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4章 转基因危害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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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山都公司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各项业务和研究及投资计划。1996年公司用于投资和财产剥离的资金达1.87亿美元，主要是非战略性投资和资产重组所需的支出。在此之前，孟山都早已开始把视线转移到世界种子市场，力图控制人类和动物食品环节中最重要的商品。孟山都贪婪的目光瞄准世界的，还有霉国政府，在发动转基因粮食作物这场“基因革命”向世界扩散的过程中，霉国政府充当了主要推手。
20世纪80年代末，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一个庞大的转基因项目也正式启动，阿根廷成为第一个实验品，他们认为其意义相当于“第二次绿色革命”。在增加单产的幌子下，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引导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该基金会甚至给这一进程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商业化农业。从1996年到2004年，仅仅用了短短8年的时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约40倍，达到1.67亿英亩，大约占据世界农业耕地总面积的25%。
1996年，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3288,53.00,1.64%,吧)种子。孟山都将转基因大豆种子大批量引入阿根廷农业的同时，配套地使用了自身的“农达”除草剂，如此一来，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用工业化方式生产大豆的商业化农业的基础，而阿根廷的土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种子的工厂。
孟山都1974年推出 “农达”除草剂以来，至今仍保持盈利。它是上世纪90年代能为农业带来增长因素的产品，1996年的销售额是1990年的三倍，甚至比创历史佳绩的1995年的销售额还高出20%。随着《免耕法》的日益普及，“农达”除草剂在之后几年继续创造了可观的利润。需要解释的是，使用特殊的“农达”除草剂的田地，不需要进行一般的泥土翻耕，利用这种免耕农作方式，孟山都宣称转基因大豆有益于生态环境，并兜售给阿根廷农民。然而，这种“直接播种”的方法，只有富裕的大型农场主才能花得起钱采用，它需要一种庞大的特殊机器，这种机器将转基因大豆种子自动塞到几厘米深的小洞里，然后填压泥土，这种方式直接节省了大量的耕作人力。
这被提倡者赞颂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实际上，这是一场“反革命”。一种一度富饶多产的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全国农业体系，被改变成了一种由一小撮势力强大、富有的大庄园主主宰的新封建主义状态。为什么会选择阿根廷作为第一个试验品？选择巴西、阿根廷、伊拉克等不同国家的不同理由是什么？哪个国家被选为“试验品”，与这个国家当时的很多现状有关系，包括是否这个大规模的试验在这个国家会成为现实，比如，津巴布韦的首相罗伯特?穆加贝再三地拒绝美国的食品援助，因为这些援助都是以转基因种子的形式来援助，所以转基因在该国家行不通。
当时，戴维?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与新提名的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阿根廷成为被实验的国家是双方利益共赢的结果，孟山都在阿根廷陷入通货膨胀的经济困境中乘虚而入，向渴望得到贷款的农民扩大发放“信贷”的范围，供他们购买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和“农达”除草剂。虽然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由卡洛斯?梅内姆总统统治，而实际上不久之后总督的辖地就变成了由戴维?洛克菲勒控制。戴维?洛克菲勒与在背后操纵转基因工程的家族，包括布什家族，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让孟山都破坏了阿根廷家庭原有的耕作模式，但原先的原始耕作就质量方面而言是最好的模式。伊拉克没有其它的选择，在美国的统治下，保罗?布雷默只提供转基因的种子，而且以友好而慷慨的方式，给伊拉克农民以种子的救援。
阿根廷被作为实验品之后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阿根廷的农用土地，尤其是名扬四海的潘帕斯草原，曾经到处是绿草如茵的养牛牧场，中间穿插着玉米地和麦田。农民们在农业与牧业之间轮作，以维持土质。采用单一种植大豆的方式后，由于对关键养分的过度吸收与消耗，这些土壤需要更多的化肥——而不是像孟山都承诺的那样需要更少。几十年里曾在阿根廷草原上自由自在漫游的大量肉牛和奶牛群，这个时候被迫像美国那样建起大批牛栏圈养，以便为利润更为丰厚的大豆让路。传统的谷类、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
在比较平静的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的大银行进入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拉丁美洲最高之一。官方公布的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1970年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陡升至总人口的30%，而到了2002年，又升至51%。根据阿根廷乡村反思团体公布的数据，以前在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到2003年上升到大约占总人口3700万的11—17%。
20世纪90年代末，雷?戈德伯格将农业商业化的转型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大事件”，这一转型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他认为，所有这一切完全不用政府的管制和任何公正的科学组织的科学监督。在整个基因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处于核心地位。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这个基金会在制定改变人类饮食方式的战略和手段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甚至能让全世界断粮。商业化农业与绿色革命双管齐下，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他们资助的转基因植物的开发研究也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它们彼此前后呼应。
洛克菲勒的绿色革命开始于墨西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当时，洛克菲勒理事会的诺曼?博洛格来到墨西哥时，他主要研究抗锈杂交小麦和杂交玉米新品种，还没有涉及到几十年之后的转基因工程。由于洛克菲勒的人脉关系，绿色革命随后不久就传播到了印度及亚洲的其他地区。这场绿色革命在名义上是通过宣扬自由市场的高效率凸显出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低效率”，其实际目的在于控制一些关键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而这些都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农业和生物科学研究的伪装之下，洛克菲勒集团通过绿色革命推行其精心制定的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引入“现代化的”农业方法来增加农业产出以减轻饥饿。多年后，他们用同样诱人的观点推出转基因革命。
无独有偶，在2008年的八国峰会上，联合国以抗击饥饿的名义呼吁各国注资第二次绿色革命。当“绿色革命披着传输农作物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外衣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到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时，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了美国商业化农业的方式而让这个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成为现实？全球农业综合企业的工程已经再度开始，资助这项工程的同样是洛克菲勒基金，与1950年洛克菲勒基金在背后支持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f)以及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两位教授雷?戈德伯格(Ray Goldberg) 和约翰?H.戴维斯( John H. Davis)领头的项目一样，他们两人都是美国农业部以前的助手。他们在食品行业的生产和销售配额方面绘制了一个长期的革命图纸，并将其命名为“农业商业化”。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4年期的10万美元的资助，在哈佛设立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经济研究项目”，这个哈佛计划与它的商业化农业概念是美国粮食生产革命的一部分，雷?戈德伯格后来把商业化农业革命和发展转基因商业化农业视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重大事件”。他认为，商业化农业项目的核心驱动力是将“纵向整合”(即垄断)重新引入美国粮食生产当中。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为了防止关键产业形成垄断，人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敦促国会出台法律，禁止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业界巨头和托拉斯进行纵向整合。即两个经美国国会批准的重要法律：1921年的《包装和畜牧法》，1922年的《合作营销法》。这两部法旨在控制和阻止肉类加工和农业部门垄断力量的集中，并管理保证公众环境的健康卫生。
正如后来他们被确认的那样，这项工程中的秘密议程违反霉国先前数十年的法律，而这个法律禁止食品行业的纵向整合，原因是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在企业最大限度追求私人利润时显现。就某种意义而言，转基因工程是农业商业化项目的顶点，是拿着全人类的生命做的一个变态的试验。（未完待续）
孟山都公司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各项业务和研究及投资计划。1996年公司用于投资和财产剥离的资金达1.87亿美元，主要是非战略性投资和资产重组所需的支出。在此之前，孟山都早已开始把视线转移到世界种子市场，力图控制人类和动物食品环节中最重要的商品。孟山都贪婪的目光瞄准世界的，还有霉国政府，在发动转基因粮食作物这场“基因革命”向世界扩散的过程中，霉国政府充当了主要推手。
20世纪80年代末，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一个庞大的转基因项目也正式启动，阿根廷成为第一个实验品，他们认为其意义相当于“第二次绿色革命”。在增加单产的幌子下，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引导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该基金会甚至给这一进程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商业化农业。从1996年到2004年，仅仅用了短短8年的时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约40倍，达到1.67亿英亩，大约占据世界农业耕地总面积的25%。
1996年，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3288,53.00,1.64%,吧)种子。孟山都将转基因大豆种子大批量引入阿根廷农业的同时，配套地使用了自身的“农达”除草剂，如此一来，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用工业化方式生产大豆的商业化农业的基础，而阿根廷的土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种子的工厂。
孟山都1974年推出 “农达”除草剂以来，至今仍保持盈利。它是上世纪90年代能为农业带来增长因素的产品，1996年的销售额是1990年的三倍，甚至比创历史佳绩的1995年的销售额还高出20%。随着《免耕法》的日益普及，“农达”除草剂在之后几年继续创造了可观的利润。需要解释的是，使用特殊的“农达”除草剂的田地，不需要进行一般的泥土翻耕，利用这种免耕农作方式，孟山都宣称转基因大豆有益于生态环境，并兜售给阿根廷农民。然而，这种“直接播种”的方法，只有富裕的大型农场主才能花得起钱采用，它需要一种庞大的特殊机器，这种机器将转基因大豆种子自动塞到几厘米深的小洞里，然后填压泥土，这种方式直接节省了大量的耕作人力。
这被提倡者赞颂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实际上，这是一场“反革命”。一种一度富饶多产的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全国农业体系，被改变成了一种由一小撮势力强大、富有的大庄园主主宰的新封建主义状态。为什么会选择阿根廷作为第一个试验品？选择巴西、阿根廷、伊拉克等不同国家的不同理由是什么？哪个国家被选为“试验品”，与这个国家当时的很多现状有关系，包括是否这个大规模的试验在这个国家会成为现实，比如，津巴布韦的首相罗伯特?穆加贝再三地拒绝美国的食品援助，因为这些援助都是以转基因种子的形式来援助，所以转基因在该国家行不通。
当时，戴维?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与新提名的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阿根廷成为被实验的国家是双方利益共赢的结果，孟山都在阿根廷陷入通货膨胀的经济困境中乘虚而入，向渴望得到贷款的农民扩大发放“信贷”的范围，供他们购买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和“农达”除草剂。虽然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由卡洛斯?梅内姆总统统治，而实际上不久之后总督的辖地就变成了由戴维?洛克菲勒控制。戴维?洛克菲勒与在背后操纵转基因工程的家族，包括布什家族，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让孟山都破坏了阿根廷家庭原有的耕作模式，但原先的原始耕作就质量方面而言是最好的模式。伊拉克没有其它的选择，在美国的统治下，保罗?布雷默只提供转基因的种子，而且以友好而慷慨的方式，给伊拉克农民以种子的救援。
阿根廷被作为实验品之后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阿根廷的农用土地，尤其是名扬四海的潘帕斯草原，曾经到处是绿草如茵的养牛牧场，中间穿插着玉米地和麦田。农民们在农业与牧业之间轮作，以维持土质。采用单一种植大豆的方式后，由于对关键养分的过度吸收与消耗，这些土壤需要更多的化肥——而不是像孟山都承诺的那样需要更少。几十年里曾在阿根廷草原上自由自在漫游的大量肉牛和奶牛群，这个时候被迫像美国那样建起大批牛栏圈养，以便为利润更为丰厚的大豆让路。传统的谷类、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
在比较平静的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的大银行进入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拉丁美洲最高之一。官方公布的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1970年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陡升至总人口的30%，而到了2002年，又升至51%。根据阿根廷乡村反思团体公布的数据，以前在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到2003年上升到大约占总人口3700万的11—17%。
20世纪90年代末，雷?戈德伯格将农业商业化的转型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大事件”，这一转型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他认为，所有这一切完全不用政府的管制和任何公正的科学组织的科学监督。在整个基因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处于核心地位。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这个基金会在制定改变人类饮食方式的战略和手段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甚至能让全世界断粮。商业化农业与绿色革命双管齐下，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他们资助的转基因植物的开发研究也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它们彼此前后呼应。
洛克菲勒的绿色革命开始于墨西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当时，洛克菲勒理事会的诺曼?博洛格来到墨西哥时，他主要研究抗锈杂交小麦和杂交玉米新品种，还没有涉及到几十年之后的转基因工程。由于洛克菲勒的人脉关系，绿色革命随后不久就传播到了印度及亚洲的其他地区。这场绿色革命在名义上是通过宣扬自由市场的高效率凸显出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低效率”，其实际目的在于控制一些关键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而这些都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农业和生物科学研究的伪装之下，洛克菲勒集团通过绿色革命推行其精心制定的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引入“现代化的”农业方法来增加农业产出以减轻饥饿。多年后，他们用同样诱人的观点推出转基因革命。
无独有偶，在2008年的八国峰会上，联合国以抗击饥饿的名义呼吁各国注资第二次绿色革命。当“绿色革命披着传输农作物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外衣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到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时，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了美国商业化农业的方式而让这个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成为现实？全球农业综合企业的工程已经再度开始，资助这项工程的同样是洛克菲勒基金，与1950年洛克菲勒基金在背后支持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f)以及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两位教授雷?戈德伯格(Ray Goldberg) 和约翰?H.戴维斯( John H. Davis)领头的项目一样，他们两人都是美国农业部以前的助手。他们在食品行业的生产和销售配额方面绘制了一个长期的革命图纸，并将其命名为“农业商业化”。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4年期的10万美元的资助，在哈佛设立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经济研究项目”，这个哈佛计划与它的商业化农业概念是美国粮食生产革命的一部分，雷?戈德伯格后来把商业化农业革命和发展转基因商业化农业视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重大事件”。他认为，商业化农业项目的核心驱动力是将“纵向整合”(即垄断)重新引入美国粮食生产当中。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为了防止关键产业形成垄断，人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敦促国会出台法律，禁止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业界巨头和托拉斯进行纵向整合。即两个经美国国会批准的重要法律：1921年的《包装和畜牧法》，1922年的《合作营销法》。这两部法旨在控制和阻止肉类加工和农业部门垄断力量的集中，并管理保证公众环境的健康卫生。
正如后来他们被确认的那样，这项工程中的秘密议程违反霉国先前数十年的法律，而这个法律禁止食品行业的纵向整合，原因是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在企业最大限度追求私人利润时显现。就某种意义而言，转基因工程是农业商业化项目的顶点，是拿着全人类的生命做的一个变态的试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