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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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时候，我的眼角就有皱纹了。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了，象是从初中开始的吧。母亲单位上的同事总说我看上去象个小老头，心事重重的样子，其实我什么也没想。
那时的我自卑，怕在公众场合咧嘴笑，我笑的时候，眼角皱纹便张牙舞爪蔓延开来，傻傻的，象个陕北老农。有同学喻之“笑得不团结”令我无地自容。我还很少开口唱歌，我唱歌时总习惯性地皱眉，显得表情痛苦，现在仍是如此。我看过别人给我拍的唱歌的照片，的确惨不忍睹。小学四年级，我在天津读书，教音乐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仪态优雅。每次上课之前和下课以后，他会即兴弹奏一段钢琴曲。在悠扬的乐声中，我们精神抖擞地走进课堂。下课时，又踏着轻快的节拍意尤未尽地和他道别。有一天教唱世界名曲红河谷，教了几遍以后，我被抽起来独唱，只唱了一句就被他用戏谑的口吻打断：“你是在用西班牙语唱歌呀？”全班哄堂大笑，我羞愧万分，两眼发黑，双颊滚烫。其实我并没有跑调，只是把“雅--拉玛”唱成了“雅拉玛--”但老师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他没想到，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使我的自信心深受打击。其实我天生一副的好嗓子，大家并不知道。
我不仅自卑，而且自怜。为我的家庭，我那破碎的家庭。我十四岁的那年，父母离婚了。我没有朋友，即使有过，也不长久。我的情绪反复无常，没人能够忍受我的古怪性格。我总在无意中伤害别人，次数多了，自觉面目可憎，更不知道怎样和人交往了。
这种局面持续到我上了大学，有女同学说我笑起来很好看，富有感染力，眼角的皱纹反倒成了一种独特气质。这样我才渐渐放开了自己，无所顾忌地微笑、大笑、狂笑我开始在公众场所唱歌，她们喜欢听我唱歌，尤其是在夜晚校园的操场听我弹着吉他浅吟低唱。她们说我唱歌很投入，是用心在唱。
母亲说我的命是捡来的。母亲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很瘦很瘦，象一只发育不良的小猫。医生给我打针，得先用拇指和食指将我屁股上的肉皮拈起来，才能把针扎进去。针一抽出，便鼓起一个青包。没满月我就染上了肺炎，接着脑膜炎。母亲泪流满面地抱着我满大街找医生。正值动乱年代，医生都跑光了。好在遇到一位医术高明的“赤脚医生”神奇地治好了我的病，而且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身体一直很差，三天两头生病，经常发烧，动辄40度的高烧，烧得神智模糊。那时候生活困难，母亲营养不良，没有奶水，奶粉也要托人才买得到，所以我基本是吃糊糊养大的。母亲曾为我请过一个奶妈，结果只一个礼拜就没有奶了，因为奶妈又怀孕了。
母亲是石油工人，四川石油管理局川南矿区的一名普通职工，随单位辗转于全省各地。父亲是一名军官，在河南修武县的一个部队里服役。父母长期两地分居。母亲又上班又带孩子，还要忍受丈夫毫无道理的辱骂。父亲来信说我不是他的孩子，是野汉子的娃儿，要母亲管野汉子讨生活费去。这是母亲告诉我的，父亲后来对此一概否认，但据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这是真的。
我父母的婚姻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天大的错误，文化层次、思想差异都很大，性格水火不容。这样的婚姻居然艰难地维持了十多年，简直是个奇迹。
母亲生于地主家庭，我的亲外公是当地著名的秀才，现在回乡还能看见他题在石壁上的遒劲有力的大字。外公年轻时做过黄埔军校的教员，对中国革命算是有点贡献的人。他是那种典型的“只知道埋头拉车，不懂得抬头看路”的人，辛苦劳累挣了点钱，就回老家置一块田地。不幸的是，只做了两年地主，全国解放了，他也被打倒了。外公心地善良，老一点的农民告诉我，那年灾荒，外公为乡亲们发放粮食，有个别的农民领了一次米以后，又悄悄地来排队，外公也照样把米发给他，因而得了个外号“韦瞎子”这样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晚年竟是被活活饿死的！外公死后，外婆带着四个子女艰难度日，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把最小的两个子女送给了别人。母亲排行老三，抱给镇上一户没有子女的人家，她的养父母，就是我后来的外公外婆，对她很好，也算因祸得福吧。尽管如此，母亲对自己的这段经历始终耿耿于怀。我的亲外婆，每一次去乡下，她都抱着我痛哭，说她对不起我的母亲，说她这一生的悲惨遭遇。她跟着大舅生活，大舅对她不孝顺，有时还打骂她。她在我十四岁的那年去世。
父亲则根正苗红，师范院校毕业，然后参军，少年得志，是部队里有名的笔杆子。若不是因为他的性格狂傲及婚姻拖累，他本可以爬得很高的。父亲在大学里谈过恋爱，两人相恋多年，情投意合，最终没有走到一起。因为女方的海外关系，父亲怕受牵连，主动和她断了往来。父亲说，那时候，他在昆明军区一个机要部门担任教员，帮助缅甸共产党培养高级干部，输出革命。他们还为这些缅共的高级干部在中国物色老婆，这些女人被挑选出来，送到昆明接受他们的培训，教她们缅甸语，以及各种军事技能。在和他的恋人分手的时候，父亲不告而别，突然之间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生于1970年，但我的记忆是从1973年的某一天开始的，我能清晰地记得三岁那年发生的许多事情。当时，我和母亲住在四川省合江县的一个偏僻的山区，那里有一个钻井队和一个采气队（负责天然气的采集运输），母亲在采气队上班。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茅草屋棚挂满了冰菱。我看见天然气管道上覆满了绒绒的白霜，觉得好奇，伸手去摸，生铁管道冰寒刺骨，我的手指一下子被死死沾在上面，热量象被抽血一样从指间飞快地跑掉，钻心的疼痛。我又急又怕，哇地哭了起来
我还记得，和一个小伙伴偷偷溜到山上去玩，我们在一片树林里玩了一个下午，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才打着光脚丫，沿着由石子和泥土铺成的公路往回走。我们肩并肩地走着，用脚后跟使劲地跺着路上的稀泥，啪嗒啪嗒地走着。我们有节奏地喊着号子：“一二三四、共产党员”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好玩，一边喊一边嘻嘻哈哈地笑。回到家，母亲看到我脏兮兮的样子，问我鞋呢？我把鞋给弄丢了，穿在脚上的鞋，我竟不知道啥时候弄丢的！母亲性情急躁，发起脾气来什么都不顾。气头上竟然顺手操起一块木头向我掷来，正中我的额头，当即头破血流，她也吓得大惊失色。
那时石油单位条件极差，住草房，烧的是未经处理的天然气，点的是天然气灯（用灯炮大小的网罩套在天然气的管口用以照明），稍不小心就引起火灾。还常发生井喷、管道爆炸等恶性事故。我们那里就发生过一次井喷，方圆一两千平方米的地方顷刻间化作了一片火海，母亲背着弟弟，拉着我的手，和其他人一起拼命地奔逃
还有一次，父亲回川探亲。有一天，他带着我上街，路上遇到了火灾，是一个天然气配气站。父亲看见失火了，二话不说，把我往马路边一放，就义无反顾地冲进去救火。现场乱成一团，风助火势，火光冲天，燃烧的茅草屋发出霹霹啪啪的声响，其中夹杂着各种喊声和哭声。我看不见父亲，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了，心里充满了惊恐。我凄惶无助地站在路边，放声大哭。
那年，我母亲的养母，即我的外婆去世了。外婆的遗体就停放在堂屋里，我不知道外婆死了，在屋子里走进走出。外婆安葬以后，别人逗我，外婆呢？我说，外婆被装进一个盒子里，抬到山上去了。
次年春天，弟弟出生了。那天我住在一个阿姨家里，半夜里，阿姨把我送回家，满屋子洋溢着喜悦的气氛。他们对我说：“快看呀，这是你的弟弟！”我怯怯地望去，一个圆圆的小脑袋瓜，闭着眼睛哇哇地哭。母亲疲惫地躺在床上，面带微笑。
弟弟出生了，外公也来了，妈妈上班，外公就帮着带孩子。弟弟爱哭，外公就抱着他到处走：“哦哦，不要哭啦，不要哭啦”母亲说，弟弟应该感谢外公。若不是外公的竭力坚持，就没有他了，父母原不打算要他的。外公年轻时曾遇一算命先生，说他将要绝后，后果然膝下无子，因而抱养了我的母亲。外公说，当年我想有个娃娃都不行，如今你们有了娃娃却要打掉，真是太不知好歹了。我也感谢外公，因为有了弟弟，我的人生才不那么孤单。
“我家小弟弟，半夜笑嘻嘻。问他笑个啥？梦见毛主席。哈哈！哈哈！梦见毛主席！”六岁那年，我上学了。这是一所地处偏远山村小学，我还记得在那间土墙砌成的教室里，我的启蒙老师，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教我们唱歌。这样的歌词现在听着有点滑稽，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唱的就是这样的歌曲。弟弟看了电影东方红以后，每天扛着一根竹竿在院子里齐步走：“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两岁的他只会唱这两句，却唱得兴高采烈。我记得赶场时，外公牵着我的手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穿着妈妈为我做“绿军装，旁若无人地大声唱着电影闪闪红星的主题曲：“红星闪闪放光芒，红星闪闪暖胸怀”仿佛自己就是电影里的那个骄傲的“潘冬子”母亲有个好朋友的女儿，三岁上幼儿园，老师问她：“谁最爱你？”她脆脆地回答：“毛主席最爱我！”语惊四座，老师赞不绝口，家长也得意万分，四处炫耀。长大后我问她还记不记得这件事，她楞了一下，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咋可能哦？咋可能哦？绝对没有的事情！”
除了看革命电影，唱革命歌曲，我们还上街游行。“红小兵”们肩扛“红樱枪”手捧“红宝书”（书由课本包上红纸充当），热热闹闹，十分好玩。有一次学校斗地主，两三个老头老太太颤巍巍地站在台上掉眼泪，我悄悄地说：“老婆婆哭了”老师眉头一紧：“不要乱说！他们是地主！”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和一群同事在扎花圈，每个人的胸前都戴着小白花，眼睛红红的。母亲说：“毛主席死了！”然后我听见一屋子人抽泣的声音。随即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英明领袖华主席、三中全会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上学的地方离家很远。先是一小段公路，下了公路，沿着蜿蜒曲折的田间石板路行走，来到一个名叫沙坎的小镇，穿过去，再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前行，经过一片茂密阴暗的竹林，胆战心惊地饶过一户养着狗的农家（那条狗很凶，咬过我），翻过几道山梁，最后才到学校。若逢雨天，一不小心就摔得满身泥泞。
为了使我受到更好的教育，第二学期，母亲将我转到城里的一所学校，寄宿在一个亲戚家里，亲戚是一对五十来岁的老年夫妇。老式的木结构瓦房，一式三间。邻街的堂屋，摆放着一张大床、四方桌、几条长凳和竹椅。中间的一间卧室，堆放着几口箱子和乱七八糟的杂物。穿过一条狭长幽暗的过道，最里间是黑不溜啾的厨房，土灶方方正正横卧正中，灶上有一手拉的风箱，算是“现代化”的装备了。推开木门，有一小小庭院，庭院临江，围以篱笆。篱笆后面是高高的青石坎，坎下是繁忙的轮船码头，长江浩荡流过，不时传来南来北往的轮船高昂的汽笛声。
我同桌的女同学家境优越，她剪了一头齐眉短发，瘦削的瓜子脸，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她喜欢打开漂亮的铁皮文具盒，向我炫耀她的“财产”：绿色的圆孔铅笔刀、五彩的蜡笔、散发着香味的橡皮擦还有一分、两分、五分钱的硬币，使我深受刺激。父母从不给我买这些漂亮的小玩意，更不会给我零花钱。我心中的魔鬼在我幼小的身体里慢慢滋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从床上溜下来，悄悄地把手伸进婆婆的衣服口袋里偷钱。我只偷了五分钱，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向我的同桌炫耀。为显示慷慨，我请她吃冰棍，一支红糖冰棍两分钱。初次得手，胆子便大了起来，不出几天手就发痒，终于被发现。有一次，我偷了五角钱，十枚五分的硬币，我把它们藏在床脚下面，但还是被找了出来。公公和婆婆气极了，小小年级就不学好！加之在学校的不良表现，于是给我母亲修书一封，逐回家去。那年我七岁。
很小时候，我的眼角就有皱纹了。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了，象是从初中开始的吧。母亲单位上的同事总说我看上去象个小老头，心事重重的样子，其实我什么也没想。
那时的我自卑，怕在公众场合咧嘴笑，我笑的时候，眼角皱纹便张牙舞爪蔓延开来，傻傻的，象个陕北老农。有同学喻之“笑得不团结”令我无地自容。我还很少开口唱歌，我唱歌时总习惯性地皱眉，显得表情痛苦，现在仍是如此。我看过别人给我拍的唱歌的照片，的确惨不忍睹。小学四年级，我在天津读书，教音乐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仪态优雅。每次上课之前和下课以后，他会即兴弹奏一段钢琴曲。在悠扬的乐声中，我们精神抖擞地走进课堂。下课时，又踏着轻快的节拍意尤未尽地和他道别。有一天教唱世界名曲红河谷，教了几遍以后，我被抽起来独唱，只唱了一句就被他用戏谑的口吻打断：“你是在用西班牙语唱歌呀？”全班哄堂大笑，我羞愧万分，两眼发黑，双颊滚烫。其实我并没有跑调，只是把“雅--拉玛”唱成了“雅拉玛--”但老师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他没想到，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使我的自信心深受打击。其实我天生一副的好嗓子，大家并不知道。
我不仅自卑，而且自怜。为我的家庭，我那破碎的家庭。我十四岁的那年，父母离婚了。我没有朋友，即使有过，也不长久。我的情绪反复无常，没人能够忍受我的古怪性格。我总在无意中伤害别人，次数多了，自觉面目可憎，更不知道怎样和人交往了。
这种局面持续到我上了大学，有女同学说我笑起来很好看，富有感染力，眼角的皱纹反倒成了一种独特气质。这样我才渐渐放开了自己，无所顾忌地微笑、大笑、狂笑我开始在公众场所唱歌，她们喜欢听我唱歌，尤其是在夜晚校园的操场听我弹着吉他浅吟低唱。她们说我唱歌很投入，是用心在唱。
母亲说我的命是捡来的。母亲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很瘦很瘦，象一只发育不良的小猫。医生给我打针，得先用拇指和食指将我屁股上的肉皮拈起来，才能把针扎进去。针一抽出，便鼓起一个青包。没满月我就染上了肺炎，接着脑膜炎。母亲泪流满面地抱着我满大街找医生。正值动乱年代，医生都跑光了。好在遇到一位医术高明的“赤脚医生”神奇地治好了我的病，而且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身体一直很差，三天两头生病，经常发烧，动辄40度的高烧，烧得神智模糊。那时候生活困难，母亲营养不良，没有奶水，奶粉也要托人才买得到，所以我基本是吃糊糊养大的。母亲曾为我请过一个奶妈，结果只一个礼拜就没有奶了，因为奶妈又怀孕了。
母亲是石油工人，四川石油管理局川南矿区的一名普通职工，随单位辗转于全省各地。父亲是一名军官，在河南修武县的一个部队里服役。父母长期两地分居。母亲又上班又带孩子，还要忍受丈夫毫无道理的辱骂。父亲来信说我不是他的孩子，是野汉子的娃儿，要母亲管野汉子讨生活费去。这是母亲告诉我的，父亲后来对此一概否认，但据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这是真的。
我父母的婚姻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天大的错误，文化层次、思想差异都很大，性格水火不容。这样的婚姻居然艰难地维持了十多年，简直是个奇迹。
母亲生于地主家庭，我的亲外公是当地著名的秀才，现在回乡还能看见他题在石壁上的遒劲有力的大字。外公年轻时做过黄埔军校的教员，对中国革命算是有点贡献的人。他是那种典型的“只知道埋头拉车，不懂得抬头看路”的人，辛苦劳累挣了点钱，就回老家置一块田地。不幸的是，只做了两年地主，全国解放了，他也被打倒了。外公心地善良，老一点的农民告诉我，那年灾荒，外公为乡亲们发放粮食，有个别的农民领了一次米以后，又悄悄地来排队，外公也照样把米发给他，因而得了个外号“韦瞎子”这样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晚年竟是被活活饿死的！外公死后，外婆带着四个子女艰难度日，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把最小的两个子女送给了别人。母亲排行老三，抱给镇上一户没有子女的人家，她的养父母，就是我后来的外公外婆，对她很好，也算因祸得福吧。尽管如此，母亲对自己的这段经历始终耿耿于怀。我的亲外婆，每一次去乡下，她都抱着我痛哭，说她对不起我的母亲，说她这一生的悲惨遭遇。她跟着大舅生活，大舅对她不孝顺，有时还打骂她。她在我十四岁的那年去世。
父亲则根正苗红，师范院校毕业，然后参军，少年得志，是部队里有名的笔杆子。若不是因为他的性格狂傲及婚姻拖累，他本可以爬得很高的。父亲在大学里谈过恋爱，两人相恋多年，情投意合，最终没有走到一起。因为女方的海外关系，父亲怕受牵连，主动和她断了往来。父亲说，那时候，他在昆明军区一个机要部门担任教员，帮助缅甸共产党培养高级干部，输出革命。他们还为这些缅共的高级干部在中国物色老婆，这些女人被挑选出来，送到昆明接受他们的培训，教她们缅甸语，以及各种军事技能。在和他的恋人分手的时候，父亲不告而别，突然之间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生于1970年，但我的记忆是从1973年的某一天开始的，我能清晰地记得三岁那年发生的许多事情。当时，我和母亲住在四川省合江县的一个偏僻的山区，那里有一个钻井队和一个采气队（负责天然气的采集运输），母亲在采气队上班。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茅草屋棚挂满了冰菱。我看见天然气管道上覆满了绒绒的白霜，觉得好奇，伸手去摸，生铁管道冰寒刺骨，我的手指一下子被死死沾在上面，热量象被抽血一样从指间飞快地跑掉，钻心的疼痛。我又急又怕，哇地哭了起来
我还记得，和一个小伙伴偷偷溜到山上去玩，我们在一片树林里玩了一个下午，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才打着光脚丫，沿着由石子和泥土铺成的公路往回走。我们肩并肩地走着，用脚后跟使劲地跺着路上的稀泥，啪嗒啪嗒地走着。我们有节奏地喊着号子：“一二三四、共产党员”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好玩，一边喊一边嘻嘻哈哈地笑。回到家，母亲看到我脏兮兮的样子，问我鞋呢？我把鞋给弄丢了，穿在脚上的鞋，我竟不知道啥时候弄丢的！母亲性情急躁，发起脾气来什么都不顾。气头上竟然顺手操起一块木头向我掷来，正中我的额头，当即头破血流，她也吓得大惊失色。
那时石油单位条件极差，住草房，烧的是未经处理的天然气，点的是天然气灯（用灯炮大小的网罩套在天然气的管口用以照明），稍不小心就引起火灾。还常发生井喷、管道爆炸等恶性事故。我们那里就发生过一次井喷，方圆一两千平方米的地方顷刻间化作了一片火海，母亲背着弟弟，拉着我的手，和其他人一起拼命地奔逃
还有一次，父亲回川探亲。有一天，他带着我上街，路上遇到了火灾，是一个天然气配气站。父亲看见失火了，二话不说，把我往马路边一放，就义无反顾地冲进去救火。现场乱成一团，风助火势，火光冲天，燃烧的茅草屋发出霹霹啪啪的声响，其中夹杂着各种喊声和哭声。我看不见父亲，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了，心里充满了惊恐。我凄惶无助地站在路边，放声大哭。
那年，我母亲的养母，即我的外婆去世了。外婆的遗体就停放在堂屋里，我不知道外婆死了，在屋子里走进走出。外婆安葬以后，别人逗我，外婆呢？我说，外婆被装进一个盒子里，抬到山上去了。
次年春天，弟弟出生了。那天我住在一个阿姨家里，半夜里，阿姨把我送回家，满屋子洋溢着喜悦的气氛。他们对我说：“快看呀，这是你的弟弟！”我怯怯地望去，一个圆圆的小脑袋瓜，闭着眼睛哇哇地哭。母亲疲惫地躺在床上，面带微笑。
弟弟出生了，外公也来了，妈妈上班，外公就帮着带孩子。弟弟爱哭，外公就抱着他到处走：“哦哦，不要哭啦，不要哭啦”母亲说，弟弟应该感谢外公。若不是外公的竭力坚持，就没有他了，父母原不打算要他的。外公年轻时曾遇一算命先生，说他将要绝后，后果然膝下无子，因而抱养了我的母亲。外公说，当年我想有个娃娃都不行，如今你们有了娃娃却要打掉，真是太不知好歹了。我也感谢外公，因为有了弟弟，我的人生才不那么孤单。
“我家小弟弟，半夜笑嘻嘻。问他笑个啥？梦见毛主席。哈哈！哈哈！梦见毛主席！”六岁那年，我上学了。这是一所地处偏远山村小学，我还记得在那间土墙砌成的教室里，我的启蒙老师，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教我们唱歌。这样的歌词现在听着有点滑稽，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唱的就是这样的歌曲。弟弟看了电影东方红以后，每天扛着一根竹竿在院子里齐步走：“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两岁的他只会唱这两句，却唱得兴高采烈。我记得赶场时，外公牵着我的手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穿着妈妈为我做“绿军装，旁若无人地大声唱着电影闪闪红星的主题曲：“红星闪闪放光芒，红星闪闪暖胸怀”仿佛自己就是电影里的那个骄傲的“潘冬子”母亲有个好朋友的女儿，三岁上幼儿园，老师问她：“谁最爱你？”她脆脆地回答：“毛主席最爱我！”语惊四座，老师赞不绝口，家长也得意万分，四处炫耀。长大后我问她还记不记得这件事，她楞了一下，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咋可能哦？咋可能哦？绝对没有的事情！”
除了看革命电影，唱革命歌曲，我们还上街游行。“红小兵”们肩扛“红樱枪”手捧“红宝书”（书由课本包上红纸充当），热热闹闹，十分好玩。有一次学校斗地主，两三个老头老太太颤巍巍地站在台上掉眼泪，我悄悄地说：“老婆婆哭了”老师眉头一紧：“不要乱说！他们是地主！”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和一群同事在扎花圈，每个人的胸前都戴着小白花，眼睛红红的。母亲说：“毛主席死了！”然后我听见一屋子人抽泣的声音。随即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英明领袖华主席、三中全会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上学的地方离家很远。先是一小段公路，下了公路，沿着蜿蜒曲折的田间石板路行走，来到一个名叫沙坎的小镇，穿过去，再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前行，经过一片茂密阴暗的竹林，胆战心惊地饶过一户养着狗的农家（那条狗很凶，咬过我），翻过几道山梁，最后才到学校。若逢雨天，一不小心就摔得满身泥泞。
为了使我受到更好的教育，第二学期，母亲将我转到城里的一所学校，寄宿在一个亲戚家里，亲戚是一对五十来岁的老年夫妇。老式的木结构瓦房，一式三间。邻街的堂屋，摆放着一张大床、四方桌、几条长凳和竹椅。中间的一间卧室，堆放着几口箱子和乱七八糟的杂物。穿过一条狭长幽暗的过道，最里间是黑不溜啾的厨房，土灶方方正正横卧正中，灶上有一手拉的风箱，算是“现代化”的装备了。推开木门，有一小小庭院，庭院临江，围以篱笆。篱笆后面是高高的青石坎，坎下是繁忙的轮船码头，长江浩荡流过，不时传来南来北往的轮船高昂的汽笛声。
我同桌的女同学家境优越，她剪了一头齐眉短发，瘦削的瓜子脸，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她喜欢打开漂亮的铁皮文具盒，向我炫耀她的“财产”：绿色的圆孔铅笔刀、五彩的蜡笔、散发着香味的橡皮擦还有一分、两分、五分钱的硬币，使我深受刺激。父母从不给我买这些漂亮的小玩意，更不会给我零花钱。我心中的魔鬼在我幼小的身体里慢慢滋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从床上溜下来，悄悄地把手伸进婆婆的衣服口袋里偷钱。我只偷了五分钱，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向我的同桌炫耀。为显示慷慨，我请她吃冰棍，一支红糖冰棍两分钱。初次得手，胆子便大了起来，不出几天手就发痒，终于被发现。有一次，我偷了五角钱，十枚五分的硬币，我把它们藏在床脚下面，但还是被找了出来。公公和婆婆气极了，小小年级就不学好！加之在学校的不良表现，于是给我母亲修书一封，逐回家去。那年我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