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节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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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达会馆的时候,谭嗣同不在,门房说谭先生一小时以前出去了,一个人走的,没说去哪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等了一阵,只好留下“有急事,回来时务请跟我们联络”的条子,离开会馆。他们决定留条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谭嗣同一回来,立刻可以离开会馆去找他们,这样也减少了他待在会馆的时间——会馆太不安全了。
四个人回到了日本公使馆,天已经很晚了。林权助不在,他们去看了梁启超,谈话间,使馆的一个日本职员走进来,说英国大使馆来消息,张荫桓家昨天来了十多个人,说抓康有为,却抓错了人,抓了一个姓戚的,证明了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同情维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总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长,他的官做得已经很大,不需要另外跟这些新人结盟。他做过到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钦差大臣,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岁庆典的中国代表,他不赞成李鸿章的过分亲俄政策,使李鸿章对他不满;他跟光绪皇帝比较近,他见光绪,时间往往超过规定,引起西太后对他的猜忌。他是当时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个人,在外国住过,知道外国民情风俗,也知道中国必须现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为变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编成了西学富强丛书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国人注意。在变法这年春天,德国亲王来,在礼节方面,他主张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国际礼节,守旧大臣反对,可是光绪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风,使人认为康有为的变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见光绪,由他带进宫,他照国际礼节,跟伊藤博文握手,挽伊藤上殿,被西太后在帘子后面看到,认为他勾结伊藤博文,那么亲热就是证据!所以这次大风波,他也被卷在里面。
夜深以后,浏阳会馆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大家决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八月九日,西历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城是一个阴天,平山周一夜没睡好,索性早点起来,五点钟他就叫醒了他们,穿好去外城。他们走进客厅,准备从客厅走出去,在客厅里,看到梁启超,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一夜没睡。梁启超从怀里拿出三张写好的信,一个信封,交给平山周。
“我不能亲自劝他来,只好再写一封信,尽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说明昨天他以赵氏孤儿的例子,来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难成立的,麻烦你们看一下,转给他。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号是驴,有股驴脾气,很难听人劝,同湖南人办事,你最好提出资料、理由、暗示,让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认为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劝的结果,这样他的驴脾气,才不会弄糟事情。”
平山周接过了信,和三个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说:
“梁先生写得真好,我们一定尽最大的说服工作,去劝他来。”
“劝不来,也把他绑架绑来。”粗线条的桃太郎插口说。
大家都笑了,严肃的空气稍微缓和了一下。
四个人到浏阳会馆的时候,正值谭嗣同在。谭嗣同首先为他没回话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启超的信,然后当众人的面把它烧了。
“我不想从这封信上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推测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馆。”谭嗣同解释说“请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谢谢梁先生的好意、也谢谢你们的好意。”
“谭大人,”平山周说“梁先生交代我们,务必请谭大人不做无谓的牺牲。梁先生甚至说,如蒙谭大人谅解,不妨勉强谭大人一下。”
谭嗣同笑起来“怎么勉强法?我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可能你们误会了。”
“所谓勉强,”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们四个人拥着谭大人一起走。”
谭嗣同笑着“我所以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因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谭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国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们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并且,开句玩笑,你们想在中国搞绑架,这太像帝国主义了,把人绑到公使馆?你太不守国际公法!”
“对清政府守什么国际公法?他们还不是在伦敦绑架孙文?”可儿长说。
“结果不是闹了大笑话?这种人,你们可丢不起。并且他们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绑架中国人,这怎么行?”
“噢,我们是日本人!我忘了我们是日本人了。”可儿长摸着脑袋。
“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国,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险了。”谭嗣同笑着。
“危险什么?”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时候日本人认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仍旧认为你是日本人,那时候你又是什么?”
平山周猛转过头来,望了可儿长一下,一阵狐疑从他眼神里冒了出来。平山周转过头来,对着谭嗣同:
“那时候又是什么?是在中国的帮助中国在困难时争取独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会否定我,中国人也不会。”
“不会吗?你太乐观了吧?”谭嗣同冷笑了“你说这话,证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国来往的历史了。历史上,在中国困难的时候,你们日本从来没有帮助过它。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帮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国人朱舜水到日本来请求帮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户侯的尊礼,帮助日本改进政治经济教育,等于是国师,可是他孙子后来从中国去看他,日本竟不许他们祖孙会面。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难的时候,日本都不帮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国帮日本忙。宋朝末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从国与国的立场来说,日本人实在欠中国的、日本实在缺乏帮中国忙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就根本不简单,所以,我劝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这么说,我们跑到中国来干什么?这么大早跑到浏阳会馆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帮助中国人呀!”谭嗣同笑着。
“不是说没有帮中国忙的传统吗?”
他们到达会馆的时候,谭嗣同不在,门房说谭先生一小时以前出去了,一个人走的,没说去哪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等了一阵,只好留下“有急事,回来时务请跟我们联络”的条子,离开会馆。他们决定留条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谭嗣同一回来,立刻可以离开会馆去找他们,这样也减少了他待在会馆的时间——会馆太不安全了。
四个人回到了日本公使馆,天已经很晚了。林权助不在,他们去看了梁启超,谈话间,使馆的一个日本职员走进来,说英国大使馆来消息,张荫桓家昨天来了十多个人,说抓康有为,却抓错了人,抓了一个姓戚的,证明了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同情维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总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长,他的官做得已经很大,不需要另外跟这些新人结盟。他做过到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钦差大臣,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岁庆典的中国代表,他不赞成李鸿章的过分亲俄政策,使李鸿章对他不满;他跟光绪皇帝比较近,他见光绪,时间往往超过规定,引起西太后对他的猜忌。他是当时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个人,在外国住过,知道外国民情风俗,也知道中国必须现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为变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编成了西学富强丛书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国人注意。在变法这年春天,德国亲王来,在礼节方面,他主张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国际礼节,守旧大臣反对,可是光绪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风,使人认为康有为的变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见光绪,由他带进宫,他照国际礼节,跟伊藤博文握手,挽伊藤上殿,被西太后在帘子后面看到,认为他勾结伊藤博文,那么亲热就是证据!所以这次大风波,他也被卷在里面。
夜深以后,浏阳会馆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大家决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八月九日,西历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城是一个阴天,平山周一夜没睡好,索性早点起来,五点钟他就叫醒了他们,穿好去外城。他们走进客厅,准备从客厅走出去,在客厅里,看到梁启超,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一夜没睡。梁启超从怀里拿出三张写好的信,一个信封,交给平山周。
“我不能亲自劝他来,只好再写一封信,尽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说明昨天他以赵氏孤儿的例子,来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难成立的,麻烦你们看一下,转给他。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号是驴,有股驴脾气,很难听人劝,同湖南人办事,你最好提出资料、理由、暗示,让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认为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劝的结果,这样他的驴脾气,才不会弄糟事情。”
平山周接过了信,和三个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说:
“梁先生写得真好,我们一定尽最大的说服工作,去劝他来。”
“劝不来,也把他绑架绑来。”粗线条的桃太郎插口说。
大家都笑了,严肃的空气稍微缓和了一下。
四个人到浏阳会馆的时候,正值谭嗣同在。谭嗣同首先为他没回话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启超的信,然后当众人的面把它烧了。
“我不想从这封信上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推测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馆。”谭嗣同解释说“请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谢谢梁先生的好意、也谢谢你们的好意。”
“谭大人,”平山周说“梁先生交代我们,务必请谭大人不做无谓的牺牲。梁先生甚至说,如蒙谭大人谅解,不妨勉强谭大人一下。”
谭嗣同笑起来“怎么勉强法?我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可能你们误会了。”
“所谓勉强,”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们四个人拥着谭大人一起走。”
谭嗣同笑着“我所以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因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谭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国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们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并且,开句玩笑,你们想在中国搞绑架,这太像帝国主义了,把人绑到公使馆?你太不守国际公法!”
“对清政府守什么国际公法?他们还不是在伦敦绑架孙文?”可儿长说。
“结果不是闹了大笑话?这种人,你们可丢不起。并且他们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绑架中国人,这怎么行?”
“噢,我们是日本人!我忘了我们是日本人了。”可儿长摸着脑袋。
“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国,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险了。”谭嗣同笑着。
“危险什么?”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时候日本人认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仍旧认为你是日本人,那时候你又是什么?”
平山周猛转过头来,望了可儿长一下,一阵狐疑从他眼神里冒了出来。平山周转过头来,对着谭嗣同:
“那时候又是什么?是在中国的帮助中国在困难时争取独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会否定我,中国人也不会。”
“不会吗?你太乐观了吧?”谭嗣同冷笑了“你说这话,证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国来往的历史了。历史上,在中国困难的时候,你们日本从来没有帮助过它。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帮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国人朱舜水到日本来请求帮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户侯的尊礼,帮助日本改进政治经济教育,等于是国师,可是他孙子后来从中国去看他,日本竟不许他们祖孙会面。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难的时候,日本都不帮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国帮日本忙。宋朝末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从国与国的立场来说,日本人实在欠中国的、日本实在缺乏帮中国忙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就根本不简单,所以,我劝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这么说,我们跑到中国来干什么?这么大早跑到浏阳会馆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帮助中国人呀!”谭嗣同笑着。
“不是说没有帮中国忙的传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