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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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洪禄承终归没有白挨这顿打,这次抄检竟治好了洪衍武上窜下跳的毛病。
洪衍武痊愈之后,变得与之前判若两人,他完全成了个老实孩子,从此对他的“蛇神”父亲也孝顺异常。
他再不顶嘴,也再不往外跑,只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待着。他简直就像一只出动的小松鼠,左顾右盼,时刻防备着,警惕着,甚至还学会了察言观色和忍气吞声。
但是,生活中的事往往与人们的初衷相违。
洪禄承并没有因此感到一点安心,反而还有一丝丝的心疼。因为他知道,洪衍武性情大变其实是那次抄家的后遗症。儿子已经彻底丧失了安全感,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对此,他虽然一直想找个办法开解儿子,可实际情况却让他完全没有精力顾及。原因自然还是因为那个价值不菲的翡翠扁方。
民委会的那位毛主任自打抄家后就盯上了洪家,不仅频繁驾临检查训话,还咬住“八大宅门”头衔死死不放,说要一抓到底,查个清楚。
其实说白了,什么都是虚的。这个“臭茅房”不过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既想敲出洪家所有的值钱物,又想顺带表现一下罢了。
可事实呢,却极度让这位毛主任失望,因为洪家的确已经“清白”到了连耗子都不爱光临的地步。甚至最后为了找个台阶下,毛远芳也不得不拿在洪家找到的一捆工人劳保白线手套做文章。
那是王蕴琳上班时舍不得用,每月两双积地攒了一年才攒下来的。本来她还打算攒够了给孩子们织件线衣,不料此时在毛远芳的口中,却变成了“腐朽”生活方式的罪证。
当然了,这批能腐蚀人们艰苦朴素意志的罪恶之物,最终却并没被剪掉或焚烧,而是让这位毛主任臭批一通后予以没收了。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因为折了面子又没达到目的,毛远芳便更想要折腾洪家。于是,洪家窗外的大字报很快被糊得连篇累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硕大黑字也被刷得刺目惊心,洪禄承夫妇还被强制拉出去游了街。
游街时,围观者异常的多。这些人里,倒并非只有福儒里的居民们,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附近胡同的人。而这无疑是那“八大宅门”的头衔又发挥了效力。因为出于好奇,谁都想目睹昔日顶级富豪的样子。
与老街坊们不同,这许多的陌生目光显得既肆无忌惮,又有些失望,他们毫无顾忌地围着低着脑袋吊着牌子的洪禄承夫妇议论纷纷。
“敢情这就是洪家的人呀,啧啧,怎么也穿补丁衣服呀?人不富态,脸也……发黄,不像有钱人呀?”
“你那是不会看,瞧瞧,手指细得像小葱,胳膊腿跟麻杆似的,一看就干不了什么活。”
“您算说着了,人家有佣人丫头伺候着,什么也不用干。”
“不是说资本家喝人奶吗?你说这漂亮媳妇是不是霸占的?老东西,准不是什么好玩意!”
“嘿,别看模样不像坏人,弄不好他们家也出‘白毛女’,该!”
不知出自什么目的,一个陌生的老太太突然在王蕴琳的臀上掐了一把。
然后,一个不认识的汉子又抡开巴掌抽了洪禄承一个嘴巴,抽得他眼冒金星。
幸好此时,有一些老街坊发现情况过来喝止,这才制止了其余那些蠢蠢欲动的外来人。
要说最离谱的还是毛远芳的批判发言,她竟然把洪家历代罪恶都编程了顺口溜,还振振有辞地当众大声念出。
“他祖宗见过皇上的面,他爸爸请军阀吃过饭。他爷爷穿的是珍珠衫,她奶奶着的是绫罗缎。出门不走他坐汽车,累了捶背使唤丫鬟。吃饭端的是金饭碗,尿盆子也镶五彩蓝。不劳而获长黑心肝,剥削思想是真灵魂……”
别说,群众们的反响是非常之热烈。下头是喝彩阵阵,围观者哄然一片,整个一个大乱仗。
接着,在乱哄哄的笑声中,有人拿来一顶用茅房的手纸糊的尖纸帽,戴在了王蕴琳的头上。还有人不知从哪儿拿来碗墨汁,用毛笔抹在洪禄承的脸上,让他霎时面目皆非……
就这样,洪禄承夫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娱乐着大众,万般辛苦地在忍耐中苦挨着,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而随着“运动”形势越来越“深入”,就连俩人的工作单位也开始了举办类似的活动。
在此情况下,愈加筋疲力尽的夫妻俩哪还谈得上有什么改变处境的希望,也不过只求每日能平安归家罢了。
不过世事难料,就在洪禄承夫妇对未来完全不做他想的时候,老天爷却突然大发慈悲,给他们送来了一位救星。
怎么回事呢?
原来,观音院西院曾经住着个刘老头,后来因为查出他的女婿是叛逃台湾的三民党高官,在1966年他就被遣送回了原籍,而他居住的那三间房子也就此闲置出来。
等到了1967年国庆前夕的时候,在街道和房管部门的联合安排下,这三间房又被分给了南横街煤厂新上任的生产主任陈德元。因此不久之后,他便带着刚从河北定兴老家接来的老婆儿子,把家安置到了这里,成为了这里的新居民。
而恰恰就是这位面容有些凶恶,在煤厂还有个“陈大胡子”外号的陈主任,很快便把洪禄承一家人从漫无边际的苦海中捞了出来,成为了拯救洪家于水火之中的大贵人。
这话一点不夸张。别的不说,这陈德元刚搬到福儒里不久,就去说服“臭茅房”换了其他对象进行游街斗争。之后还让毛主任开恩,允许洪禄承的子女们,去代替已被折腾得身子骨发虚的夫妻俩扫街。
除此之外,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跑了一趟糖业糕点公司,并亲自作保,使公司的支左军代表免了洪禄承打扫单位厕所的苦差,把他劳动改造的内容也改为了仓库保管。
或许有人会好奇,这陈德元是何方神圣啊,怎么这么大的能量呢?
这首先要说,想当年煤厂可是个很重要的单位。
在那个年代里,京城人的生活中,煤炭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粮食,排在生活资料的首位。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天然气。
京城人不光冬天要靠烧煤取暖,每日也都要靠煤炉子来烧水做饭。当时京城居民所需煤炭,都需凭煤本分区划片儿,再按家中人头由煤厂定量供应,这也就暴露出煤是极为紧缺能源。
加之特殊时期重思想轻生产,所有的企业最常见的就是停工集体学习,故而百姓家中常有煤不够烧的时候。
不妨来想象一下,谁家要是短了煤,就连口热水都喝不上,那是多遭罪的事!
除了私家离不开煤,每个单位的供暖、洗澡、饮用热水也都要靠烧锅炉来运转。甚至有些各别的行业,比如糖业糕点公司,那就连生产和食堂也全指着煤炭供应。
要是和煤厂关系搞不好,别说一旦煤烧冒了不给你增量,就是发给你的定量煤质量差点,也能治你一道。所以煤厂对于其管片内地各个公家单位而言,那也是轻易不肯得罪的。
除了以上这个原因,其次要说的一点,是在特殊时期里企业职务的特殊性。
表面上看,陈德元的生产主任职务仅相当于正科级。若按企业行政编制,上面还有几个正副厂长、正副书记和工会主席压着,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可是别忘了,当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各企业的党、政、工、团组织和行政管理机构均已瘫痪。大部分原来的领导干部都在经受审查,甚至被要求到生产岗位去劳动,接受改造。
而相反的是,原有的工人阶级,则在支左军代表的帮扶下,开始参与企业的管理工作。
就拿煤厂来说,军代表抓抓思想没问题,对于生产却是外行。所以实际上,军代表给予陈德元的权力是相当的大,几乎要他包揽了原来厂长和副厂长的所有职责,来负责整个煤厂的生产与运储。
同时为了使其安心管理工作,军代表甚至还推荐陈德元入了党,使他成了煤厂最吃香的当权者。
最后,还要从个人角度出发再来补充一点,那就是陈德元的籍贯也很重要。
在早年间的京城,从事任何行业都有地域性。比如布铺是河北高阳人,茶叶铺是安徽人,钱庄是山西人,饭馆酒楼是山东人,而煤铺和澡堂子,则大多把持在河北定兴人手中。
具体划分是以京汉铁路为界,开办煤铺的自称“铁道西的”,老京城人叫他们“摇煤球的”,而“铁道东的”则多从事浴池业。
说到这儿也就知道,各地来京立足的人们大多都要从事本土人所操持的行业。如若想跨行业劳作,是非常难的。因为即使你来了也待不了,人家都挤兑你。
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影响一直延续到了解放后,哪怕是国家分配工作了也是一样。因为虽然新进的员工破除了地域限制,可澡堂子和煤厂的老人,乃至领导,却几乎都是定兴人。
陈德元就是个货真价实的“铁道西的”。他的祖上三辈不仅都在京城煤铺干活,并且他的祖父还当过走街串巷,为那些积攒了煤末子的人家打零工的散工把头。
也正因为陈家来京城谋生比较早,所以说南城的这些定兴人,多少都与陈家有些交情。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家是被陈家人带到京城来的,或是受过陈家不少照应,故而陈德元在这些人中的威信也就非同一般。要换句今天的话说,那就是“行业上的人脉很广”。
谁都知道,地域性容易使人抱团,外人则很难管理。就比如在煤厂,有时候连厂长说话工人都不当回事,可车间里甭管大事小事,只凭他“陈大胡子”一声招呼就有人跟随响应。
军代表其实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把陈德元当成左膀右臂来提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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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不顶嘴,也再不往外跑,只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待着。他简直就像一只出动的小松鼠,左顾右盼,时刻防备着,警惕着,甚至还学会了察言观色和忍气吞声。
但是,生活中的事往往与人们的初衷相违。
洪禄承并没有因此感到一点安心,反而还有一丝丝的心疼。因为他知道,洪衍武性情大变其实是那次抄家的后遗症。儿子已经彻底丧失了安全感,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对此,他虽然一直想找个办法开解儿子,可实际情况却让他完全没有精力顾及。原因自然还是因为那个价值不菲的翡翠扁方。
民委会的那位毛主任自打抄家后就盯上了洪家,不仅频繁驾临检查训话,还咬住“八大宅门”头衔死死不放,说要一抓到底,查个清楚。
其实说白了,什么都是虚的。这个“臭茅房”不过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既想敲出洪家所有的值钱物,又想顺带表现一下罢了。
可事实呢,却极度让这位毛主任失望,因为洪家的确已经“清白”到了连耗子都不爱光临的地步。甚至最后为了找个台阶下,毛远芳也不得不拿在洪家找到的一捆工人劳保白线手套做文章。
那是王蕴琳上班时舍不得用,每月两双积地攒了一年才攒下来的。本来她还打算攒够了给孩子们织件线衣,不料此时在毛远芳的口中,却变成了“腐朽”生活方式的罪证。
当然了,这批能腐蚀人们艰苦朴素意志的罪恶之物,最终却并没被剪掉或焚烧,而是让这位毛主任臭批一通后予以没收了。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因为折了面子又没达到目的,毛远芳便更想要折腾洪家。于是,洪家窗外的大字报很快被糊得连篇累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硕大黑字也被刷得刺目惊心,洪禄承夫妇还被强制拉出去游了街。
游街时,围观者异常的多。这些人里,倒并非只有福儒里的居民们,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附近胡同的人。而这无疑是那“八大宅门”的头衔又发挥了效力。因为出于好奇,谁都想目睹昔日顶级富豪的样子。
与老街坊们不同,这许多的陌生目光显得既肆无忌惮,又有些失望,他们毫无顾忌地围着低着脑袋吊着牌子的洪禄承夫妇议论纷纷。
“敢情这就是洪家的人呀,啧啧,怎么也穿补丁衣服呀?人不富态,脸也……发黄,不像有钱人呀?”
“你那是不会看,瞧瞧,手指细得像小葱,胳膊腿跟麻杆似的,一看就干不了什么活。”
“您算说着了,人家有佣人丫头伺候着,什么也不用干。”
“不是说资本家喝人奶吗?你说这漂亮媳妇是不是霸占的?老东西,准不是什么好玩意!”
“嘿,别看模样不像坏人,弄不好他们家也出‘白毛女’,该!”
不知出自什么目的,一个陌生的老太太突然在王蕴琳的臀上掐了一把。
然后,一个不认识的汉子又抡开巴掌抽了洪禄承一个嘴巴,抽得他眼冒金星。
幸好此时,有一些老街坊发现情况过来喝止,这才制止了其余那些蠢蠢欲动的外来人。
要说最离谱的还是毛远芳的批判发言,她竟然把洪家历代罪恶都编程了顺口溜,还振振有辞地当众大声念出。
“他祖宗见过皇上的面,他爸爸请军阀吃过饭。他爷爷穿的是珍珠衫,她奶奶着的是绫罗缎。出门不走他坐汽车,累了捶背使唤丫鬟。吃饭端的是金饭碗,尿盆子也镶五彩蓝。不劳而获长黑心肝,剥削思想是真灵魂……”
别说,群众们的反响是非常之热烈。下头是喝彩阵阵,围观者哄然一片,整个一个大乱仗。
接着,在乱哄哄的笑声中,有人拿来一顶用茅房的手纸糊的尖纸帽,戴在了王蕴琳的头上。还有人不知从哪儿拿来碗墨汁,用毛笔抹在洪禄承的脸上,让他霎时面目皆非……
就这样,洪禄承夫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娱乐着大众,万般辛苦地在忍耐中苦挨着,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而随着“运动”形势越来越“深入”,就连俩人的工作单位也开始了举办类似的活动。
在此情况下,愈加筋疲力尽的夫妻俩哪还谈得上有什么改变处境的希望,也不过只求每日能平安归家罢了。
不过世事难料,就在洪禄承夫妇对未来完全不做他想的时候,老天爷却突然大发慈悲,给他们送来了一位救星。
怎么回事呢?
原来,观音院西院曾经住着个刘老头,后来因为查出他的女婿是叛逃台湾的三民党高官,在1966年他就被遣送回了原籍,而他居住的那三间房子也就此闲置出来。
等到了1967年国庆前夕的时候,在街道和房管部门的联合安排下,这三间房又被分给了南横街煤厂新上任的生产主任陈德元。因此不久之后,他便带着刚从河北定兴老家接来的老婆儿子,把家安置到了这里,成为了这里的新居民。
而恰恰就是这位面容有些凶恶,在煤厂还有个“陈大胡子”外号的陈主任,很快便把洪禄承一家人从漫无边际的苦海中捞了出来,成为了拯救洪家于水火之中的大贵人。
这话一点不夸张。别的不说,这陈德元刚搬到福儒里不久,就去说服“臭茅房”换了其他对象进行游街斗争。之后还让毛主任开恩,允许洪禄承的子女们,去代替已被折腾得身子骨发虚的夫妻俩扫街。
除此之外,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跑了一趟糖业糕点公司,并亲自作保,使公司的支左军代表免了洪禄承打扫单位厕所的苦差,把他劳动改造的内容也改为了仓库保管。
或许有人会好奇,这陈德元是何方神圣啊,怎么这么大的能量呢?
这首先要说,想当年煤厂可是个很重要的单位。
在那个年代里,京城人的生活中,煤炭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粮食,排在生活资料的首位。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天然气。
京城人不光冬天要靠烧煤取暖,每日也都要靠煤炉子来烧水做饭。当时京城居民所需煤炭,都需凭煤本分区划片儿,再按家中人头由煤厂定量供应,这也就暴露出煤是极为紧缺能源。
加之特殊时期重思想轻生产,所有的企业最常见的就是停工集体学习,故而百姓家中常有煤不够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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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私家离不开煤,每个单位的供暖、洗澡、饮用热水也都要靠烧锅炉来运转。甚至有些各别的行业,比如糖业糕点公司,那就连生产和食堂也全指着煤炭供应。
要是和煤厂关系搞不好,别说一旦煤烧冒了不给你增量,就是发给你的定量煤质量差点,也能治你一道。所以煤厂对于其管片内地各个公家单位而言,那也是轻易不肯得罪的。
除了以上这个原因,其次要说的一点,是在特殊时期里企业职务的特殊性。
表面上看,陈德元的生产主任职务仅相当于正科级。若按企业行政编制,上面还有几个正副厂长、正副书记和工会主席压着,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可是别忘了,当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各企业的党、政、工、团组织和行政管理机构均已瘫痪。大部分原来的领导干部都在经受审查,甚至被要求到生产岗位去劳动,接受改造。
而相反的是,原有的工人阶级,则在支左军代表的帮扶下,开始参与企业的管理工作。
就拿煤厂来说,军代表抓抓思想没问题,对于生产却是外行。所以实际上,军代表给予陈德元的权力是相当的大,几乎要他包揽了原来厂长和副厂长的所有职责,来负责整个煤厂的生产与运储。
同时为了使其安心管理工作,军代表甚至还推荐陈德元入了党,使他成了煤厂最吃香的当权者。
最后,还要从个人角度出发再来补充一点,那就是陈德元的籍贯也很重要。
在早年间的京城,从事任何行业都有地域性。比如布铺是河北高阳人,茶叶铺是安徽人,钱庄是山西人,饭馆酒楼是山东人,而煤铺和澡堂子,则大多把持在河北定兴人手中。
具体划分是以京汉铁路为界,开办煤铺的自称“铁道西的”,老京城人叫他们“摇煤球的”,而“铁道东的”则多从事浴池业。
说到这儿也就知道,各地来京立足的人们大多都要从事本土人所操持的行业。如若想跨行业劳作,是非常难的。因为即使你来了也待不了,人家都挤兑你。
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影响一直延续到了解放后,哪怕是国家分配工作了也是一样。因为虽然新进的员工破除了地域限制,可澡堂子和煤厂的老人,乃至领导,却几乎都是定兴人。
陈德元就是个货真价实的“铁道西的”。他的祖上三辈不仅都在京城煤铺干活,并且他的祖父还当过走街串巷,为那些积攒了煤末子的人家打零工的散工把头。
也正因为陈家来京城谋生比较早,所以说南城的这些定兴人,多少都与陈家有些交情。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家是被陈家人带到京城来的,或是受过陈家不少照应,故而陈德元在这些人中的威信也就非同一般。要换句今天的话说,那就是“行业上的人脉很广”。
谁都知道,地域性容易使人抱团,外人则很难管理。就比如在煤厂,有时候连厂长说话工人都不当回事,可车间里甭管大事小事,只凭他“陈大胡子”一声招呼就有人跟随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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