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没有户口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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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12日，记者询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高洁，李志伟的户口问题有没有着落时，高洁法官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太难了，找不到李志伟的生身父母，李志伟就依然找不到落户的地方。”
在此前的几年里，这位刑庭法官一直在为李志伟的户口问题奔波，她曾经带着李志伟来到河北定州“认祖归宗”却遭遇了无限尴尬。23岁的李志伟5年前曾被高洁依法定罪，她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便开始和自己联系起来，为了寻找这个年轻人究竟“从哪里来”高洁法官心力交瘁。
李志伟至今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依照我国法律，他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公民，可以被判罪；但刑满释放后，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他却不是公民了，无法生存
我不知道母亲是谁，我从来也没见过她！
时间回到2001年8月1日上午10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小法庭。刑事法官高洁一袭黑色的法袍，像平日一样准时坐在法台中间。两分钟后，上诉的犯罪嫌疑人李志伟被带进法庭。
“姓名？”
“李志伟。”
“出生年月？”
“1981年7月4日。”
“职业？”
“无业。”
据李志伟供述：他自幼疏于家教，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在家，最后成为街头浪子。不久，父亲李建业又因涉案而被判刑入狱。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失去管束的李志伟从13岁起便浪迹于街头巷尾，李志伟照着电视上看到的情形，召集几位“哥们”成立了一个名为“三合堂”的帮会组织。对外声称，周围几所初高中学校的学生，谁能每周交上10到25元的会费“三合堂”便能保护他们不受别人的欺侮，还能帮他们“铲事”到手的“会费”大都花在了李志伟自己身上。一审案卷显示：最小的一笔只有10元，但最高的一笔竟高达2000元，累计达8000余元。正是最后那笔过于高昂的2000元“会费”一位“会员”万般无奈报了警，李志伟及其“三合堂”被公安机关连窝端掉。
一审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李志伟有期徒刑2年，但李志伟认为自己当时尚处年少，觉得判得有些重，因此而上诉，希望政府再给他一次机会。
二审提讯很快接近尾声。为使这个刚满18岁的青少年被告人能够深刻地了解因为自己的过错给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帮助和感化他悔过自新，高洁平和地压低声音进行帮教：“你想想，像你这个年龄，正是长知识和长身体的好时光，不在学校好好念书，将来没文化没学历，上哪去找工作？”
李志伟答：“不是我不想上学，是没有学校要我？”
“为什么？”
“我没有户口。”
“没有户口？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会没有户口呢？你父母没给你上户口？”
“我没有父母。”李志伟一脸木然，出奇地平静。
高洁一下子就打了个激灵“那你在公安机关供述，你的父亲是李建业，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一直这么叫他，但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的爷爷奶奶也不是亲的。”
“那你为什么在李建业家生活这么多年？”
“我不知道。”
“那你母亲呢？”
“我没有母亲。”
“没有母亲？
“我不知道母亲是谁？我也不知道她在哪？从来也没见过她。”
这样的回答真是匪夷所思，虽然对于本案的审理并无任何影响，但高洁还是觉得有必要把李志伟的家庭背景搞清楚。李志伟说：“我只听说我妈妈的名字叫李秋月，但据说她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家出走。我从小就生长在北京的李建业家，我也一直叫他爸爸，可他从来都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的户口也就一直没在北京报上。到现在，我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我是谁？我一直想知道，可是没有人告诉我。”说完这话，李志伟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凭着多年的审判经验，直觉告诉高洁，李志伟没有撒谎。但“我是谁”短短三个字，仿佛一记敲在心头的重锤，使高洁猝不及防。
一个犯罪嫌疑人，面对法官却大声地反问“我是谁”这背后必有隐情！为了进一步地核实李志伟的身世，讯问后的第三天，高洁便带着书记员走访了李志伟捕前居住地所在的居委会。居委会的答复证实了李志伟所讲的一切。
李志伟的“父亲”叫李建业，无业，因盗窃罪现正在监狱服刑。十几年前，他把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带回家时，已经有了李志伟。因为李秋月、李建业两个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小志伟的户口也就无法申报。不久后，李秋月、李建业二人去广州做生意，但此后，却只有李建业一人回到北京，有人曾问起孩子母亲的事，李建业说他们俩在广州时就已经分手了，他也不知道李秋月的下落。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李秋月。就这样，李志伟被不明不白地留在了李建业父母的身边。等到该上小学时，李志伟还没有户口，无法入校。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出生后户籍随母，而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已经下落不明有六年多。为了这事，居委会还专门出了证明，最后好说歹说才帮着把李志伟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
街坊中有一位姓索的老奶奶，是看着小志伟一点点长大的。她眼含泪花惋惜不已：“作孽呀！要是这孩子在正常的家庭里长大，断不会走到今天。搁着谁，当父母都不应这样没良心。是他们把这个无辜的孩子给害了呀！现在他的爷爷、奶奶也去世了，等这孩子回来后可怎么生活呢？”
如果抛开犯罪事实，李志伟固然令人同情。然而，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度里，任何一种罪行都无法因为犯法者的身世而得到赦免。
情与法，高洁始终把握得平若止水
刑罚是必须的，但刑罚不是目的。感化和挽救每一个失足的青少年从此远离犯罪，这才是一个刑事法官的天职。2001年8月22日，二审裁定下达：驳回李志伟之上诉，维持原判。
案子审结了，但高洁的工作和生活并未恢复到先前的平静。鉴于李志伟的特殊情况，数月后，她决定约同检察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相关部门，一起来到看守所对李志伟进行回访帮教。如此联系多个相关部门，专门回访一个少年犯，这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当管教干部呼点李志伟的名字时，李志伟一下子竟愣了半天。自从他进了看守所，每一个会见日，他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呆着——从来没有人来探望过他。开始时，他对会见日感到的是悲伤，可后来就变得麻木了。
“李志伟！”当管教干部再次呼点他的姓名时，李志伟才意识到真的是在叫自己。片刻之后，他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的兴奋，他问道：“我奶奶好吗？”
当得知奶奶已经去世之后，李志伟的眼角立刻便流下了两行清泪，方才的那一丝兴奋也霎时荡然无存。他小声地嗫嚅着：“奶奶死了？奶奶怎么死了？她死了，以后我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高洁赶紧拍拍李志伟的肩膀，岔开了话题：“李志伟，你不要难过，还有大家呢。”高洁把自己带来的一个包裹送到了李志伟的怀里。那里面，装着她专门给李志伟买的书籍、挑选的衣物。作为法官，花钱为自己审判过的罪犯买衣服和生活用品，高洁也还是第一次。
那天的回访很成功，李志伟也当众表示一定听管教干部的话，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一周之后还认真地给高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重新做人的决心。
高姐：
您好！您不会介意我这样称呼您吧？因为我如果叫您法官，觉得不太合适。叫您高阿姨，您也没那么老，还是叫您高姐比较合适，也觉得很亲切。
我非常感动，您能在百忙之中来看我。您能来看我，让我感到您对我的关心，还有政府，也没有把我遗忘，谢谢您！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您给我带来的书籍，真是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看，过得非常充实。这些书，让我知道了，只有在知识和素质上提高，我自己才会有进步。每次看到书里的那些话，就像是您在和我说话一样。过去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帮助过我。请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信很短，但“姐姐”这一看似平常的称呼竟一时让高洁感到无所适从。但法官与罪犯，这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法官对待所有的罪犯都是以法律为准绳，一视同仁，可是罪犯在自己的心中又会怎样看待审判过自己的法官呢？这些问题，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过。
此前为李志伟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在提讯和开庭时的思想教育，还是后来带着街道和居委会的干部去看守所回访，应该说都在一个法官的职责范围之内。即使自己花钱给李志伟购买衣物和生活用品，也只是考虑到李志伟的身世与家境，想尽快地帮她完成改造。前前后后，高洁都始终以一个法官身份出现在李志伟的面前。可是这次，李志伟真的给高洁出了一道难题。这一声看似普通的称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法官职责的挑战——除了审判，你还能给我做些什么！
反复揣摩，高洁越发觉得这一声姐姐，是一个自幼失去家庭温暖的失足青少年对爱的渴盼，是对亲情的渴盼。于是，她回信答应了李志伟，前提是，李志伟必须好好改造，并且从此再也不犯以前的错误。
“献血”也许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无奈
2002年10月13日，李志伟刑满释放。
那天，考虑到李志伟自由之后将会回到的是一个清冷的家，不再有热热的饭菜，也不再有暖暖的床被。即使是想再听到两位老人的训斥和唠叨，对李志伟来讲也只能是奢望。高洁本来是想亲自去接李志伟的，但因事先安排好的一个案子要开庭，身为审判长的她无法请假。为此，她专门跑了一趟居委会，对既是居委会主任又是老邻居的索奶奶说：“等李志伟回来后，一定告诉他跟我联系。”高洁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在了居委会。
一个多月后，高洁见到了李志伟。几句简单的问候之后，李志伟告诉了高洁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高姐，前几天我刚好路过新世界商场，见到路边停着一辆义务献血车，就过去献了。也没别的想法，只是想，过去的二十年，我没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有益的事，连听爷爷奶奶的话都很少，这次献点血，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吧，心理上也算是一点补偿。”
“不对呀？你不是没有身份证吗？没有身份证，人家怎么会接受你的献血呢？”
“是。但当时我是真想献，出来后我暗下决心要重新开始生活，对工作人员说我出门时忘带了，但身份证号码可以留下，他们就同意了。”
“你哪来的身份证号码？”
“自己编的。”李志伟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无偿献血证”看着那个小红本，再看看眼前这张身体本就单薄、营养状况不好而清瘦的脸，高洁对着李志伟笑了。可一瞬间宽慰的笑容之后，在高洁的心里又感到一丝酸楚。
当她听说李志伟还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时，高洁安慰他：“别着急，慢慢来。我也帮你想想办法。”
说也凑巧，高洁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家餐馆，本来不缺人手，但念及是多年的朋友，就答应了高洁。几天之后，李志伟上班了。
就在那家餐馆，李志伟干得非常卖力，老板他很赏识。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老板问他与高洁法官到底是什么关系。李志伟只好道出了实情。这一说不打紧，老板就急了，马上打电话给高洁证实。
老板对高洁说：“咱们认识多年了，是朋友，这没的说。可你真不该把他介绍到这里来。说实话，我也挺喜欢这孩子，能吃苦，肯干活。可你想想，我们干这行的，天天这个来查，那个来查的，他不但进去过，到现在连个身份证都没有，一旦让查出来，你说我”
没等老板把话说完，高洁一下子便明白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明白了你的意思。我今天就把他领走，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作为朋友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可你当法官的，应该知道管这种事，可能会给自己添麻烦的。”朋友好言相劝。
高洁笑了笑：“你说的是有道理，可像他这样，如果连法官都不管，他还会去找谁呀？”
“找他父母呀！”
“能找着不就好了吗？孩子是曾犯过错，可是谁能说他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带着错来的呢？他现在真是没人疼没人爱呀。”
李志伟本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没想到这又一盆冷水几乎将他浇了个透心凉。那天，高洁对他苦苦相劝了大半天，让他暂时先稳定下来，至于工作的事，再想办法。一边这么劝着，高洁已经意识到，李志伟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户口问题，没有身份证，以后的路将会越来越难走。
之后，李志伟自己也找过几份工作，也曾到许多单位应聘过，但试用期一过，别人都留下了，唯独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解除合同。原因只有一个：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对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谁都怕出事。
那段时间，因为打零工，李志伟手里攒了一点钱，他本想存到银行里，可没有身份证，人家根本就不给开户。他只好用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的身份证去开户存钱解决问题。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实的无奈，让这个活到二十多岁了，却还没有身份的年轻人采用这样的无奈之举，来为自己存攒积蓄。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这个当口，李建业与李志伟“父子俩”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多年来，李建业当初没把李志伟赶出门去，原因在于两位老人不舍得李志伟，而如今老人均已下世，不久后，李建业把父母留下的两间房子卖掉走了，李志伟从此也就真正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没有住处，没有收入，又找不到工作，为了生存，李志伟曾在极度艰难时想到了卖血。可这次，因为他提供的身份证号不存在，血站拒绝采他的血。
这件事对李志伟的打击甚至比辞退他还要令他痛苦得多。他打电话给高洁：“高姐，你说为什么我无偿献血的时候就没人管我身份证号是真是假，可我生活无着，又不愿再做坏事，想卖血的时候就有人管了？我连卖血糊口的路都走不通呀！”手握听筒，高洁的心感到战栗！但除了安慰，她也一时说不出该怎么劝说他才好。
就在李志伟被餐馆辞退以后，高洁就着手帮助李志伟解决户口，打电话向有关部门咨询，专门与居委会、民政局和派出所的同事进行商议，但得到的答复难尽人意。派出所也有苦衷：“我们没有过这种先例。关于户口，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是可以随父，也可以随母，但他的父亲不承认他们的父子关系，只有找着他的亲生母亲，他的户口才能解决。”
人海茫茫，要找一个二十多年都没有音讯的人，谈何容易？
已经别无选择的李志伟，只好找到李建业：“你既然不承认我们是父子关系，那你必须告诉我，我究竟是谁的儿子？当初是你和我妈一起去的广州，你说她离开了你，那她到底去了哪里？”
直到此时，李建业才告诉李志伟生身父母的情况，原来，李志伟的母亲李秋月出生在北京的海淀区，但因为“文革”期间家庭受到冲击，李秋月和姐姐随着父亲被遣送回原籍河北定州。但李秋月经常回北京，与在北京的男同学赵某见面。1980年10月李秋月与赵某发生性关系后，李秋月怀孕。此后李秋月与李建业相识，1981年7月4日，到了临产阶段的李秋月在李建业的帮助下被送到北京市妇产医院，产下了李志伟。之后，李建业把李秋月和李志伟从医院接出后送到了定州。后来李秋月和李建业确立恋爱关系，就把李志伟寄养在李建业父母家后，两人去了广州做生意。后发生口角，她赌气离我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根据李建业所述，李志伟找到了北京市妇产医院。在那里，他查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但其他情况均已无可考证。
追寻一个普通生命的源头
根据李建业提供的河北定州的线索，2005年年底，高洁与李志伟一道赶赴河北定州，希望能从李秋月的老家得到关于她的消息。
通过定州市公安局，高洁和李志伟很快找到了李秋月的姐姐李月华，李月华现在定州市一个菜市场贩菜谋生，闻听是了解关于她妹妹李秋月的，话没开口便已泣不成声。她说：“我们家真的是受文革的害太深了，要不是文革，秋月也不会走这条路。秋月自小心气就高，我们又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她哪里甘心回老家种地当农民？那几年，父母相继去世，谁都顾不上管她，她也整天没在家里待过，坐火车到处流浪。那一年，她突然从北京回来，就带着这么个孩子回来，可还没有等家人把这件事问清楚呢，她又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李月华也见过李志伟这个所谓的“外甥”那还是在他刚刚出生不久，妹妹秋月带着回来的。可是没几天，秋月就带着孩子又去了北京，一去再也没回头。虽说她与李志伟之间还有着一种血缘关系，但毕竟二十来年杳无音信，两人之间的情感隔膜显而易见。谁也不敢相认，谁也无法相认。
李月华对于李志伟的了解，自从二十多年前的那一次分别便中断了，她无法接受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外甥。她不停地落泪：“苦啊，这孩子命苦啊。”之外，除了落泪，她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了解，李志伟还有一个舅舅在河北定州，当地的村委会主任也电话通知了他，但他最终没露面。
李月华所在村的村委会主任，与李秋月是本家，高洁试探着问：“不管怎么着，孩子是无辜的，再说，他妈妈李秋月毕竟是这个村的人，咱们这边”
话还没有说完，村委会主任便接过了话头：“按说我们是应该帮孩子一下，不冲别的，就冲你们与他不沾亲不带故的都还这么关心他，我们也该帮他。可是这毕竟是农村，添丁加户，不仅得分给他土地，还得给他批宅基地。这事，恐怕不好办。”说完，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们是想，只帮他把户口解决了，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他总得有身份证呀，现在没身份证，干什么也不行呀。”
“你们都是法院的，你们更应该知道这道理，办了身份证，上了户，又是男孩子，那他就是合法村民，我们不给他分地，他今天干，明天他还干吗？绝对不行，事情不大，可后遗症太大。谁都是好心，可是光有好心，也未必就能把事办好呀。”高洁点了点头，她知道无法去强求村委会主任做这些。
离开定州时，高洁和李志伟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拍下了一张照片，李志伟希望把母亲的故乡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回北京的路上，李志伟一言不发，仰着脸闭着眼说是怕晕车。他在想些什么呢？他的生活刚刚走上正道，但这接踵而至的打击，他的内心是否会再次面临崩溃的边缘？
李志伟曾经向高洁吐露心声说：我现在很怕寂寞，知道身边一起长大的伙伴一个个都工作、结婚，自己经常会深陷孤独。有时候，在街上看着身边走过的行人，我心里总在问自己“我是谁？我是谁呀？！”
此时的高洁已经深感两难。她是法官，但她不是立法者，面对神圣的法律，她也束手无策；但她又是一个法律的救赎者，面对身世坎坷的李志伟，她更是无法放弃。一个法官如果眼睁睁看着被自己苦心拉上岸的当事人因岸上无立锥之地，迫使他再次落水，那是对法官职业的亵渎，是对正义之神的亵渎。
高洁法官和李志伟依然没有放弃，他们还在为李志伟的户口奔波着。
2006年6月12日，记者询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高洁，李志伟的户口问题有没有着落时，高洁法官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太难了，找不到李志伟的生身父母，李志伟就依然找不到落户的地方。”
在此前的几年里，这位刑庭法官一直在为李志伟的户口问题奔波，她曾经带着李志伟来到河北定州“认祖归宗”却遭遇了无限尴尬。23岁的李志伟5年前曾被高洁依法定罪，她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便开始和自己联系起来，为了寻找这个年轻人究竟“从哪里来”高洁法官心力交瘁。
李志伟至今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依照我国法律，他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公民，可以被判罪；但刑满释放后，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他却不是公民了，无法生存
我不知道母亲是谁，我从来也没见过她！
时间回到2001年8月1日上午10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小法庭。刑事法官高洁一袭黑色的法袍，像平日一样准时坐在法台中间。两分钟后，上诉的犯罪嫌疑人李志伟被带进法庭。
“姓名？”
“李志伟。”
“出生年月？”
“1981年7月4日。”
“职业？”
“无业。”
据李志伟供述：他自幼疏于家教，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在家，最后成为街头浪子。不久，父亲李建业又因涉案而被判刑入狱。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失去管束的李志伟从13岁起便浪迹于街头巷尾，李志伟照着电视上看到的情形，召集几位“哥们”成立了一个名为“三合堂”的帮会组织。对外声称，周围几所初高中学校的学生，谁能每周交上10到25元的会费“三合堂”便能保护他们不受别人的欺侮，还能帮他们“铲事”到手的“会费”大都花在了李志伟自己身上。一审案卷显示：最小的一笔只有10元，但最高的一笔竟高达2000元，累计达8000余元。正是最后那笔过于高昂的2000元“会费”一位“会员”万般无奈报了警，李志伟及其“三合堂”被公安机关连窝端掉。
一审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李志伟有期徒刑2年，但李志伟认为自己当时尚处年少，觉得判得有些重，因此而上诉，希望政府再给他一次机会。
二审提讯很快接近尾声。为使这个刚满18岁的青少年被告人能够深刻地了解因为自己的过错给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帮助和感化他悔过自新，高洁平和地压低声音进行帮教：“你想想，像你这个年龄，正是长知识和长身体的好时光，不在学校好好念书，将来没文化没学历，上哪去找工作？”
李志伟答：“不是我不想上学，是没有学校要我？”
“为什么？”
“我没有户口。”
“没有户口？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会没有户口呢？你父母没给你上户口？”
“我没有父母。”李志伟一脸木然，出奇地平静。
高洁一下子就打了个激灵“那你在公安机关供述，你的父亲是李建业，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一直这么叫他，但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的爷爷奶奶也不是亲的。”
“那你为什么在李建业家生活这么多年？”
“我不知道。”
“那你母亲呢？”
“我没有母亲。”
“没有母亲？
“我不知道母亲是谁？我也不知道她在哪？从来也没见过她。”
这样的回答真是匪夷所思，虽然对于本案的审理并无任何影响，但高洁还是觉得有必要把李志伟的家庭背景搞清楚。李志伟说：“我只听说我妈妈的名字叫李秋月，但据说她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家出走。我从小就生长在北京的李建业家，我也一直叫他爸爸，可他从来都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的户口也就一直没在北京报上。到现在，我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我是谁？我一直想知道，可是没有人告诉我。”说完这话，李志伟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凭着多年的审判经验，直觉告诉高洁，李志伟没有撒谎。但“我是谁”短短三个字，仿佛一记敲在心头的重锤，使高洁猝不及防。
一个犯罪嫌疑人，面对法官却大声地反问“我是谁”这背后必有隐情！为了进一步地核实李志伟的身世，讯问后的第三天，高洁便带着书记员走访了李志伟捕前居住地所在的居委会。居委会的答复证实了李志伟所讲的一切。
李志伟的“父亲”叫李建业，无业，因盗窃罪现正在监狱服刑。十几年前，他把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带回家时，已经有了李志伟。因为李秋月、李建业两个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小志伟的户口也就无法申报。不久后，李秋月、李建业二人去广州做生意，但此后，却只有李建业一人回到北京，有人曾问起孩子母亲的事，李建业说他们俩在广州时就已经分手了，他也不知道李秋月的下落。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李秋月。就这样，李志伟被不明不白地留在了李建业父母的身边。等到该上小学时，李志伟还没有户口，无法入校。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出生后户籍随母，而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已经下落不明有六年多。为了这事，居委会还专门出了证明，最后好说歹说才帮着把李志伟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
街坊中有一位姓索的老奶奶，是看着小志伟一点点长大的。她眼含泪花惋惜不已：“作孽呀！要是这孩子在正常的家庭里长大，断不会走到今天。搁着谁，当父母都不应这样没良心。是他们把这个无辜的孩子给害了呀！现在他的爷爷、奶奶也去世了，等这孩子回来后可怎么生活呢？”
如果抛开犯罪事实，李志伟固然令人同情。然而，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度里，任何一种罪行都无法因为犯法者的身世而得到赦免。
情与法，高洁始终把握得平若止水
刑罚是必须的，但刑罚不是目的。感化和挽救每一个失足的青少年从此远离犯罪，这才是一个刑事法官的天职。2001年8月22日，二审裁定下达：驳回李志伟之上诉，维持原判。
案子审结了，但高洁的工作和生活并未恢复到先前的平静。鉴于李志伟的特殊情况，数月后，她决定约同检察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相关部门，一起来到看守所对李志伟进行回访帮教。如此联系多个相关部门，专门回访一个少年犯，这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当管教干部呼点李志伟的名字时，李志伟一下子竟愣了半天。自从他进了看守所，每一个会见日，他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呆着——从来没有人来探望过他。开始时，他对会见日感到的是悲伤，可后来就变得麻木了。
“李志伟！”当管教干部再次呼点他的姓名时，李志伟才意识到真的是在叫自己。片刻之后，他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的兴奋，他问道：“我奶奶好吗？”
当得知奶奶已经去世之后，李志伟的眼角立刻便流下了两行清泪，方才的那一丝兴奋也霎时荡然无存。他小声地嗫嚅着：“奶奶死了？奶奶怎么死了？她死了，以后我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高洁赶紧拍拍李志伟的肩膀，岔开了话题：“李志伟，你不要难过，还有大家呢。”高洁把自己带来的一个包裹送到了李志伟的怀里。那里面，装着她专门给李志伟买的书籍、挑选的衣物。作为法官，花钱为自己审判过的罪犯买衣服和生活用品，高洁也还是第一次。
那天的回访很成功，李志伟也当众表示一定听管教干部的话，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一周之后还认真地给高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重新做人的决心。
高姐：
您好！您不会介意我这样称呼您吧？因为我如果叫您法官，觉得不太合适。叫您高阿姨，您也没那么老，还是叫您高姐比较合适，也觉得很亲切。
我非常感动，您能在百忙之中来看我。您能来看我，让我感到您对我的关心，还有政府，也没有把我遗忘，谢谢您！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您给我带来的书籍，真是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看，过得非常充实。这些书，让我知道了，只有在知识和素质上提高，我自己才会有进步。每次看到书里的那些话，就像是您在和我说话一样。过去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帮助过我。请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信很短，但“姐姐”这一看似平常的称呼竟一时让高洁感到无所适从。但法官与罪犯，这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法官对待所有的罪犯都是以法律为准绳，一视同仁，可是罪犯在自己的心中又会怎样看待审判过自己的法官呢？这些问题，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过。
此前为李志伟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在提讯和开庭时的思想教育，还是后来带着街道和居委会的干部去看守所回访，应该说都在一个法官的职责范围之内。即使自己花钱给李志伟购买衣物和生活用品，也只是考虑到李志伟的身世与家境，想尽快地帮她完成改造。前前后后，高洁都始终以一个法官身份出现在李志伟的面前。可是这次，李志伟真的给高洁出了一道难题。这一声看似普通的称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法官职责的挑战——除了审判，你还能给我做些什么！
反复揣摩，高洁越发觉得这一声姐姐，是一个自幼失去家庭温暖的失足青少年对爱的渴盼，是对亲情的渴盼。于是，她回信答应了李志伟，前提是，李志伟必须好好改造，并且从此再也不犯以前的错误。
“献血”也许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无奈
2002年10月13日，李志伟刑满释放。
那天，考虑到李志伟自由之后将会回到的是一个清冷的家，不再有热热的饭菜，也不再有暖暖的床被。即使是想再听到两位老人的训斥和唠叨，对李志伟来讲也只能是奢望。高洁本来是想亲自去接李志伟的，但因事先安排好的一个案子要开庭，身为审判长的她无法请假。为此，她专门跑了一趟居委会，对既是居委会主任又是老邻居的索奶奶说：“等李志伟回来后，一定告诉他跟我联系。”高洁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在了居委会。
一个多月后，高洁见到了李志伟。几句简单的问候之后，李志伟告诉了高洁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高姐，前几天我刚好路过新世界商场，见到路边停着一辆义务献血车，就过去献了。也没别的想法，只是想，过去的二十年，我没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有益的事，连听爷爷奶奶的话都很少，这次献点血，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吧，心理上也算是一点补偿。”
“不对呀？你不是没有身份证吗？没有身份证，人家怎么会接受你的献血呢？”
“是。但当时我是真想献，出来后我暗下决心要重新开始生活，对工作人员说我出门时忘带了，但身份证号码可以留下，他们就同意了。”
“你哪来的身份证号码？”
“自己编的。”李志伟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无偿献血证”看着那个小红本，再看看眼前这张身体本就单薄、营养状况不好而清瘦的脸，高洁对着李志伟笑了。可一瞬间宽慰的笑容之后，在高洁的心里又感到一丝酸楚。
当她听说李志伟还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时，高洁安慰他：“别着急，慢慢来。我也帮你想想办法。”
说也凑巧，高洁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家餐馆，本来不缺人手，但念及是多年的朋友，就答应了高洁。几天之后，李志伟上班了。
就在那家餐馆，李志伟干得非常卖力，老板他很赏识。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老板问他与高洁法官到底是什么关系。李志伟只好道出了实情。这一说不打紧，老板就急了，马上打电话给高洁证实。
老板对高洁说：“咱们认识多年了，是朋友，这没的说。可你真不该把他介绍到这里来。说实话，我也挺喜欢这孩子，能吃苦，肯干活。可你想想，我们干这行的，天天这个来查，那个来查的，他不但进去过，到现在连个身份证都没有，一旦让查出来，你说我”
没等老板把话说完，高洁一下子便明白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明白了你的意思。我今天就把他领走，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作为朋友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可你当法官的，应该知道管这种事，可能会给自己添麻烦的。”朋友好言相劝。
高洁笑了笑：“你说的是有道理，可像他这样，如果连法官都不管，他还会去找谁呀？”
“找他父母呀！”
“能找着不就好了吗？孩子是曾犯过错，可是谁能说他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带着错来的呢？他现在真是没人疼没人爱呀。”
李志伟本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没想到这又一盆冷水几乎将他浇了个透心凉。那天，高洁对他苦苦相劝了大半天，让他暂时先稳定下来，至于工作的事，再想办法。一边这么劝着，高洁已经意识到，李志伟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户口问题，没有身份证，以后的路将会越来越难走。
之后，李志伟自己也找过几份工作，也曾到许多单位应聘过，但试用期一过，别人都留下了，唯独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解除合同。原因只有一个：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对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谁都怕出事。
那段时间，因为打零工，李志伟手里攒了一点钱，他本想存到银行里，可没有身份证，人家根本就不给开户。他只好用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的身份证去开户存钱解决问题。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实的无奈，让这个活到二十多岁了，却还没有身份的年轻人采用这样的无奈之举，来为自己存攒积蓄。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这个当口，李建业与李志伟“父子俩”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多年来，李建业当初没把李志伟赶出门去，原因在于两位老人不舍得李志伟，而如今老人均已下世，不久后，李建业把父母留下的两间房子卖掉走了，李志伟从此也就真正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没有住处，没有收入，又找不到工作，为了生存，李志伟曾在极度艰难时想到了卖血。可这次，因为他提供的身份证号不存在，血站拒绝采他的血。
这件事对李志伟的打击甚至比辞退他还要令他痛苦得多。他打电话给高洁：“高姐，你说为什么我无偿献血的时候就没人管我身份证号是真是假，可我生活无着，又不愿再做坏事，想卖血的时候就有人管了？我连卖血糊口的路都走不通呀！”手握听筒，高洁的心感到战栗！但除了安慰，她也一时说不出该怎么劝说他才好。
就在李志伟被餐馆辞退以后，高洁就着手帮助李志伟解决户口，打电话向有关部门咨询，专门与居委会、民政局和派出所的同事进行商议，但得到的答复难尽人意。派出所也有苦衷：“我们没有过这种先例。关于户口，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是可以随父，也可以随母，但他的父亲不承认他们的父子关系，只有找着他的亲生母亲，他的户口才能解决。”
人海茫茫，要找一个二十多年都没有音讯的人，谈何容易？
已经别无选择的李志伟，只好找到李建业：“你既然不承认我们是父子关系，那你必须告诉我，我究竟是谁的儿子？当初是你和我妈一起去的广州，你说她离开了你，那她到底去了哪里？”
直到此时，李建业才告诉李志伟生身父母的情况，原来，李志伟的母亲李秋月出生在北京的海淀区，但因为“文革”期间家庭受到冲击，李秋月和姐姐随着父亲被遣送回原籍河北定州。但李秋月经常回北京，与在北京的男同学赵某见面。1980年10月李秋月与赵某发生性关系后，李秋月怀孕。此后李秋月与李建业相识，1981年7月4日，到了临产阶段的李秋月在李建业的帮助下被送到北京市妇产医院，产下了李志伟。之后，李建业把李秋月和李志伟从医院接出后送到了定州。后来李秋月和李建业确立恋爱关系，就把李志伟寄养在李建业父母家后，两人去了广州做生意。后发生口角，她赌气离我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根据李建业所述，李志伟找到了北京市妇产医院。在那里，他查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但其他情况均已无可考证。
追寻一个普通生命的源头
根据李建业提供的河北定州的线索，2005年年底，高洁与李志伟一道赶赴河北定州，希望能从李秋月的老家得到关于她的消息。
通过定州市公安局，高洁和李志伟很快找到了李秋月的姐姐李月华，李月华现在定州市一个菜市场贩菜谋生，闻听是了解关于她妹妹李秋月的，话没开口便已泣不成声。她说：“我们家真的是受文革的害太深了，要不是文革，秋月也不会走这条路。秋月自小心气就高，我们又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她哪里甘心回老家种地当农民？那几年，父母相继去世，谁都顾不上管她，她也整天没在家里待过，坐火车到处流浪。那一年，她突然从北京回来，就带着这么个孩子回来，可还没有等家人把这件事问清楚呢，她又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李月华也见过李志伟这个所谓的“外甥”那还是在他刚刚出生不久，妹妹秋月带着回来的。可是没几天，秋月就带着孩子又去了北京，一去再也没回头。虽说她与李志伟之间还有着一种血缘关系，但毕竟二十来年杳无音信，两人之间的情感隔膜显而易见。谁也不敢相认，谁也无法相认。
李月华对于李志伟的了解，自从二十多年前的那一次分别便中断了，她无法接受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外甥。她不停地落泪：“苦啊，这孩子命苦啊。”之外，除了落泪，她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了解，李志伟还有一个舅舅在河北定州，当地的村委会主任也电话通知了他，但他最终没露面。
李月华所在村的村委会主任，与李秋月是本家，高洁试探着问：“不管怎么着，孩子是无辜的，再说，他妈妈李秋月毕竟是这个村的人，咱们这边”
话还没有说完，村委会主任便接过了话头：“按说我们是应该帮孩子一下，不冲别的，就冲你们与他不沾亲不带故的都还这么关心他，我们也该帮他。可是这毕竟是农村，添丁加户，不仅得分给他土地，还得给他批宅基地。这事，恐怕不好办。”说完，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们是想，只帮他把户口解决了，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他总得有身份证呀，现在没身份证，干什么也不行呀。”
“你们都是法院的，你们更应该知道这道理，办了身份证，上了户，又是男孩子，那他就是合法村民，我们不给他分地，他今天干，明天他还干吗？绝对不行，事情不大，可后遗症太大。谁都是好心，可是光有好心，也未必就能把事办好呀。”高洁点了点头，她知道无法去强求村委会主任做这些。
离开定州时，高洁和李志伟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拍下了一张照片，李志伟希望把母亲的故乡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回北京的路上，李志伟一言不发，仰着脸闭着眼说是怕晕车。他在想些什么呢？他的生活刚刚走上正道，但这接踵而至的打击，他的内心是否会再次面临崩溃的边缘？
李志伟曾经向高洁吐露心声说：我现在很怕寂寞，知道身边一起长大的伙伴一个个都工作、结婚，自己经常会深陷孤独。有时候，在街上看着身边走过的行人，我心里总在问自己“我是谁？我是谁呀？！”
此时的高洁已经深感两难。她是法官，但她不是立法者，面对神圣的法律，她也束手无策；但她又是一个法律的救赎者，面对身世坎坷的李志伟，她更是无法放弃。一个法官如果眼睁睁看着被自己苦心拉上岸的当事人因岸上无立锥之地，迫使他再次落水，那是对法官职业的亵渎，是对正义之神的亵渎。
高洁法官和李志伟依然没有放弃，他们还在为李志伟的户口奔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