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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囊的债权人与嚣张的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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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大学金一南将军曾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什么叫战略威慑?一是你要有实力,二是你要有决心使用这种实力,三是你要让对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实力!”

    战争的核心目的在于掠夺财富,货币战争较传统战争更为“文明”之处在于,它是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而达成掠夺财富的目的。制止货币战争的唯一手段就是让挑起战争的一方确信发动战争的成本高于战争的收益。

    2010年10月13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世界知识论坛”中,两位世界级的学者保罗克鲁格曼与尼尔弗格森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国国债市场是否能够承受中国抛售”的激烈辩论。

    在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看来,美联储即将开始的第二轮印钞计划的核心是更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而最大的隐忧是美国国债投资人将丧失对国债的信心,从而引发美国国债被抛售。

    克鲁格曼则认为第二轮印钞计划的关键就是迫使储蓄者花钱消费,以刺激经济复苏,否则他们就必须承受财富被侵蚀的后果。至于中国等美国债权人并不值得担心,美国财政赤字也不是问题,他认为债权国不可能抛弃美国国债。他甚至强调,即便是在这些国家抛售美国国债时,美联储也可以照单全收。

    对于债权人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弗格森表示忧虑,而克鲁格曼觉得无所谓,克鲁格曼的乐观真的站得住脚吗?

    在美国经济复苏并未暴露出明确的危险信号时,突如其来地宣布“第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确实显得非常突兀,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美国做出了这样一种严重冲击全球外汇市场的选择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信用扩张的坍塌。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来,高度负债的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富损失高达13万亿美元,官方失业率接近10%,真实失业率达到18%。在财富损失和实际收入及收入预期下降的双重压迫之下,消费者被迫开始提高储蓄率,削减消费和偿还债务。2009年,美国私人部门的信用收缩了1。8万亿美元。

    如果我们把经济比作一部庞大的水车,那么信用扩张就是推动经济齿轮转动的水流。当信用扩张停滞甚至收缩,经济齿轮的转动就会停止或反转。经济齿轮正转则创造财富,如果反转则如同吞噬财富的绞肉机。

    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开始坍塌,引发了伯南克的恐慌,因为他本人就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专家,曾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坐视通货紧缩的“恐怖经历”再现。他长期以来的誓言就是如果出现这种苗头,他的应对之道就是“借钞票、印钞票、花钞票”甚至从直升机上撒钞票来促使人们花钱,以“恐怖的通胀”来对抗“恐怖的通缩”以至于荣获了“直升机上的伯南克”的雅号。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2009年,当美国私人部门信用收缩时,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开始激增,其扩张规模高达1。8万亿美元,抵消了私人部门的信用坍塌,这样才使美国经济维持了增长。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政府信用扩张的刺激效力已基本用尽,美国经济复苏的力量已呈强弩之末,政府债务的猛烈扩张没能有效激活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重新启动。

    这就是第二轮印钞行动的原因。美联储通过将债务货币化,再次向经济体注射信用扩张兴奋剂。

    所以,克鲁格曼的自信似乎很有道理。既然美联储决心印刷6000亿美元来全力购买国债,那么中国如果抛售一部分国债应该不会对国债市场造成什么重大冲击。但弗格森的思虑更加长远,美国国债约一半规模的融资要仰赖国外投资人,而中国手中攥着全世界近1/3的外汇储备,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数一数二的大买家之一,其巨大的资本实力和心理势能,将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氛围产生重大影响。在突发的事件中,中国的行为,甚至心理暗示,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链式反应,从而引发国债市场的灾难。

    截至2010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负债总额已突破13万亿美元大关。美国国债目前已达到gdp的90%,若至gdp的150%,将有极大的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5年,美国国债规模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9。6万亿美元。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5年中,如果美国要新增6。6万亿美元的国债,其中3。3万亿美元的融资要仰赖外国投资人,而手握世界外汇储备总量近1/3的中国的分量可想而知。

    根本不必去想象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情形,人们只需要去推测假如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的后果,那就是美国只能借助第三轮甚至第四轮印钞行动了,而且规模会一次比一次大。如果这次第二轮印钞行动就已经严重冲击世界外汇市场,以致各国货币战争烽烟四起,人们还能设想下一次的景象吗?那时,还会有人愿意或敢于持有美元资产吗?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被颠倒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在世界史上,人们很少看到过如此扭曲和畸形的关系。最大的债务人向最大的债权人提出一系列苛刻的条件,而且还动辄以惩罚来威胁。

    债权人的被动不是由于实力不够,而是使用实力的决心不够,至少没有让债务人相信这一点。

    人民币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除了货币自身的因素和心态的因素,还必须考虑到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