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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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头谈吧，李弥将军脱险后，才发现余程万将军仍被扣押，于是，向昆明的攻势自然更趋猛烈，第四十四师师长石建中将军所部且进击到昆明以北，昆明城陷于四面包围，卢汉的抵抗一天比一天微弱，就在两度猛攻后的第三天，就是十二月十四日的那一天，余程万将军也被卢汉送了出来，大家的欢呼声，震动原野。
谁都以为余将军的恢复自由，是大局的转捩点，是的，余将军的恢复自由，是大局的转捩点，但那转捩点却使人昏眩，我们──包括李将军在内，都以为余程万将军将率领他的部下，继续和第八军并肩作战，攻克昆明，连上帝都想不到余将军脱险后，却悄悄的率二十六军向滇南撤退了。
余程万将军在胜利在望的时候，忽然率军撤退，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其中有什么内情，外边的传言太多了，我们并不相信，对于一个做部下的我，对我们的长官从不怀疑，我们只有希望将来历史家有一个公正的裁判，尤其是，余将军已经死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将军都要死在沙场，各人有各人的际遇，余将军是有福的，他的二十六军不但撤离昆明，而且一部份也很快的撤离云南，我不是说过我们是孤儿吗？民国三十八年我们便开始尝到孤儿的味道了。
第二十六军一撤，卢汉部队于介兴的一军也兼程赶到，我们反成了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局势，不得不也开始撤退，这是一场大悲剧的序幕，以后便是撤退复撤退，多少弟兄们的鲜血洒在滇南的土地上。我被连夜的推上车子，到了蒙自，第八军便在蒙自、建水、石屏一带布防，并将蒙自的飞机场重新修好，和政府取上联络。
我是于第二年，民国三十九年一月十四日，伤愈后随李弥将军和余程万将军飞往台湾的，到现在已十个年头了，只在报纸上看到台湾有很多进步和变化，但印象已经模糊，我唯一记得起的是，台北和曼谷一样，是一个升平的地方，但我并不后悔我没有住下来终其天年，在四国会议撤军的时候我可以堂堂正正到台北定居下来。不过我知道我们这些风尘满面的被人们称赞的战士，一旦真正的走到人们中间，并不会受到欢迎，何况是，我怎能离开那块强有力的土地。
在台湾，我每天为李弥将军整理资料，笔录他的指示，在包括往返在内的四天内，他参加三次最高军事会议，除提出报告外，并答覆询问，和接受指示，我是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但我却大略的知道会议的一切进行情形，和它的结论，最高长官最先询问李将军的意见，那就是说，第八军撤退到海南岛也可以，撤退到台湾也可以，都由李弥将军自己决定。
“你怎么回答，将军？”我问。
“我报告说，我愿留在云南，建立基地。”
就这样的，我们决定留在云南，和共军、和叛徒，作殊死战。
四天之后，就是民国三十九年一月十七日，我随着李弥将军，余程万将军，和当时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将军，张群先生，同机飞返云南，在海南岛途中，二十六军已有一个团撤到海口，余程万将军留下来整顿，我们继续飞到蒙自，蒙自那时还是二十六军的防地。因为李弥将军接受正在西康作战的胡宗南将军指挥的缘故，他第二天即将随顾张二位先生飞往西昌，于是，就在当天的夜间，李将军召集了一个通宵的军事会议，大家纷纷发言，回顾以往战役，面对着全国已完全沦陷，二十六军已撤走了一个团，剩下的也要于明天继续撤尽，第八军独撑危局的悲凉场面，谈到痛心处，无不泪声俱下。到了午夜，大厅上仍灯火辉煌，军事会议最紧张的时候，情报来了，报告共军陈赓越过文山，先头部队已接近芷村，正惊疑间，接着又来了一个情报，说并不是陈赓的部队，而只是当地土共，大家才安定下来，然而，事后才知道，那并不是土共，而是真正陈赓的部队，假设那时候大家得到的是这一项确实情报，该是多么好，那至少可以在心理上有一个准备，或许因此而免去元江城那一场浩劫，但是，本来是正确的情报却被错误的情报更正了，而以后再也没有情报续报，防守芷村的二十六军仓皇地撤退下来，他们急于乘机返台，连情报都来不及发了。
元江一战，应该是大陆上最后一战，结果是悲惨的，六万大军（包括第八军全军，二十六军的六分之五──他们只撤走了一个团）除了李国辉将军的那个团的一千人外，竟全军覆没，尸首和鲜血塞满了元江，便是铁石心肠，回忆起来，都会落泪，当时虽然昏昏噩噩，狼狈的逃出性命，如今检讨起来，却是历历可指。
如果当时曹天戈将军遵照着军事会议上的决定，可能不会有以后的结果，至少在背靠着中缅边区的南峤、车里的那个三角地区，我们退可以固守，进可以出击，昆明、百色，甚至重庆，便永远在我们的威胁之下。那将是第二个台湾，海上和陆上两把巨钳，将逐渐的把共产党的命脉钳断，尤其是，陆地上比较容易渗透，我们会号召更多的仁人志士参加我们的反共行列。可是，老天爷使我们的作战计划受到漠视，使我们落到草木皆兵的下场。
原来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卢汉的叛军不足虑，可虑的是陈赓的正规军，共军是一个打包围战的能手，那时候广西的百色已经沦陷，陈赓的大军一定向西挺进，经文山、河口、金平、江城，直趋车里，这样的，我们便全部被裹在他的口袋之中，只要轻轻的将口袋束紧，我们便插翅难逃了。所以，在当晚军事会议上，决定将主力东移，在芷村、文山、马关一带，和陈赓部队决战，陈赓部队从东北转战到西南，那是真正的强弩之末，势不可穿鲁缟，我们是可以打胜的，滇南至少可以安定一个时期，可以从容补充训练，如果战败，则大军迅速的撤到元江以南。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的分配情形，以后事实证明当时的决策是对的，但那要用六万人的生命去证明，怎不教人掩面悲恸。
原来的作战计划是：
驻蒙自的一师，南行十里，从蛮耗浮桥过元江，沿江向北急行军挺进，攻克元江县城，占领元江铁桥。驻开达的一个师和驻雄普的一个师，南下三十里，在水塘一带渡江，即行布防。驻石屏的那一个师则南下在水塘附近渡江。
然而，再好的计划抵不住气数──不要笑我迷信，一个经常和死亡为伴的人，我们惟有相信冥冥中自有主者，相信上苍一直像慈母样的在身旁看顾我们，我们的心头才能宁静。诸葛亮把司马懿围困在葫芦谷中，怒火遍山，却被大雨浇熄，那不是天意又是什么？我们全军覆没，大概也是如此，我想我们身上过重的罪谴，使我们痛苦的遭受毁灭。
第二天，是三十九年一月十八日，凌晨，军事会议结束，各将领返防，我被留下来，我想我留下来也是天意，使我能看到大陆上最后一战，是怎么开始的，和怎么结束的。也幸亏我留下，才能救出我的妻和我的孩子，两个孩子虽然以后终于也去了。但我已尽到我父亲的责任，啊，孩子！
李弥将军和顾张二位先生飞往西昌了，蒙自恢复平静，二十六军把装备收拾妥当，准备上飞机撤走，第八军的四十四师，在师长石建中将军率领下，进驻蒙自，预备明天正式接防，因为情报不灵，大家脑子里的判断是，大体上一切平安，卢汉的叛军被阻在十八寨附近，文山、芷村一带又不过是土共骚扰，而一月十八日那天，恰恰又是阴历年的除夕，云南气候，虽四季如春，但在心理上，总觉得要过年了，多少年来，伙伴们转战南北，难得有一个平静的除夕，于是，就在蒙自城，就在共军部队强行军向蒙自衔枚疾走挺进的时候，我们还兴高彩烈的在看演戏。
现在，我们回头谈吧，李弥将军脱险后，才发现余程万将军仍被扣押，于是，向昆明的攻势自然更趋猛烈，第四十四师师长石建中将军所部且进击到昆明以北，昆明城陷于四面包围，卢汉的抵抗一天比一天微弱，就在两度猛攻后的第三天，就是十二月十四日的那一天，余程万将军也被卢汉送了出来，大家的欢呼声，震动原野。
谁都以为余将军的恢复自由，是大局的转捩点，是的，余将军的恢复自由，是大局的转捩点，但那转捩点却使人昏眩，我们──包括李将军在内，都以为余程万将军将率领他的部下，继续和第八军并肩作战，攻克昆明，连上帝都想不到余将军脱险后，却悄悄的率二十六军向滇南撤退了。
余程万将军在胜利在望的时候，忽然率军撤退，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其中有什么内情，外边的传言太多了，我们并不相信，对于一个做部下的我，对我们的长官从不怀疑，我们只有希望将来历史家有一个公正的裁判，尤其是，余将军已经死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将军都要死在沙场，各人有各人的际遇，余将军是有福的，他的二十六军不但撤离昆明，而且一部份也很快的撤离云南，我不是说过我们是孤儿吗？民国三十八年我们便开始尝到孤儿的味道了。
第二十六军一撤，卢汉部队于介兴的一军也兼程赶到，我们反成了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局势，不得不也开始撤退，这是一场大悲剧的序幕，以后便是撤退复撤退，多少弟兄们的鲜血洒在滇南的土地上。我被连夜的推上车子，到了蒙自，第八军便在蒙自、建水、石屏一带布防，并将蒙自的飞机场重新修好，和政府取上联络。
我是于第二年，民国三十九年一月十四日，伤愈后随李弥将军和余程万将军飞往台湾的，到现在已十个年头了，只在报纸上看到台湾有很多进步和变化，但印象已经模糊，我唯一记得起的是，台北和曼谷一样，是一个升平的地方，但我并不后悔我没有住下来终其天年，在四国会议撤军的时候我可以堂堂正正到台北定居下来。不过我知道我们这些风尘满面的被人们称赞的战士，一旦真正的走到人们中间，并不会受到欢迎，何况是，我怎能离开那块强有力的土地。
在台湾，我每天为李弥将军整理资料，笔录他的指示，在包括往返在内的四天内，他参加三次最高军事会议，除提出报告外，并答覆询问，和接受指示，我是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但我却大略的知道会议的一切进行情形，和它的结论，最高长官最先询问李将军的意见，那就是说，第八军撤退到海南岛也可以，撤退到台湾也可以，都由李弥将军自己决定。
“你怎么回答，将军？”我问。
“我报告说，我愿留在云南，建立基地。”
就这样的，我们决定留在云南，和共军、和叛徒，作殊死战。
四天之后，就是民国三十九年一月十七日，我随着李弥将军，余程万将军，和当时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将军，张群先生，同机飞返云南，在海南岛途中，二十六军已有一个团撤到海口，余程万将军留下来整顿，我们继续飞到蒙自，蒙自那时还是二十六军的防地。因为李弥将军接受正在西康作战的胡宗南将军指挥的缘故，他第二天即将随顾张二位先生飞往西昌，于是，就在当天的夜间，李将军召集了一个通宵的军事会议，大家纷纷发言，回顾以往战役，面对着全国已完全沦陷，二十六军已撤走了一个团，剩下的也要于明天继续撤尽，第八军独撑危局的悲凉场面，谈到痛心处，无不泪声俱下。到了午夜，大厅上仍灯火辉煌，军事会议最紧张的时候，情报来了，报告共军陈赓越过文山，先头部队已接近芷村，正惊疑间，接着又来了一个情报，说并不是陈赓的部队，而只是当地土共，大家才安定下来，然而，事后才知道，那并不是土共，而是真正陈赓的部队，假设那时候大家得到的是这一项确实情报，该是多么好，那至少可以在心理上有一个准备，或许因此而免去元江城那一场浩劫，但是，本来是正确的情报却被错误的情报更正了，而以后再也没有情报续报，防守芷村的二十六军仓皇地撤退下来，他们急于乘机返台，连情报都来不及发了。
元江一战，应该是大陆上最后一战，结果是悲惨的，六万大军（包括第八军全军，二十六军的六分之五──他们只撤走了一个团）除了李国辉将军的那个团的一千人外，竟全军覆没，尸首和鲜血塞满了元江，便是铁石心肠，回忆起来，都会落泪，当时虽然昏昏噩噩，狼狈的逃出性命，如今检讨起来，却是历历可指。
如果当时曹天戈将军遵照着军事会议上的决定，可能不会有以后的结果，至少在背靠着中缅边区的南峤、车里的那个三角地区，我们退可以固守，进可以出击，昆明、百色，甚至重庆，便永远在我们的威胁之下。那将是第二个台湾，海上和陆上两把巨钳，将逐渐的把共产党的命脉钳断，尤其是，陆地上比较容易渗透，我们会号召更多的仁人志士参加我们的反共行列。可是，老天爷使我们的作战计划受到漠视，使我们落到草木皆兵的下场。
原来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卢汉的叛军不足虑，可虑的是陈赓的正规军，共军是一个打包围战的能手，那时候广西的百色已经沦陷，陈赓的大军一定向西挺进，经文山、河口、金平、江城，直趋车里，这样的，我们便全部被裹在他的口袋之中，只要轻轻的将口袋束紧，我们便插翅难逃了。所以，在当晚军事会议上，决定将主力东移，在芷村、文山、马关一带，和陈赓部队决战，陈赓部队从东北转战到西南，那是真正的强弩之末，势不可穿鲁缟，我们是可以打胜的，滇南至少可以安定一个时期，可以从容补充训练，如果战败，则大军迅速的撤到元江以南。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的分配情形，以后事实证明当时的决策是对的，但那要用六万人的生命去证明，怎不教人掩面悲恸。
原来的作战计划是：
驻蒙自的一师，南行十里，从蛮耗浮桥过元江，沿江向北急行军挺进，攻克元江县城，占领元江铁桥。驻开达的一个师和驻雄普的一个师，南下三十里，在水塘一带渡江，即行布防。驻石屏的那一个师则南下在水塘附近渡江。
然而，再好的计划抵不住气数──不要笑我迷信，一个经常和死亡为伴的人，我们惟有相信冥冥中自有主者，相信上苍一直像慈母样的在身旁看顾我们，我们的心头才能宁静。诸葛亮把司马懿围困在葫芦谷中，怒火遍山，却被大雨浇熄，那不是天意又是什么？我们全军覆没，大概也是如此，我想我们身上过重的罪谴，使我们痛苦的遭受毁灭。
第二天，是三十九年一月十八日，凌晨，军事会议结束，各将领返防，我被留下来，我想我留下来也是天意，使我能看到大陆上最后一战，是怎么开始的，和怎么结束的。也幸亏我留下，才能救出我的妻和我的孩子，两个孩子虽然以后终于也去了。但我已尽到我父亲的责任，啊，孩子！
李弥将军和顾张二位先生飞往西昌了，蒙自恢复平静，二十六军把装备收拾妥当，准备上飞机撤走，第八军的四十四师，在师长石建中将军率领下，进驻蒙自，预备明天正式接防，因为情报不灵，大家脑子里的判断是，大体上一切平安，卢汉的叛军被阻在十八寨附近，文山、芷村一带又不过是土共骚扰，而一月十八日那天，恰恰又是阴历年的除夕，云南气候，虽四季如春，但在心理上，总觉得要过年了，多少年来，伙伴们转战南北，难得有一个平静的除夕，于是，就在蒙自城，就在共军部队强行军向蒙自衔枚疾走挺进的时候，我们还兴高彩烈的在看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