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物资与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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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南汉宸在陕甘宁边区以食盐作为“贸易战略武器”一样，山东根据地工商局把海盐、花生油这两样根据地富有而敌占区急需的战略物资，作为进行贸易斗争的主要武器。
过去政府没有统一机构来管理海盐，由盐商中间转手倒卖，剥削两头的生产商和消费者，加上政府的高盐税导致盐民偷税抗税，引起很大的矛盾。海盐由工商局专卖后，赶走中间盘剥的盐商，由工商局的盐店统一收购，同时减低盐税，鼓励老百姓加入食盐的生产和运输，并保证他们的合理收入。工商局制定了特别的销售策略，越靠近敌占区，盐价越高，在与敌占区接壤的地区，盐价提高了50%。这种梯次盐价的设计相当巧妙，既保证了根据地核心区的盐价低廉，有利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又使得敌占区获得食盐的代价大幅提高，从而最大可能地增加根据地收入。
花生油是上海市场的必需品，工商局收购后，以私商的身份销售到上海，换回根据地需要的工业用品，包括印钞票的纸张器材和军用物资。上海的日军对花生油的来源心知肚明，但因为上海市场需要，竟也不得不暗中保护。
由于工商局采取有利的贸易政策，实行战略物资专卖，根据地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换回根据地急需的各种商品。这样工商局对北海币的币值与物价稳定，控制起来得心应手，积极支持了货币斗争。
谁控制了战略物资，谁就控制了贸易的货币结算权。法币稳定时就用法币结算，法币贬值后又用伪币结算，伪币贬值后根据地限定物资交易必须用北海币完成，这样敌占区的商家不得不持有一定的北海币，而后来这些商家也认识到北海币比敌占区货币稳定保值，因此很乐意持有，北海币就这样深入敌占区并扎下根来。山东根据地已经发现了北海币作为敌占区的“外汇储备”将能够有效调动敌占区的资源为我所用，这就是一种变相的“铸币税”收益，这与美国的美元国际货币战略的设计几乎同步。
如果老一辈的货币与贸易高手今天仍然健在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以中国控制下的核心战略物资（如稀土资源）为基础，打出一套漂亮的金融组合拳。想用中国的稀土吗？可以，但条件是必须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从而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储备需求，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经过货币与贸易实践，山东根据地从抵制法币、保护物资的防御战，转入了扩张北海币的流通域、套购敌占区物资的战略反攻，大大提高了根据地货币战争的作战能力，为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使山东根据地成为各个解放区中最富庶的地区，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解放战争初期，在一次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见到薛暮桥时说，国民党派70万大军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移驻山东，山东的负担很重。山东要负担多少脱产军政人员？薛暮桥请薄一波估计一下，薄一波猜大约有70万人，薛暮桥笑答说有90万人！薄一波听后十分惊讶，他没有想到山东根据地的财政实力居然如此之强。11
薛暮桥在山东根据地的实践中，积累了货币发行的宝贵经验，为几年后人民币独立于金银发行，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8年，中共开始讨论人民币发行政策，薛暮桥关于货币独立的观点受到了很大质疑。当时延安过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地没有金银储备，又得不到美元英镑等强势货币的支持，如果再切断与法币的联系，不可能保持物价的稳定。
薛暮桥则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由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完全可以摆脱和金银、外汇的关联。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发生关联，根据地的经济将很容易受到敌人的影响。“有的地区（如华中），前几年虽然没有停用法币，而他们因法币不断贬值，就不断改变本币同法币之间的比价，以保持本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稳定。但是在山东和晋冀鲁豫，则在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停用法币，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12
1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国民党带走了国库中的全部黄金白银，如果人民币与金银挂钩，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国民政府在币制改革时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于是，共产党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冻结金银定价，使之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这是此后数十年中国金银管制政策的开端。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历史上明清和国民党政府因为掌握不了白银供应而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不与金银和外汇挂钩，摆脱了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列强对中国货币、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
人民币脱离金银独立发行，这是当时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货币控制的现实选择，体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今天，在人民币与美元绑定的情况下，美元由于债务负担过重而不得不长期贬值，当面临丧失世界货币地位时，如果美元未来选择以“改进版金本位”的方式重新与黄金挂钩，以强化美元信用，由于中国的黄金储备严重偏低，则人民币的战略态势将十分不利。
人民币的未来究竟是否要与美元挂钩，还是独立自主地创造崭新的货币发行模式，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同南汉宸在陕甘宁边区以食盐作为“贸易战略武器”一样，山东根据地工商局把海盐、花生油这两样根据地富有而敌占区急需的战略物资，作为进行贸易斗争的主要武器。
过去政府没有统一机构来管理海盐，由盐商中间转手倒卖，剥削两头的生产商和消费者，加上政府的高盐税导致盐民偷税抗税，引起很大的矛盾。海盐由工商局专卖后，赶走中间盘剥的盐商，由工商局的盐店统一收购，同时减低盐税，鼓励老百姓加入食盐的生产和运输，并保证他们的合理收入。工商局制定了特别的销售策略，越靠近敌占区，盐价越高，在与敌占区接壤的地区，盐价提高了50%。这种梯次盐价的设计相当巧妙，既保证了根据地核心区的盐价低廉，有利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又使得敌占区获得食盐的代价大幅提高，从而最大可能地增加根据地收入。
花生油是上海市场的必需品，工商局收购后，以私商的身份销售到上海，换回根据地需要的工业用品，包括印钞票的纸张器材和军用物资。上海的日军对花生油的来源心知肚明，但因为上海市场需要，竟也不得不暗中保护。
由于工商局采取有利的贸易政策，实行战略物资专卖，根据地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换回根据地急需的各种商品。这样工商局对北海币的币值与物价稳定，控制起来得心应手，积极支持了货币斗争。
谁控制了战略物资，谁就控制了贸易的货币结算权。法币稳定时就用法币结算，法币贬值后又用伪币结算，伪币贬值后根据地限定物资交易必须用北海币完成，这样敌占区的商家不得不持有一定的北海币，而后来这些商家也认识到北海币比敌占区货币稳定保值，因此很乐意持有，北海币就这样深入敌占区并扎下根来。山东根据地已经发现了北海币作为敌占区的“外汇储备”将能够有效调动敌占区的资源为我所用，这就是一种变相的“铸币税”收益，这与美国的美元国际货币战略的设计几乎同步。
如果老一辈的货币与贸易高手今天仍然健在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以中国控制下的核心战略物资（如稀土资源）为基础，打出一套漂亮的金融组合拳。想用中国的稀土吗？可以，但条件是必须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从而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储备需求，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经过货币与贸易实践，山东根据地从抵制法币、保护物资的防御战，转入了扩张北海币的流通域、套购敌占区物资的战略反攻，大大提高了根据地货币战争的作战能力，为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使山东根据地成为各个解放区中最富庶的地区，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解放战争初期，在一次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见到薛暮桥时说，国民党派70万大军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移驻山东，山东的负担很重。山东要负担多少脱产军政人员？薛暮桥请薄一波估计一下，薄一波猜大约有70万人，薛暮桥笑答说有90万人！薄一波听后十分惊讶，他没有想到山东根据地的财政实力居然如此之强。11
薛暮桥在山东根据地的实践中，积累了货币发行的宝贵经验，为几年后人民币独立于金银发行，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8年，中共开始讨论人民币发行政策，薛暮桥关于货币独立的观点受到了很大质疑。当时延安过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地没有金银储备，又得不到美元英镑等强势货币的支持，如果再切断与法币的联系，不可能保持物价的稳定。
薛暮桥则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由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完全可以摆脱和金银、外汇的关联。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发生关联，根据地的经济将很容易受到敌人的影响。“有的地区（如华中），前几年虽然没有停用法币，而他们因法币不断贬值，就不断改变本币同法币之间的比价，以保持本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稳定。但是在山东和晋冀鲁豫，则在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停用法币，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12
1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国民党带走了国库中的全部黄金白银，如果人民币与金银挂钩，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国民政府在币制改革时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于是，共产党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冻结金银定价，使之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这是此后数十年中国金银管制政策的开端。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历史上明清和国民党政府因为掌握不了白银供应而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不与金银和外汇挂钩，摆脱了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列强对中国货币、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
人民币脱离金银独立发行，这是当时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货币控制的现实选择，体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今天，在人民币与美元绑定的情况下，美元由于债务负担过重而不得不长期贬值，当面临丧失世界货币地位时，如果美元未来选择以“改进版金本位”的方式重新与黄金挂钩，以强化美元信用，由于中国的黄金储备严重偏低，则人民币的战略态势将十分不利。
人民币的未来究竟是否要与美元挂钩，还是独立自主地创造崭新的货币发行模式，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