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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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毛泽东对于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暗中斗法了如指掌！就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的第三天——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该文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是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
翌日——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该评论针对国民党死硬派所谓“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之类的叫嚷，严正指出：“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时人以及后人一看便知：第一篇评论文章——《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主要是戳穿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假和平的本质；第二篇评论文章——《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主要是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集团，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一篇打在李宗仁的心上，一篇打在蒋介石的身上，对全国人民认清李宗仁、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而言，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伴随着李宗仁高喊重开和谈的同时，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开始向共产党放出试探性的气球。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董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于二月七日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人前来接洽有关的事宜。对此，毛泽东了若在心，就在二月十三日江庸在机场答记者问“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之后，遂以他和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回电。略谓；
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航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属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商事宜。进而又指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毛泽东由处理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事宜，联想到了战乱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对分化上海、南京乃至国统区的各类资产阶级可能起到的作用，遂又给彭真、叶剑英等复电：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的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信局未停，天津电信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做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毛泽东以上的指示，无论是对南北两地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还是对南方资产阶级开展所谓业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反动阵营，他还亲自给潘汉年发去密电，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张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虽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李宗仁一手组成的，但是选谁充任代表团成员则是得到毛泽东认同的。另外，由于中共派驻上海，以及潜伏在桂系中的同志的工作，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随时都了解、掌握全部的情况。为此，毛泽东审阅、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等人的电报时指出：
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求……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修订这份文件之前，刚刚处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问题，他为了回应代表团成员江庸提出的通邮等事，遂又在此电的末尾加写了这段文字：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叶剑英负责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四位成员呢？首先，叶剑英是北平市市长，理应尽地主之谊；其次，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与邵力子等人熟稔，由他出面欢宴这四位年长的贤者比较合适。由于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飞机在青岛出了点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安抵北平机场。叶剑英等奉命赶到，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
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到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相互之间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是日晚，叶剑英设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全体成员。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
颜惠庆是我国政坛耆宿。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是清朝第一次应试中的译科进士。从此步入政坛，官运亨通，自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交通总长以及驻外国大使，他几乎都任遍了！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的长者，所以他第一个代表同行者发言，大意谓：“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条移后一点。”最后，他很坦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句心里话，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章士钊从年龄到社会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苏报》主笔。但是在这期间，他拒绝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度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重点对象。史家一提到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都少不了要评说章士钊几句。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挚友，同时还帮着毛泽东筹措巨资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说话是颇有些影响的。因此，他接着颜惠庆的话茬引发开来，略谓：“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接着，他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据史记载：毛泽东获悉他的老乡章士钊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以及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想法不以为然，指出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四位长者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国统区是有很大作用的。为此，他又给叶剑英等同志发去电文：
（一）如果四人问及李济深时，可以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妨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进行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南来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叶剑英市长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略谓：“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接着，邵力子先生被请起身作答：“我是四位北上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唯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这种力量，工作长久下去，一定成绩可观。”
在这紧张的会谈期间，四位老人都提出拜见毛泽东主席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当即答复：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同时，他还致电叶剑英市长：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就这样，他们在刘仲华的陪同下于二十二日飞抵石家庄，并随即乘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深受古国文明的影响，向以尊老敬贤为美德。因此，他首先看望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并和他们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地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又很是实在地说道：“你们几位老人为了国家统一、和平而来，我首先代表共产党感谢你们。其次，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共产党一向是爱好和平的，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重开和谈的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再其次，说到南北通航、通邮、通电等具体事项，那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四位老人有什么需要我答复的，尽管提问。”
颜惠庆一生不知出席过多少次各类名目的会谈，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愉悦。当他想到此行的目的，遂又客气地问道：“我们虽然叫‘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但毕竟是受李代总统所委托，回去后应当向他有个交代吧？”
“你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李宗仁先生：我们同意与他的政府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同时，还可以告诉他：要当机立断，速议速决，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毛泽东讲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但他的语气却是和缓的。
“润之，”章士钊是毛泽东的老乡长、老熟人，故直呼名字问道，“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整理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可以，可以。”毛泽东边说边指着邵力子说道，“行严老，您和邵老都是老报人，又都是行文高手，我看先由四老讨论，然后由您二人代劳。最后，我过过目就行了。”
“我看就由行严老一人执笔，我可以充任敲边鼓的角色。”邵力子客气地说道。
就这样，由章士钊执笔起草了一份协议要点，经讨论，遂达成如下这八点秘密协定：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新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含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据史记载，毛泽东在会见颜惠庆等四位老人之后，又在刘仲华的陪同下单独拜见了章士钊先生。那天，章士钊分外高兴，请毛泽东上座。毛泽东执意不就，并以章士钊是自己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等为由，请章士钊上座。接着，毛泽东又笑着对刘仲华说道：“仲华同志，你当年的大媒人——任弼时同志在等你。趁着我和行严老谈话的时机，你也去会会老上司吧！”刘仲华很是高兴地告辞离去。
章士钊一听毛泽东说话的内容，顿感大为惊诧；但是，他转念一想，毛泽东把他当做自己人，遂又感到欣慰。他望着走去的刘仲华的背景，难以置信地问道，“润之，这位李宗仁的高参是你们的人？”
毛泽东闻声笑了，接着又说：“行严老，您知道吗？您的老朋友，我的另一位老乡长杨度先生也是我们的人。”
章士钊听后只有下意识地感叹“老蒋岂能不败”！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老蒋是败定了，但天下还不能说就是我们的”。他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想请老乡长章士钊为共产党得天下帮个忙。
“行严老，您是上海闻人杜月笙府上的客卿，他历来对你是很尊重的。回去后，可以告诉他：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们的青帮弟子站在人民一边，我们是欢迎的。”
章士钊是浮游宦海的老人了，一听就知道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解放上海之后，如何妥善地处理黑社会的事情了。为此，他当即答说：“我一定尽力而为之！”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预伏了一枚很重要的棋子，那就是争取湖南政坛耆宿程潜起义。在他看来，如果能把桂系分化出来，使之走傅作义的道路，那么驻节武汉的白崇禧就很自然地把湖南、广西连成一片，断掉了蒋介石退守大西南的退路；如果白崇禧冥顽不化，坚拒解放军在湖北一线渡江南下，只要程潜能在湖南率部起义，那么就会构成对桂系退守广西的威胁。所以，他对章士钊说道：“我深知行严老和湖南家乡的父母官程潜老是多年的好友，请代我转告他：为家乡和平解放多做些工作。”
对此，章士钊心里是有数的。他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还明确告知：“我想程颂云是会按照你说的办的。”
“另外，我再告诉您一个消息，”毛泽东有意停顿一下，“你的老朋友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几十位志士仁人，已经到达了北平。回去后，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颜惠庆等四位为和平奔走的老人，对毛泽东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事后，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说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其中，江庸老人还写了专文记述这次西柏坡之行：
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毛主席并未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我当时忽然联想到历史上一个故事，就是马援从隗嚣那边去见汉光武帝。他一见光武帝，就五体投地地佩服光武帝的恢廓大度。我见到毛主席时，也一样有此感想。拿此后的事实来证明，对杜聿明、康泽等人既往不咎；起义的傅作义、程潜诸人无不受到重用；从前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一些人，因对国家有功，又身居要职；新中国一成立，就扩大统一战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广揽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来参与政治，其规模之恢廓，岂是汉光武所能比拟。
傅作义到达西柏坡之后，首先会见他的是周恩来。他望着周恩来那热情洋溢的样子，十分感动地说：“我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恩来通情达理地讲了傅作义的历史功过之后，明确表示欢迎他对自己的态度。接着，他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我已经和他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罢“我去看他”，遂穿上皮大衣，戴了皮帽子，坐上吉普车前往后沟招待所去会见傅作义和邓宝珊。
毛泽东与邓宝珊是老相识了，加之北平和平解放的主角是傅作义，因此，此次会见的中心人物自然也是傅作义。毛泽东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十分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这是傅作义第一次见毛泽东。过去，他从收听毛泽东的雄文中经常猜测：毛氏很可能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人物”。但是，实出他所料的是，一开口就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得这样近，遂油然生出一种敬慕感，同时还夹杂有某种愧疚感。但是，当他想到自己的地位时，又负荆请罪似的说：“毛先生，你好，我是四十六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断然地答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这干脆的回答，打消了傅作义凝聚在心的所有疑虑。接着，毛泽东与傅作义走进会客室，分主宾落座，遂又很随便地说：“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预料之外，我们本来打算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可以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我想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估计的要好得多。”
由此，毛泽东与傅作义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谈。在总评和平解放北平的意义的时候，毛泽东讲道：“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三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明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的军队就会有很大的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三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
毛泽东深入浅出，且只讲功劳的谈话，的确打动了傅作义的心，使他不能不又想起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当他想起那年打下张家口，自己口吐狂言，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共不可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如果中共真的取得了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以后，更是愧悔难当。故说道：“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人身侮辱，指名道姓地骂毛先生，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罪恶严重的人，实难挽回，实难宽恕。”
周恩来听罢一笑，从旁解释道：“过去两军对峙，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我们的朱总司令和贺龙同志，在旧军队中干过，现在他们都是我们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既往不咎嘛，”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毛泽东再次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接着，他们又天南海北地纵论天下大事。同时，毛泽东对邓宝珊在和平解放北平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谈到对傅作义部队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显得是那样轻松地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给我？我怎么处理？还要送到绥远去，这是为什么呢？”傅作义很是不理解地问道。
“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毛泽东沉吟片时又说，“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傅作义恍然大悟，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由此，毛泽东谈到了绥远问题：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最后，他又关切地问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愿意做什么工作？对此，傅作义似有所想，他答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毛泽东边问边看到傅作义微然点首，遂又说道，“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对此，傅作义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二月二十五日，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以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西柏坡，告别了毛泽东。
毛泽东送走客人之后，周恩来又小声说道：“主席，陈云同志奉命由东北赶到了西柏坡，你什么时间接见他？”
“我马上就见他！”毛泽东有些着急地说。
十二
毛泽东为什么从东北局调陈云来西柏坡呢？那是因为随着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新老解放区又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
自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蒋介石为了消灭心腹之患共产党和解放军，遂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随着战争不断的升级，他的军费开支日益增多，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为了弥补巨额赤字，蒋介石只有下令他的印钞厂赶印纸币。结果，如以抗战初期的物价为基数，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就上涨了六万倍。如果再与一九四九年一月的物价相较，那就真的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了！自然，人民，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新解放区的人民生活，就更是苦不堪言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不仅没收了国民党官僚资本这个烂摊子，同时也接收了城市中苦不堪言的人民的生活。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面对因“长年的战乱，使得本就不发达的中国疲惫不堪，民不聊生，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的局面，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数以亿计的人民的吃饭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庞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费用，以及越来越多的脱产干部的生活费用从何而来呢？主要也是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结果，使得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怎么办呢？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物色一位懂经济的帅才，统帅全国的经济工作，以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谁是统帅全国经济的帅才呢？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了陈云。
周恩来早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时候就知道陈云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周恩来受命回到上海，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作为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常委，自然就十分了解在上海市委工作的陈云了。那时，为了筹募党中央的活动经费，陈云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他的出色工作受到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抗战胜利之后，陈云来到刚刚光复的东北，他善于理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毛泽东与陈云相识于中央苏区，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陈云投票支持毛泽东出山，重掌红军的指挥大权；接着，毛泽东赞成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回到上海重建党的组织并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由此可知，毛泽东十分信任陈云。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派陈云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之职，并对陈云出色的经济才能给予高度的评价。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陈云作为沈阳军管会的负责人写了《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将它批给全党学习。接着，毛泽东又提议东北局将陈云组织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前不久，由黄克诚、黄敬接管天津的骨干成员，也是从陈云管辖下的沈阳抽调的。所以，当周恩来力荐陈云执掌经济帅印的时候，毛泽东当即说道：“我赞成，立即调陈云同志来西柏坡！”
初春的滹沱河已经开始解冻，清清的河水绕过正在融化的冰块向前流去。山上的柏树一片连着一片，那浓密的绿色开始吐露生机；河岸两旁的杨柳已经抽出嫩黄的枝条，眼看着就要迎来柳絮飞满天的季节了！太阳刚刚从东山头上冒出，橘色的光辉温暖着山河大地。就在百鸟云集比赛晨歌的时候，毛泽东和陈云沿着滹沱河岸边的人行小路缓缓走来。毛泽东或许是走累了，抑或是想起了什么，他就像是西柏坡当地的农民蹲在滹沱河边，信手捡起一块石头，轻轻掷向缓慢解冻的滹沱河里，若有所思地说道：“陈云同志，我为什么要安排在滹沱河边和你交谈呢？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在延河边作竟夜谈的往事。”
陈云从毛泽东的话语中感到了浓浓的战友之情，一时之间心湖中涌动起一股热流，他也深情地说道：“我与主席在延河边一别，转眼快四年了。”
“那时，我只请你管陕北的经济。今天请你来，是要你这位共产党的赵公元帅升账，开始管理全国的经济。”
“中央的经济方针是什么呢？”
“现在还没有。只是为了适应战争，提出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十二字方针。当恩来向中央推荐你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在这方面的特长。”
“我有什么特长呢？”陈云听后一怔，忙问道。
“有啊！而且是很大的特长。”毛泽东说罢喟然长叹了一声，“小的时候，我曾帮着父亲管过账，会打算盘。但是，当我在延安看到你打算盘的时候，我就暗自说，陈云同志是我党干部中打算盘打得最好的一位。”
“这是因为当年我在商务印书局当过学徒的缘故。”陈云淡然地答说。
“后来，我同意你去管一管陕北的经济工作，你当时提出的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记得。”
毛泽东所说的这三句话，是陈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针对财会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的三条基本原则：
一、要做“掌柜”，不要做出纳。“我们是‘掌柜’态度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到这个高度。”
二、“先小人后君子”。“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
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检查要严格。俗话说，‘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仔细核算。穷会使工作被动。但是有了东西不仔细核算，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工作也会成被动。因为要求是无止境的，你放得宽些，人家就要得多，来得勤。总之，在算账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
陈云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还记得他当年总结的这些话，因此，他微微地笑了笑说：“主席，这都是当年有的放矢的经验之谈。”
“我看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的原则！”毛泽东沉吟有顷，问道，“陈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吗？”
“还是那句老话，听党的安排。”
“何时走马上任呢？”
“我和周副主席谈过了，为了总结东北接管城市的经验，也为了把东北变成中央可依靠的后方，我想尽快赶回去。”
“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了？”
“我想那边的工作更重要一些。”
毛泽东想了想，再次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掷向滹沱河里，啪的一声，砸碎了一块正在融化的冰块，遂又说道：“好吧！等华北的冰雪全部融化，大地完全回春的时候，你可一定要入关上任！”
毛泽东送走陈云之后，遂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工作中去了！在这期间，他不仅需要亲自起草报告文件，而且还要和书记处的同志们研究会议的内容和进程，再加上国内外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诸方面的情况也要他即时解决，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承前启后，并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重要会议。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在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之前，或许毛泽东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感悟到了什么，抑或是他从中国的现实，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作风中发现了什么，他对党的未来不仅有着许许多多的担心，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或规定了不少规矩。仅就开会作报告鼓掌一事来说吧，这在国内国外，包括过去和现在那是天经地义都要鼓的。更有甚者，那些由他人起草报告的人，还要起草者在不同的段落刻意地写上鼓掌的长短和热烈的程度，以便供他在报告的时候好运用何种腔调，借以达到所谓应有的效果。请问有哪位报告者或听报告的人提出过疑义呢？据笔者所知，唯有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了类似的话：
“不知从哪个朝代发明了这个传统，听报告，一定要鼓掌。当年，我听到人家为我报告鼓掌，感到有些不自然；后来，报告作多了，我听到大家的掌声也习以为常了；可是今天，我听了你们的掌声，心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告诫评论家：捧，是可以捧杀初露锋芒的青年文学家。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感谢我们是大救星的人民的掌声，会不会鼓得我们这些就要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晕头转向呢？我的结论是肯定的；一定会的！”
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同志给毛泽东的这段讲话鼓了掌，并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作了六条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当年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立的这六条规矩是何等的英明、伟大啊！在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只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敢于立这样的规矩啊！……
七届二中全会于三月五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后人，乃至于时人都不会想到开会的会场，竟然是中央工委时期的一个大伙房。就说主席台吧，也仅仅是摆着一张普通的长条桌，上面铺着质地很粗的毛毯。但是，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会场中，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首先，毛泽东向全党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大部消灭。今后我党、我军在军事战线的作战任务，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尚存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同时，他发出指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区的广大地区的工作。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它所面临的也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
我军的战略转移，是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向城市服务的，毛泽东明确地向全党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今天，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未来的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开展，并为之服务。
接着，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至于占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它们决不可限制太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规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毛泽东在讲到对外政策的时候，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同时，毛泽东对建国后的外交原则、外贸政策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正确的外交方针。
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抬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说到未来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
最后，毛泽东基于历史的经验，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滋长，要警惕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如下这段讲话，至今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作了专题发言，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意义，其中，周恩来还专门讲了有关分散和统一问题，对未来新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了科学阐述。他说：“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利用一切空隙找有关同志谈话，了解各地的情况。同时，他也为会后的工作和人事等问题，与有关的同志交换意见。
毛泽东与王稼祥是老战友了！早在长征前夕，王稼祥就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逐步划清界限，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长达十五年的历史中，毛泽东对王稼祥是十分了解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王稼祥的工作安排问题。因此，在会议期间，他找王稼祥单独谈了话。
“稼祥同志，我想会后你就不必回东北局了，就留在中央工作吧。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呢？一个是宣传部长，一个是首任驻苏联大使。”
这对王稼祥来说，实在有点突然，因此他一下子还没转过弯来，不知该如何作答。
“稼祥同志，你选定了哪个呢？”毛泽东追问。
用王稼祥事后的话说：“宣传部的工作，我完全可以胜任，我有经验。外交工作呢？我进入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就兼任外交部长。我在共产国际任过中共代表，对苏联党的情况熟悉，俄语不成问题。目前，从党的需要出发，出任大使比党内宣传工作更有意义。此外，我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心，王明是不能胜任的。康生呢？不叫他去。张闻天呢？毛主席也会想到的，独独叫我去，这是对我寄予高度的信任。”王稼祥已经猜到了毛泽东希望他出任驻苏联大使。但是，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两个工作都是义不容辞的，我请主席定。”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决定，依然是以商量的口气说：“不急，你考虑好后再告诉我。”
就这样，王稼祥果真成了中国驻苏联的首任大使。
再如陈毅的工作。毛泽东说：“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应当选一位能文能武的同志来当，我的意见，是陈毅同志。”就这样，陈毅自西柏坡返回前线以后，他就一边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一边筹划接管上海的班子了。
接着，毛泽东相继会见了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对未来向西南、西北进军作了重要指示。另外，罗瑞卿主动找到毛泽东，希望跟着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多打几个漂亮的战役，因毛泽东对罗的工作旱有安排，没有批准。总之，毛泽东作为一代知人善任的大政治家，似乎对每一位战友和属下都提前安排好了工作。但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却说了这样一段话：“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正当毛泽东一边紧张地主持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一边筹划新中国的蓝图的时候，华北京剧团赶来西柏坡，为参加会议的同志和中央机关作慰问演出。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前后看了两次，并对高派的入室弟子李和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李和曾是华北京剧团的团长，原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主角，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些名气。今天晚上的压轴大戏是《失空斩》，李和曾饰诸葛亮。毛泽东一边看戏，一边禁不住地为李和曾的精彩演出鼓掌。同时，还对周恩来等同志讲：“唱得真好啊！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称赞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强奋力的感觉。”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对高派艺术的品评。同时，他向毛泽东介绍：“李和曾九岁就进了北平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戏，学了八年毕业以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学了三年。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解放战争中，华北解放了的大城市他都去慰问演出过。”最后，周恩来说道：“现在，他们冀南军区京剧团和延安评剧院合并了，人更多了，力量更加雄厚了。”
“那好啊，我们在这里看他们的演出，演得不错；我们进北平以后再看他们演，一定会更好。”当毛泽东看了李和曾主演的《哭秦庭》之后，他认为“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接着，他又对京剧的流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不一定打乱仗闹独立。越是自成一派的，越是注意总结经验。”
三月十三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他指出：自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告诫全党：“凡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郑重指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关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
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整整过去五十周年了！半个世纪以来，共产国际运动的发展，恰恰证明了毛泽东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政治战略预测家！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之后，党中央就悄然准备进北平的事情了。然而作为战略大家的毛泽东却在思索如何与南京重开和谈，以及必须确保在雨季到来之前胜利渡江。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与“战”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换句话说：只有“战”做后盾，“和”才能有根基；一旦“和”不成，“战”能确保渡江成功。因此，毛泽东在“战”字上开始预做了数篇文章：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正式提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出发，你们主力应于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五月十一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张震：“是否攻占两浦（即浦口、浦镇），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之；如无此必要，则可置之不理。”同时，还电告中央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期，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
此后几天，毛泽东与华野、中野为渡江问题数度电报来往，但他要求在雨季到来之前必须完成渡江作战，并指出“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曰或十四日可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尽管由于和谈的需要，我军渡江时间也仅仅拖后了一个星期。
毛泽东就要告别西柏坡了，他的内心是十分不平静的！在他看来，积二十八年革命之经验，用无数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已经结束了。为此，他不能不想到当年在井冈山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日子；他也不会不想起当年在延安吃着小米饭、喝着白菜汤，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之下，撰著指导中国革命的雄文的时代；当然，他更不会忘记在西柏坡的三间土房中，亲自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然而，这毕竟已经成为胜利的过去，入主北平后的岁月又将是怎样的呢？这才是毛泽东思索的重心！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是烂熟于心的。他十分清楚汉刘邦、明朱元璋借农民起义得天下的原因，他也知道唐朝黄巢、明末李自成两支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教训。或许是李自成入主北京而失败的缘故，抑或是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对同志们讲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
周恩来非常清楚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态，也知道毛泽东说这番话的真实含义，遂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周恩来的这句话，的确说出了毛泽东的忧虑和担心。但是，毛泽东是一位敢于向任何困难挑战的勇士，遂又当即说了这段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接着，毛泽东登上一辆中型吉普车，向着赶来送行的西柏坡人民不停地挥手、致意，暗自说着“再见了！西柏坡的亲人，为了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好日子，我们也要考个好成绩”。不知何时，毛泽东乘坐的车子缓缓地启动了，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但是我们从他那坚定挥手的样子，似可想到他仍然在说：
“为了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好日子，我们也要考个好成绩。”
……（未完待续）
十一
毛泽东对于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暗中斗法了如指掌！就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的第三天——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该文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是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
翌日——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该评论针对国民党死硬派所谓“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之类的叫嚷，严正指出：“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时人以及后人一看便知：第一篇评论文章——《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主要是戳穿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假和平的本质；第二篇评论文章——《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主要是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集团，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一篇打在李宗仁的心上，一篇打在蒋介石的身上，对全国人民认清李宗仁、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而言，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伴随着李宗仁高喊重开和谈的同时，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开始向共产党放出试探性的气球。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董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于二月七日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人前来接洽有关的事宜。对此，毛泽东了若在心，就在二月十三日江庸在机场答记者问“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之后，遂以他和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回电。略谓；
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航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属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商事宜。进而又指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毛泽东由处理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事宜，联想到了战乱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对分化上海、南京乃至国统区的各类资产阶级可能起到的作用，遂又给彭真、叶剑英等复电：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的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信局未停，天津电信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做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毛泽东以上的指示，无论是对南北两地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还是对南方资产阶级开展所谓业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反动阵营，他还亲自给潘汉年发去密电，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张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虽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李宗仁一手组成的，但是选谁充任代表团成员则是得到毛泽东认同的。另外，由于中共派驻上海，以及潜伏在桂系中的同志的工作，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随时都了解、掌握全部的情况。为此，毛泽东审阅、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等人的电报时指出：
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求……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修订这份文件之前，刚刚处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问题，他为了回应代表团成员江庸提出的通邮等事，遂又在此电的末尾加写了这段文字：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叶剑英负责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四位成员呢？首先，叶剑英是北平市市长，理应尽地主之谊；其次，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与邵力子等人熟稔，由他出面欢宴这四位年长的贤者比较合适。由于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飞机在青岛出了点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安抵北平机场。叶剑英等奉命赶到，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
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到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相互之间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是日晚，叶剑英设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全体成员。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
颜惠庆是我国政坛耆宿。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是清朝第一次应试中的译科进士。从此步入政坛，官运亨通，自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交通总长以及驻外国大使，他几乎都任遍了！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的长者，所以他第一个代表同行者发言，大意谓：“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条移后一点。”最后，他很坦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句心里话，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章士钊从年龄到社会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苏报》主笔。但是在这期间，他拒绝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度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重点对象。史家一提到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都少不了要评说章士钊几句。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挚友，同时还帮着毛泽东筹措巨资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说话是颇有些影响的。因此，他接着颜惠庆的话茬引发开来，略谓：“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接着，他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据史记载：毛泽东获悉他的老乡章士钊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以及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想法不以为然，指出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四位长者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国统区是有很大作用的。为此，他又给叶剑英等同志发去电文：
（一）如果四人问及李济深时，可以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妨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进行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南来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叶剑英市长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略谓：“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接着，邵力子先生被请起身作答：“我是四位北上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唯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这种力量，工作长久下去，一定成绩可观。”
在这紧张的会谈期间，四位老人都提出拜见毛泽东主席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当即答复：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同时，他还致电叶剑英市长：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就这样，他们在刘仲华的陪同下于二十二日飞抵石家庄，并随即乘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深受古国文明的影响，向以尊老敬贤为美德。因此，他首先看望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并和他们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地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又很是实在地说道：“你们几位老人为了国家统一、和平而来，我首先代表共产党感谢你们。其次，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共产党一向是爱好和平的，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重开和谈的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再其次，说到南北通航、通邮、通电等具体事项，那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四位老人有什么需要我答复的，尽管提问。”
颜惠庆一生不知出席过多少次各类名目的会谈，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愉悦。当他想到此行的目的，遂又客气地问道：“我们虽然叫‘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但毕竟是受李代总统所委托，回去后应当向他有个交代吧？”
“你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李宗仁先生：我们同意与他的政府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同时，还可以告诉他：要当机立断，速议速决，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毛泽东讲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但他的语气却是和缓的。
“润之，”章士钊是毛泽东的老乡长、老熟人，故直呼名字问道，“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整理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可以，可以。”毛泽东边说边指着邵力子说道，“行严老，您和邵老都是老报人，又都是行文高手，我看先由四老讨论，然后由您二人代劳。最后，我过过目就行了。”
“我看就由行严老一人执笔，我可以充任敲边鼓的角色。”邵力子客气地说道。
就这样，由章士钊执笔起草了一份协议要点，经讨论，遂达成如下这八点秘密协定：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新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含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据史记载，毛泽东在会见颜惠庆等四位老人之后，又在刘仲华的陪同下单独拜见了章士钊先生。那天，章士钊分外高兴，请毛泽东上座。毛泽东执意不就，并以章士钊是自己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等为由，请章士钊上座。接着，毛泽东又笑着对刘仲华说道：“仲华同志，你当年的大媒人——任弼时同志在等你。趁着我和行严老谈话的时机，你也去会会老上司吧！”刘仲华很是高兴地告辞离去。
章士钊一听毛泽东说话的内容，顿感大为惊诧；但是，他转念一想，毛泽东把他当做自己人，遂又感到欣慰。他望着走去的刘仲华的背景，难以置信地问道，“润之，这位李宗仁的高参是你们的人？”
毛泽东闻声笑了，接着又说：“行严老，您知道吗？您的老朋友，我的另一位老乡长杨度先生也是我们的人。”
章士钊听后只有下意识地感叹“老蒋岂能不败”！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老蒋是败定了，但天下还不能说就是我们的”。他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想请老乡长章士钊为共产党得天下帮个忙。
“行严老，您是上海闻人杜月笙府上的客卿，他历来对你是很尊重的。回去后，可以告诉他：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们的青帮弟子站在人民一边，我们是欢迎的。”
章士钊是浮游宦海的老人了，一听就知道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解放上海之后，如何妥善地处理黑社会的事情了。为此，他当即答说：“我一定尽力而为之！”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预伏了一枚很重要的棋子，那就是争取湖南政坛耆宿程潜起义。在他看来，如果能把桂系分化出来，使之走傅作义的道路，那么驻节武汉的白崇禧就很自然地把湖南、广西连成一片，断掉了蒋介石退守大西南的退路；如果白崇禧冥顽不化，坚拒解放军在湖北一线渡江南下，只要程潜能在湖南率部起义，那么就会构成对桂系退守广西的威胁。所以，他对章士钊说道：“我深知行严老和湖南家乡的父母官程潜老是多年的好友，请代我转告他：为家乡和平解放多做些工作。”
对此，章士钊心里是有数的。他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还明确告知：“我想程颂云是会按照你说的办的。”
“另外，我再告诉您一个消息，”毛泽东有意停顿一下，“你的老朋友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几十位志士仁人，已经到达了北平。回去后，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颜惠庆等四位为和平奔走的老人，对毛泽东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事后，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说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其中，江庸老人还写了专文记述这次西柏坡之行：
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毛主席并未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我当时忽然联想到历史上一个故事，就是马援从隗嚣那边去见汉光武帝。他一见光武帝，就五体投地地佩服光武帝的恢廓大度。我见到毛主席时，也一样有此感想。拿此后的事实来证明，对杜聿明、康泽等人既往不咎；起义的傅作义、程潜诸人无不受到重用；从前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一些人，因对国家有功，又身居要职；新中国一成立，就扩大统一战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广揽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来参与政治，其规模之恢廓，岂是汉光武所能比拟。
傅作义到达西柏坡之后，首先会见他的是周恩来。他望着周恩来那热情洋溢的样子，十分感动地说：“我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恩来通情达理地讲了傅作义的历史功过之后，明确表示欢迎他对自己的态度。接着，他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我已经和他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罢“我去看他”，遂穿上皮大衣，戴了皮帽子，坐上吉普车前往后沟招待所去会见傅作义和邓宝珊。
毛泽东与邓宝珊是老相识了，加之北平和平解放的主角是傅作义，因此，此次会见的中心人物自然也是傅作义。毛泽东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十分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这是傅作义第一次见毛泽东。过去，他从收听毛泽东的雄文中经常猜测：毛氏很可能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人物”。但是，实出他所料的是，一开口就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得这样近，遂油然生出一种敬慕感，同时还夹杂有某种愧疚感。但是，当他想到自己的地位时，又负荆请罪似的说：“毛先生，你好，我是四十六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断然地答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这干脆的回答，打消了傅作义凝聚在心的所有疑虑。接着，毛泽东与傅作义走进会客室，分主宾落座，遂又很随便地说：“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预料之外，我们本来打算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可以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我想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估计的要好得多。”
由此，毛泽东与傅作义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谈。在总评和平解放北平的意义的时候，毛泽东讲道：“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三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明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的军队就会有很大的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三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
毛泽东深入浅出，且只讲功劳的谈话，的确打动了傅作义的心，使他不能不又想起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当他想起那年打下张家口，自己口吐狂言，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共不可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如果中共真的取得了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以后，更是愧悔难当。故说道：“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人身侮辱，指名道姓地骂毛先生，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罪恶严重的人，实难挽回，实难宽恕。”
周恩来听罢一笑，从旁解释道：“过去两军对峙，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我们的朱总司令和贺龙同志，在旧军队中干过，现在他们都是我们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既往不咎嘛，”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毛泽东再次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接着，他们又天南海北地纵论天下大事。同时，毛泽东对邓宝珊在和平解放北平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谈到对傅作义部队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显得是那样轻松地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给我？我怎么处理？还要送到绥远去，这是为什么呢？”傅作义很是不理解地问道。
“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毛泽东沉吟片时又说，“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傅作义恍然大悟，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由此，毛泽东谈到了绥远问题：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最后，他又关切地问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愿意做什么工作？对此，傅作义似有所想，他答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毛泽东边问边看到傅作义微然点首，遂又说道，“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对此，傅作义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二月二十五日，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以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西柏坡，告别了毛泽东。
毛泽东送走客人之后，周恩来又小声说道：“主席，陈云同志奉命由东北赶到了西柏坡，你什么时间接见他？”
“我马上就见他！”毛泽东有些着急地说。
十二
毛泽东为什么从东北局调陈云来西柏坡呢？那是因为随着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新老解放区又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
自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蒋介石为了消灭心腹之患共产党和解放军，遂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随着战争不断的升级，他的军费开支日益增多，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为了弥补巨额赤字，蒋介石只有下令他的印钞厂赶印纸币。结果，如以抗战初期的物价为基数，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就上涨了六万倍。如果再与一九四九年一月的物价相较，那就真的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了！自然，人民，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新解放区的人民生活，就更是苦不堪言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不仅没收了国民党官僚资本这个烂摊子，同时也接收了城市中苦不堪言的人民的生活。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面对因“长年的战乱，使得本就不发达的中国疲惫不堪，民不聊生，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的局面，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数以亿计的人民的吃饭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庞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费用，以及越来越多的脱产干部的生活费用从何而来呢？主要也是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结果，使得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怎么办呢？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物色一位懂经济的帅才，统帅全国的经济工作，以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谁是统帅全国经济的帅才呢？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了陈云。
周恩来早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时候就知道陈云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周恩来受命回到上海，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作为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常委，自然就十分了解在上海市委工作的陈云了。那时，为了筹募党中央的活动经费，陈云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他的出色工作受到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抗战胜利之后，陈云来到刚刚光复的东北，他善于理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毛泽东与陈云相识于中央苏区，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陈云投票支持毛泽东出山，重掌红军的指挥大权；接着，毛泽东赞成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回到上海重建党的组织并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由此可知，毛泽东十分信任陈云。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派陈云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之职，并对陈云出色的经济才能给予高度的评价。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陈云作为沈阳军管会的负责人写了《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将它批给全党学习。接着，毛泽东又提议东北局将陈云组织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前不久，由黄克诚、黄敬接管天津的骨干成员，也是从陈云管辖下的沈阳抽调的。所以，当周恩来力荐陈云执掌经济帅印的时候，毛泽东当即说道：“我赞成，立即调陈云同志来西柏坡！”
初春的滹沱河已经开始解冻，清清的河水绕过正在融化的冰块向前流去。山上的柏树一片连着一片，那浓密的绿色开始吐露生机；河岸两旁的杨柳已经抽出嫩黄的枝条，眼看着就要迎来柳絮飞满天的季节了！太阳刚刚从东山头上冒出，橘色的光辉温暖着山河大地。就在百鸟云集比赛晨歌的时候，毛泽东和陈云沿着滹沱河岸边的人行小路缓缓走来。毛泽东或许是走累了，抑或是想起了什么，他就像是西柏坡当地的农民蹲在滹沱河边，信手捡起一块石头，轻轻掷向缓慢解冻的滹沱河里，若有所思地说道：“陈云同志，我为什么要安排在滹沱河边和你交谈呢？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在延河边作竟夜谈的往事。”
陈云从毛泽东的话语中感到了浓浓的战友之情，一时之间心湖中涌动起一股热流，他也深情地说道：“我与主席在延河边一别，转眼快四年了。”
“那时，我只请你管陕北的经济。今天请你来，是要你这位共产党的赵公元帅升账，开始管理全国的经济。”
“中央的经济方针是什么呢？”
“现在还没有。只是为了适应战争，提出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十二字方针。当恩来向中央推荐你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在这方面的特长。”
“我有什么特长呢？”陈云听后一怔，忙问道。
“有啊！而且是很大的特长。”毛泽东说罢喟然长叹了一声，“小的时候，我曾帮着父亲管过账，会打算盘。但是，当我在延安看到你打算盘的时候，我就暗自说，陈云同志是我党干部中打算盘打得最好的一位。”
“这是因为当年我在商务印书局当过学徒的缘故。”陈云淡然地答说。
“后来，我同意你去管一管陕北的经济工作，你当时提出的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记得。”
毛泽东所说的这三句话，是陈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针对财会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的三条基本原则：
一、要做“掌柜”，不要做出纳。“我们是‘掌柜’态度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到这个高度。”
二、“先小人后君子”。“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
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检查要严格。俗话说，‘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仔细核算。穷会使工作被动。但是有了东西不仔细核算，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工作也会成被动。因为要求是无止境的，你放得宽些，人家就要得多，来得勤。总之，在算账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
陈云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还记得他当年总结的这些话，因此，他微微地笑了笑说：“主席，这都是当年有的放矢的经验之谈。”
“我看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的原则！”毛泽东沉吟有顷，问道，“陈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吗？”
“还是那句老话，听党的安排。”
“何时走马上任呢？”
“我和周副主席谈过了，为了总结东北接管城市的经验，也为了把东北变成中央可依靠的后方，我想尽快赶回去。”
“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了？”
“我想那边的工作更重要一些。”
毛泽东想了想，再次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掷向滹沱河里，啪的一声，砸碎了一块正在融化的冰块，遂又说道：“好吧！等华北的冰雪全部融化，大地完全回春的时候，你可一定要入关上任！”
毛泽东送走陈云之后，遂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工作中去了！在这期间，他不仅需要亲自起草报告文件，而且还要和书记处的同志们研究会议的内容和进程，再加上国内外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诸方面的情况也要他即时解决，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承前启后，并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重要会议。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在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之前，或许毛泽东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感悟到了什么，抑或是他从中国的现实，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作风中发现了什么，他对党的未来不仅有着许许多多的担心，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或规定了不少规矩。仅就开会作报告鼓掌一事来说吧，这在国内国外，包括过去和现在那是天经地义都要鼓的。更有甚者，那些由他人起草报告的人，还要起草者在不同的段落刻意地写上鼓掌的长短和热烈的程度，以便供他在报告的时候好运用何种腔调，借以达到所谓应有的效果。请问有哪位报告者或听报告的人提出过疑义呢？据笔者所知，唯有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了类似的话：
“不知从哪个朝代发明了这个传统，听报告，一定要鼓掌。当年，我听到人家为我报告鼓掌，感到有些不自然；后来，报告作多了，我听到大家的掌声也习以为常了；可是今天，我听了你们的掌声，心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告诫评论家：捧，是可以捧杀初露锋芒的青年文学家。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感谢我们是大救星的人民的掌声，会不会鼓得我们这些就要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晕头转向呢？我的结论是肯定的；一定会的！”
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同志给毛泽东的这段讲话鼓了掌，并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作了六条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当年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立的这六条规矩是何等的英明、伟大啊！在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只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敢于立这样的规矩啊！……
七届二中全会于三月五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后人，乃至于时人都不会想到开会的会场，竟然是中央工委时期的一个大伙房。就说主席台吧，也仅仅是摆着一张普通的长条桌，上面铺着质地很粗的毛毯。但是，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会场中，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首先，毛泽东向全党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大部消灭。今后我党、我军在军事战线的作战任务，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尚存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同时，他发出指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区的广大地区的工作。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它所面临的也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
我军的战略转移，是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向城市服务的，毛泽东明确地向全党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今天，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未来的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开展，并为之服务。
接着，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至于占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它们决不可限制太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规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毛泽东在讲到对外政策的时候，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同时，毛泽东对建国后的外交原则、外贸政策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正确的外交方针。
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抬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说到未来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
最后，毛泽东基于历史的经验，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滋长，要警惕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如下这段讲话，至今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作了专题发言，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意义，其中，周恩来还专门讲了有关分散和统一问题，对未来新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了科学阐述。他说：“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利用一切空隙找有关同志谈话，了解各地的情况。同时，他也为会后的工作和人事等问题，与有关的同志交换意见。
毛泽东与王稼祥是老战友了！早在长征前夕，王稼祥就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逐步划清界限，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长达十五年的历史中，毛泽东对王稼祥是十分了解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王稼祥的工作安排问题。因此，在会议期间，他找王稼祥单独谈了话。
“稼祥同志，我想会后你就不必回东北局了，就留在中央工作吧。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呢？一个是宣传部长，一个是首任驻苏联大使。”
这对王稼祥来说，实在有点突然，因此他一下子还没转过弯来，不知该如何作答。
“稼祥同志，你选定了哪个呢？”毛泽东追问。
用王稼祥事后的话说：“宣传部的工作，我完全可以胜任，我有经验。外交工作呢？我进入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就兼任外交部长。我在共产国际任过中共代表，对苏联党的情况熟悉，俄语不成问题。目前，从党的需要出发，出任大使比党内宣传工作更有意义。此外，我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心，王明是不能胜任的。康生呢？不叫他去。张闻天呢？毛主席也会想到的，独独叫我去，这是对我寄予高度的信任。”王稼祥已经猜到了毛泽东希望他出任驻苏联大使。但是，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两个工作都是义不容辞的，我请主席定。”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决定，依然是以商量的口气说：“不急，你考虑好后再告诉我。”
就这样，王稼祥果真成了中国驻苏联的首任大使。
再如陈毅的工作。毛泽东说：“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应当选一位能文能武的同志来当，我的意见，是陈毅同志。”就这样，陈毅自西柏坡返回前线以后，他就一边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一边筹划接管上海的班子了。
接着，毛泽东相继会见了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对未来向西南、西北进军作了重要指示。另外，罗瑞卿主动找到毛泽东，希望跟着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多打几个漂亮的战役，因毛泽东对罗的工作旱有安排，没有批准。总之，毛泽东作为一代知人善任的大政治家，似乎对每一位战友和属下都提前安排好了工作。但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却说了这样一段话：“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正当毛泽东一边紧张地主持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一边筹划新中国的蓝图的时候，华北京剧团赶来西柏坡，为参加会议的同志和中央机关作慰问演出。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前后看了两次，并对高派的入室弟子李和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李和曾是华北京剧团的团长，原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主角，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些名气。今天晚上的压轴大戏是《失空斩》，李和曾饰诸葛亮。毛泽东一边看戏，一边禁不住地为李和曾的精彩演出鼓掌。同时，还对周恩来等同志讲：“唱得真好啊！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称赞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强奋力的感觉。”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对高派艺术的品评。同时，他向毛泽东介绍：“李和曾九岁就进了北平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戏，学了八年毕业以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学了三年。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解放战争中，华北解放了的大城市他都去慰问演出过。”最后，周恩来说道：“现在，他们冀南军区京剧团和延安评剧院合并了，人更多了，力量更加雄厚了。”
“那好啊，我们在这里看他们的演出，演得不错；我们进北平以后再看他们演，一定会更好。”当毛泽东看了李和曾主演的《哭秦庭》之后，他认为“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接着，他又对京剧的流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不一定打乱仗闹独立。越是自成一派的，越是注意总结经验。”
三月十三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他指出：自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告诫全党：“凡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郑重指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关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
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整整过去五十周年了！半个世纪以来，共产国际运动的发展，恰恰证明了毛泽东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政治战略预测家！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之后，党中央就悄然准备进北平的事情了。然而作为战略大家的毛泽东却在思索如何与南京重开和谈，以及必须确保在雨季到来之前胜利渡江。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与“战”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换句话说：只有“战”做后盾，“和”才能有根基；一旦“和”不成，“战”能确保渡江成功。因此，毛泽东在“战”字上开始预做了数篇文章：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正式提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出发，你们主力应于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五月十一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张震：“是否攻占两浦（即浦口、浦镇），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之；如无此必要，则可置之不理。”同时，还电告中央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期，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
此后几天，毛泽东与华野、中野为渡江问题数度电报来往，但他要求在雨季到来之前必须完成渡江作战，并指出“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曰或十四日可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尽管由于和谈的需要，我军渡江时间也仅仅拖后了一个星期。
毛泽东就要告别西柏坡了，他的内心是十分不平静的！在他看来，积二十八年革命之经验，用无数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已经结束了。为此，他不能不想到当年在井冈山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日子；他也不会不想起当年在延安吃着小米饭、喝着白菜汤，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之下，撰著指导中国革命的雄文的时代；当然，他更不会忘记在西柏坡的三间土房中，亲自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然而，这毕竟已经成为胜利的过去，入主北平后的岁月又将是怎样的呢？这才是毛泽东思索的重心！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是烂熟于心的。他十分清楚汉刘邦、明朱元璋借农民起义得天下的原因，他也知道唐朝黄巢、明末李自成两支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教训。或许是李自成入主北京而失败的缘故，抑或是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对同志们讲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
周恩来非常清楚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态，也知道毛泽东说这番话的真实含义，遂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周恩来的这句话，的确说出了毛泽东的忧虑和担心。但是，毛泽东是一位敢于向任何困难挑战的勇士，遂又当即说了这段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接着，毛泽东登上一辆中型吉普车，向着赶来送行的西柏坡人民不停地挥手、致意，暗自说着“再见了！西柏坡的亲人，为了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好日子，我们也要考个好成绩”。不知何时，毛泽东乘坐的车子缓缓地启动了，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但是我们从他那坚定挥手的样子，似可想到他仍然在说：
“为了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好日子，我们也要考个好成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