会剿的国军除去薛岳的追剿部队外，还有西路军总指挥何键的湘军，广西剿匪军总指挥白崇禧统帅的桂军。就才干而言，白为上；就忠诚而言，薛为上；就地利而言，何为上。但是，由于桂系数度闹独立，白必然猜忌中央；何部虽然与中央保持一致，但何与桂系素有私交，要谨防在此役之中湘桂携手，留有遗患；薛为中央信任，且又统帅中央军多达九师之众，再加之薛向有恃强自傲的弱点，势难为何、白所容。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上述三人均不是理想人选。为大局计，委座需派员前往，代表委座统御各方。”
“我看杨厅长所言极是，”熊式辉一改谨言慎行的为官之道，明确支持杨永泰的意见。但是，当他再一看蒋介石的表情，似感到蒋氏另有见地，故又补充说，“当然喽，最好是由委座统御三军，各方都无话可说。”
“晏主任，你的意见呢？”
晏道刚自然清楚蒋粤、蒋桂之间疑忌很深，粤桂怕中央嫡系乘机入侵并不下于怕红军。因此，他是支持杨永泰之见的，并当场说了如下这句话：
“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
这时，贺国光看看与会者的表情，又望望蒋介石沉吟不语的样子，如他自己再被蒋氏点将陈情，实在不是好的结果，故主动说道：
“委座，大家的意见相去不远，就等您定夺了！”
“对，对，”熊式辉老于世故地说道，“我们的意见仅供委座参考。”
“我嘛，”蒋介石扫了一眼与会者的表情，“我已经决定了，任命何芸樵为追剿总司令。”
与会者听后为之一怔，接着又争着附和蒋的口味，大说何键出任总司令是最佳人选。唯有杨永泰一言不发，以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对此，蒋介石看在眼里，故又补充说道：
“我为什么选定何芸樵呢？一、他原本就是西路军总指挥，且在指挥追剿萧克所部时尽职尽责，如在他的头上再委加一位大员，未必有利。”
与会者边听边点头，似于瞬间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见解。
“说到薛伯陵，他很可能持有异见，那就是不服何芸樵的指挥。为此，我决定任命他为前敌总指挥。”
与会者虽有不同想法，但多数人都做出理解蒋氏用心的样子。
“我了解白健生，时下，他决不会与何芸樵携手。相反，起用何芸樵，对白健生而言也不失之为一颗定心丸。”
与会者听到此处方知蒋介石早已有了定案，召开这次行营会议的目的一是考察部属，再是显示他作为统帅的高明。因而，大家和往常一样，只有听他近似“庭训”的份了。
蒋介石可能是为了给与会者打气，也可能是他在判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的真实想法，他认为红军业已被迫放弃根据地，像当年的黄巢、李自成一样变成了流寇。他在大讲了一通所谓“流寇”必败的历史掌故之后，又讲了如下这段带有结论性的话语：
“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
但是，如何才能使下山猛虎就擒呢？在蒋介石看来，有了能统御全局且又能听命于他的主将之后，部署能相互制约的部属就成了最为关键的大事了。为此，他把成案在胸的所谓部署要旨讲了出来：
一、以第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即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的第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
二、以吴奇伟率第四、第五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
三、以第三十六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第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第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五、以第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与会者听罢蒋介石这个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他们不仅都知道蒋氏很用了一番心机，而且也都清楚了蒋氏用人之道的真谛。对此，时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事后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全州为广西地盘），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李韫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跟踪追击地势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蒋介石认为，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当蒋在南昌决定这一计划时，我个人也认为红军在战略上已陷入不利态势，是否能渡过湘江、潇水这一条地障，的确是红军成败的一个大关键。
南昌行营会议就如此地结束了。负责起草命令的晏道刚于同日草拟了如下两道委任状，经蒋介石过目后以电令发出：
委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电
派何键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并率领在湘各部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潇水以东地区。除任状、关防另发外，特电遵照。
委任薛岳为追剿前敌总指挥电
已特派何键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追剿总司令，第六路军入湘后改受该总司令指挥，该总指挥着兼任前敌总指挥。
接着，晏道刚根据蒋介石的战略意图，连夜起草了《南昌行营关于追剿红军的计划》，并交由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是个非常自负的军事统帅。在他的心目中，历次“进剿”红军的失算，不是部属的无能，就是各地方实力派为保全自己，有意推诿扯皮，给红军以可乘之机。而他亲自制定的战略计划是绝对没有错的。这次他在审看作战计划的同时，又想到了方方面面的制约因素，遂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抬起头，以极其严厉的口吻说：
“为了谨防参加会战的部属不认真执行这一命令，请把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写进电令中：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
晏道刚看着蒋介石那稳操胜券的样子，非常担心粤、桂双方因私利而招致湘江之战失利，再次提出“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的意见。蒋氏听后断然地说：
“你不要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他们执不执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
晏道刚一听话音，知蒋介石还有第二步棋待下，故知趣地退下，向有关人员发布命令去了。
八
衡阳为湘南重镇，因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另外，由于衡阳位处湘、粤、桂三省的交通要道，因而又是近代新旧军阀争夺的地方。
而今，何键又受命在衡阳组建追剿军总司令部。
何键，字芸樵，于一八八七年生于湖南醴陵县何家屋。早岁在家乡读书，后为追逐功名投军，到他二十九岁——即一九一六年才在保定军校毕业，回乡在赵恒惕陆军第一师见习。后追随唐生智，官运亨通，由营长、团长而升至旅长。待到一九二六年夏，唐生智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时，他已升任第八军第二师师长。那时，他也是从衡阳誓师北上，任北伐军左翼，协助第四、七军克长沙、岳州、汉阳。应当说及的，是他首先率部进入汉阳，抚敌之背。不久，即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参与了出兵河南与所谓东征讨蒋，旋任安徽省主席。不久，唐生智为李宗仁所败，何回湖南发展。从此，他追随蒋介石在湘、赣两省从事“剿共”，并深得蒋氏信赖，成为湘境政坛、军界的领袖人物。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之后，他生怕红军深入湖南腹地，威胁他的统治，故倾其全力尾追，终将红六军团送往湘黔交界处的大山中。当蒋介石发布他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他的司令部仍设在长沙。为向蒋氏表忠心，或曰向蒋显示他的战略才干，他连夜召开会议，并于十三日清晨拟出一份洋洋数千言的《剿匪军追剿总司令部追剿计划》，并以密码急电发往南昌行营。
何键清楚自己这个追剿总司令的位置：他虽然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但又不像薛岳、周浑元那样是蒋氏军事集团中的嫡系大将；蒋氏虽然视他为地方大吏，但又不同于粤系的陈济棠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因此，他在奉命把追剿总司令部迁往衡阳的同时，必须协调好与各方面，尤其是和蒋氏嫡系大将且又任他的前敌总指挥的薛岳的关系。为此，他一俟到达衡阳，即给薛岳发了如下这通客气的电报：
欢迎北路军第六路军入湘，戮力同心，共矢有我无敌之决心。
但是，薛岳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不买何键的账。
薛岳收到蒋介石的任命之后，他认为自己亲率中央军九师之众入湘，还要受制于何键，真是窝囊之极！他凭着所谓的军人的火气电告陈诚，以示不满。
陈诚是一位富有政治眼光的战将，因而他看问题的角度与薛岳大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虽然没有参与南昌行营会议，但他完全明白蒋介石如此安排的用意。他收到薛岳的不满电文之后，暗自笑了笑，似乎是在说：“薛伯陵啊薛伯陵，看来你永远就是一员战将了！”他为了保全并发展自己在军中的派系，立即“复电安慰，认为薛率中央军入湘，又以前敌总名义兼任指挥湘省第四路军各师，‘将来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
薛岳收到陈诚电报的同时，又收到了何键上述那通客气的电文，他读罢之后，不无鄙夷地笑了笑，似乎是在说：“我谅你也不敢摆总司令的架子！”但是，当他收到蒋介石命他赶赴衡阳，与何键策定军事计划的电令之后，他一方面不敢抗命不从，另一方面又通过给陈诚、顾祝同等发电，让蒋介石知道他是为蒋屈尊就职的。与此同时，他以无比自傲的心态驱车前往衡阳，想会会这位湘籍的地头蛇何键，看看他在军事上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何键遵命赶到衡阳，尚未把追剿总司令部组建完毕，他就又收到南昌行营于十四日以蒋介石名义发来的这则电令：
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即第一、二道封锁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遗（贻）害国家不堪设想。希芸樵兄督饬两李（即李云杰、李韫珩）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其注意勿使迂回粤、桂，剿办更难。并须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亟须设计迟滞匪之行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