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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民从卢运启家出来以后，又赶到教堂街负责印刷和发行工作的谷音同志家里，协助他印了大半宿传单，后半夜三点才回到花园街住处。翻墙进屋以后，顾不得脱衣服，就囫囵个儿躺在床上了。原想眯一觉就起来，谁知太累啦，头一挨枕头就睡了过去。等到睁开眼睛时，那厚厚的窗帘缝隙已透迸一线金黄色的阳光。他忙掏出压在枕头底下的手表一看，哎呀，七点一刻！离上班时间只有四十几分钟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洗了一把脸，空着肚子就跑出了屋门。
他今天本想早一点去，因为新任的日本副校长昨天到校了。这不是一般的副校长，他名叫玉旨一郎，原来竟是日酋玉旨雄一的亲侄子。
整个黑龙江省和那么大的哈尔滨市重要机关有的是，玉旨雄一为什么单单把他侄子派到一所中学来？这个谜目前谁也解不开。
当然，那时候中学也很重要，当个中学首脑也不简单，在县城里可以和县太爷平起平坐，在哈尔滨也可以处处出头露面。因为整个哈尔滨当时只有一所大学三所中学。而一中又是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中学。所以一般来说并不太低气。但无论怎么说这里终究是所学校啊！讲统治也只能统治一所大楼，一片操场，四十多位教职员，六百多名学生，如此而已。
但是他却来了。他来干什么？人人都在思考，王一民更不例外。现在他走在路上还在琢磨他的眼前又出现了这个日本人。
昨天，全校教职员都集中在会议室里，等候欢迎这位新来的外国统治者。通知下午一点来。但是按以往的惯例，这种人物出场总要晚一会儿，用以显示他那可以左右一切的权势。所以一点快到了，大家还在仁一堆俩一伙地闲聊。等到挂在墙上的大壁钟“当”地敲了一响的时候，人们还像没听见一样。屋里人没听见，外面的人可听见了。这一响就像开门钟一样，门随着钟声开了。走进来两个人。这两人个头差不多，都有一米七八高。走在前边的三十多岁，后面跟着的有五十多岁。
这两个人一进来，乱糟糟的屋子立刻鸦雀无声了。因为后面跟进来的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就是本校校长孔庆繁。走在他前边的是谁那就不间而知了。
大家都面无表情地看着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两个人。
五十多岁的孔庆繁看上去好像有六十多岁。他腰已经有些直不起来了，两腮深陷，黄色的长脸上挂了一层灰蒙蒙的烟容。西装虽然很新鲜，却掩盖不住他那一身暮气。
那个日本人比他年轻得多，可是后背也有点驼了，真像要和老孔头子配对一样。他的脸色是纯亚洲人的淡黄色，圆脸，鼻子比一般日本人的要大。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贬称叫“小鼻子”这对他就不适用。他鼻子不但大，鼻头也很圆，配上他那厚嘴唇，倒比较协凋。他戴了一副茶色的眼镜，使人看不大清他的眼睛。王一民从远处看见过他的叔叔，那是一个矮个子。可他这个侄子却不矮。他叔叔穿的是中国服装，他也穿了一件浅灰色的毛布长衫。冷眼看去真像是个中国人，长相和气质都像。
孔庆繁先开了口，他指着身旁的日本人说：“诸位同仁，我先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新任命的副校长，玉旨一郎先生。”
还没等大家有所表示，玉旨一郎先深深地鞠了一躬。
大家没想到他会行这样一个见面礼。日本人是好行礼的，但那是在一般情况下，现在这是来统治学校呀，是要君临一切的。可是他竟行起礼来。弄得在场的教职员措手不及，有的也就跟着行上礼了，有的还按照原来的想法拍巴掌，也有的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即没行礼也没拍巴掌。结果巴掌拍的稀稀落落，站的人也七高八低。
孔庆繁见这乱糟糟的样子忙摆摆手说：“诸位静一静，现在我们请玉旨副校长训话。”
玉旨一郎笑了，他的牙也很大，一笑露出一排板牙。他笑着说——他说的中国话竟也和他叔叔一样纯正，无疑问这也是个小中国通了。
“敝人今天初到贵校。”说完这第一句话，他又笑着摇头说“不对，不能说贵校，得说我们的学校。”
他这句话把大伙都说得脸上有了点笑模样，紧张、敌对的情绪有些缓和了。
“敝人才来，说不出什么，更谈不到训话。咱们来日方长，以后还要请诸位同事多多指教。”说完这句话他又行了个礼。
大家都静静地看着他，想听他再讲下去。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于听日本侵略者念的那一套喜歌了。“什么日满协和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互相提携，以建设王道乐土之满洲乐园”等等。凡是日本侵略者都练会了这一套。那些来学校“视察”、参观的日本人也都这么讲。因此大家也想等他把这套歌念完。谁知他却把嘴闭上了，再也没有张开的意思。
会议室里静静的，教职员们更没谁想开口“。
玉旨一郎呆呆地站在那，一动不动，不知他在想什么，脸上甚至表露出一种苦相。
还是老校长孔庆繁打破了这窘境。他向王旨一郎一呲牙说：“同事们都在等着听副校长训话，您就不必客气了。”
‘不，不是客气，今天不能讲。“他举起双手说，”敝人是来和诸君共同研究教育，共同办学的，所以我们来日方长，来日方长。“一边说着他竟扭头向门外走去。
屋里人都愣在那里了。
王一民心里在纳闷：“来日方长”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王一民在马路上一边紧走一边想。可是他想不明白，他摸不着这个日本人的底。但是有一点他是明确的：来者不善，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阵以待。这就是他今天怕迟到的主要原因。在敌人注视的地方，最好能随大流流过去，只有平时隐蔽得好，才能在需要的时候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王一民走到石头道街“白露”小吃铺的时候，时针指到七点四十五分上。这里离学校几步路，还能进去吃口早点。他一边掏出手绢擦头上的汗水，一边推开门走了进去。屋里没有几个顾客了，这时正是早点刚过，人稀客少的时候。小吃铺主人老何头戴着花镜，坐在柜台里算账。听见门响，一抬头，见是王一民，便急忙向他招手。这不是一般的打招呼，因为他一边招手一边点头，又不断地挤咕着眼睛，脸上还有一股神秘的表情。王一民忙向他走去。
老何头先问了一句：“王先生，您吃什么？”
“来个夹肉面包。我得快走，要上课了。”王一民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老何头，他知道这老头儿一定是有什么新闻之类的东西要告诉他。
“好，就妥。你是得赶快到学校看看去。”老何头一边往面包里塞切好的酱牛肉，一边把脑袋探出来，悄声地说，‘你们学校不知出了什么事，警察厅的屁驴子开来一串，警察和便衣来了一群。你可得多加小心哪！这年月好人没好报哇！“
王一民听着心里怦然一动，他首先想到的是：学校的党、团组织和反日会的活动是不是出了毛病？尤其是团组织，最近由团省委书记刘勃直接抓，组织发展得很快，活动也比较多，是不是有什么疏忽大意的地方？想到这里，他心里非常着急。他一边把夹肉面包拿到手，一边对老何头说：“谢谢你。钱记账上，我得快走。”
老何头连连点头。
王一民顾不得再吃面包了，他走出小吃铺，把面包塞进兜里，就快步向学校奔去。
王一民来到学校那栅栏式铁大门前，隔着门往操场一看，只见满操场站的都是学生，却不见一个老师，也没有警察和便衣。操场上的气氛和往日大不相同。往日这样六百多青年聚在操场上，只要没有列队开会，嬉笑打闹声早就飞上了天。今天却没有人大声喧闹，听不见笑语，看不见跑跳。学生们仁一堆俩一伙在窃窃私语，也有的站在那里默默无言。这一切情景都告诉王一民：真的出了事，而且是不小的事。
出了什么事？必须赶快弄清楚。王一民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一进门就是传达室。传达室和整个学校大楼是同时修起来的，风格完全一致，都是俄国古典的建筑风格，对称、均衡，形式严谨，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整个楼是白色的，窗是绿色的，楼前是一排整齐的加拿大钻天杨，枝叶向上，一直钻过楼顶。大楼呈凹字形，当中是一片操场。
传达室是一座俄式平房，里面有两个房间，老传达李贵和他的老伴吴素花就住在里间屋里。自从修建这座学校，李贵就来了，无论朝代怎样改换，他都不动地方。他是这个学校的一本活字典，所以教职员工都很敬重他，他也处处想着学校。“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飞机在哈尔滨上空打转，教员不来上课，学生不来上学。他把大铁门一锁，拎条棒子在大铁门里一站，居然没让大楼损失一砖一瓦；没让玻璃打碎一条一块。
王一民来到一中第一个接近的人就是这位老传达。他经常和他聊天，回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替他给早年毕业的同学写回信，有那么多人来信问候他，祝福他。
老传达是王一民在一中发展的第一个反日会会员。他人会以后和王一民就更亲了，精神头也更足了。在很短时间内，老李贵就在伙房和勤杂人员中发展了六个反日会员，里面包括他的老伴吴素花。接着，他又在校外街道上发展了八个。他自己担任这两个反日会小组的组长，只有他一个人和王一民保持着联系。王一民对这位老人是完全信任的，正在培养他加入党组织。
今天，王一民一进学校大门，首先就向传达室望去。只见李贵正站在玻璃窗里向他点头示意。他便一闪身进了传达室。
李贵没和他讲话，一点头进了里屋，王一民马上跟了进去。
里屋只有李贵的老伴吴素花，这是位山东大嫂。年轻时候流落在哈尔滨街头“缝活儿”当时哈尔滨干这行的妇女到处都有，因为她们缝的多半是破衣烂衫，找她们缝活儿的也多半是穷人，所以又管她们叫“缝穷的”她们走大街串小巷，无论走到哪里，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因为不论年轻媳妇和小脚老太太，穿的都是带大襟的蓝褂子，下身是扎腿带的青裤子，头上还都梳着个疙瘩髻。不了解情况的人真以为她们穿的是指定的制服，梳的是规定的发式呢。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传统的习惯而已。
李贵是个老跑腿子，一直到三十岁还没成家。那时吴素花还是个年轻姑娘，姑娘本来梳大辩，但一缝上活儿，吃上这碗饭，姑娘也得梳上疙瘩髻。她经常到一中来给学生缝活儿，地点就在传达室。每逢她来，李贵都热情帮助，为她到学生中去揽活、送活，天长日久，热情就变成了爱情，一年后就结婚了。用一句时髦的叫法，两人还是自由恋爱结婚呢。结婚后，吴素花不缝活儿了，帮助李贵看传达室。李贵不在的时候，找人、接电话、收发信件，她都能干。慢慢地学校也就承认她是正式传达了。学生管李贵叫老传达，管她叫“二传达”两人对学校都是一样的忠心耿耿。
当李贵领着王一民进屋的时候，吴素花正在给学校的厨师缝围裙。李贵冲着她扬扬下巴儿，吴素花会意一点头，便立刻拿着围裙到外屋去了。
“王老师，学校出事了！”
“什么事？”
“礼堂里挂的那张‘康德’大相片上的两只眼睛让人抠下去了！”
王一民听了一愣，这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李贵说的这个“康德”就是傀儡皇帝溥仪。他在粉墨“登基”的时候，将大同伪国号改为康德，有些人也就以此来称呼他了。就像称他的老祖宗福临为顺治，玄烨为康熙那样。
“还贴上了标语。”李贵接着说道“两条子，都是对着新来的鬼子副校长去的。”
王一民双眉紧蹙地听着。他感到这简直像那次“纪念碑”行动的翻版，使玉旨雄一叔侄二人受到了同样的“欢迎”但那次是经过认真讨论，周密计划以后才干的。这次呢是不是自发的？或者还是肖光义和罗世诚两人干的？但他们俩是团员，团员要采取这样大的行动总是要经过团组织批准的，那样刘勃也会和自己商量啊，现在却一点也不知道。王一民想到这里，不由得轻轻地说了一句：“这事是谁于的呢？”
“不知道。”老李贵摇摇头说“要是咱们反日会想干这事，事前总得和你商量，经你点头才能干。”
“我知道。”
“现在他们把教职员都整到大礼堂里去了。警察厅也来了人。你快去吧，心里有个数就行，可得沉住气。”老李贵伸出大手，一把拉住王一民的手，用力攥了一下，轻声地嘱咐着。
王一民也攥了攥他的手，点了点头，一转身从里屋走到外屋。
吴素花正站在窗前向外看着，听见里屋门响，回头对王一民点点头，轻声说了句：“快去吧，孔校长也来了。”
李贵忙问道：“新来的那个副校长呢？”
吴素花摇摇头说：“还没来。”
王一民对他们老两口点点头，一推外屋门，斜穿操场，向北面楼门走去。一进这个楼门，就是礼堂。
王一民快步在学生中间穿行着。学生给他让开一条路，默默地看着他。在快走到楼门前的时候，他忽然发现罗世诚正直盯盯地看着他。罗世诚那大个子高出一般学生一头，自然容易看见了。王一民发现罗世诚眼睛里兴奋得直放光，嘴角上还挂着几丝笑纹。王一民又注意往他身旁一看，发现小个子肖光义也站在那里用同样兴奋的目光，同样的笑容望着他。这一来王一民全明白了，这件事还是他们俩干的！只不知是否经过团组织批准？是自发的盲目行动，还是有计划的行动？王一民见他俩正在直盯盯地望着自己，便将头往正面一转，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绕过停在楼门前的五六辆摩托车，大踏步走上台阶，走进了楼门。
王一民从卢运启家出来以后，又赶到教堂街负责印刷和发行工作的谷音同志家里，协助他印了大半宿传单，后半夜三点才回到花园街住处。翻墙进屋以后，顾不得脱衣服，就囫囵个儿躺在床上了。原想眯一觉就起来，谁知太累啦，头一挨枕头就睡了过去。等到睁开眼睛时，那厚厚的窗帘缝隙已透迸一线金黄色的阳光。他忙掏出压在枕头底下的手表一看，哎呀，七点一刻！离上班时间只有四十几分钟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洗了一把脸，空着肚子就跑出了屋门。
他今天本想早一点去，因为新任的日本副校长昨天到校了。这不是一般的副校长，他名叫玉旨一郎，原来竟是日酋玉旨雄一的亲侄子。
整个黑龙江省和那么大的哈尔滨市重要机关有的是，玉旨雄一为什么单单把他侄子派到一所中学来？这个谜目前谁也解不开。
当然，那时候中学也很重要，当个中学首脑也不简单，在县城里可以和县太爷平起平坐，在哈尔滨也可以处处出头露面。因为整个哈尔滨当时只有一所大学三所中学。而一中又是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中学。所以一般来说并不太低气。但无论怎么说这里终究是所学校啊！讲统治也只能统治一所大楼，一片操场，四十多位教职员，六百多名学生，如此而已。
但是他却来了。他来干什么？人人都在思考，王一民更不例外。现在他走在路上还在琢磨他的眼前又出现了这个日本人。
昨天，全校教职员都集中在会议室里，等候欢迎这位新来的外国统治者。通知下午一点来。但是按以往的惯例，这种人物出场总要晚一会儿，用以显示他那可以左右一切的权势。所以一点快到了，大家还在仁一堆俩一伙地闲聊。等到挂在墙上的大壁钟“当”地敲了一响的时候，人们还像没听见一样。屋里人没听见，外面的人可听见了。这一响就像开门钟一样，门随着钟声开了。走进来两个人。这两人个头差不多，都有一米七八高。走在前边的三十多岁，后面跟着的有五十多岁。
这两个人一进来，乱糟糟的屋子立刻鸦雀无声了。因为后面跟进来的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就是本校校长孔庆繁。走在他前边的是谁那就不间而知了。
大家都面无表情地看着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两个人。
五十多岁的孔庆繁看上去好像有六十多岁。他腰已经有些直不起来了，两腮深陷，黄色的长脸上挂了一层灰蒙蒙的烟容。西装虽然很新鲜，却掩盖不住他那一身暮气。
那个日本人比他年轻得多，可是后背也有点驼了，真像要和老孔头子配对一样。他的脸色是纯亚洲人的淡黄色，圆脸，鼻子比一般日本人的要大。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贬称叫“小鼻子”这对他就不适用。他鼻子不但大，鼻头也很圆，配上他那厚嘴唇，倒比较协凋。他戴了一副茶色的眼镜，使人看不大清他的眼睛。王一民从远处看见过他的叔叔，那是一个矮个子。可他这个侄子却不矮。他叔叔穿的是中国服装，他也穿了一件浅灰色的毛布长衫。冷眼看去真像是个中国人，长相和气质都像。
孔庆繁先开了口，他指着身旁的日本人说：“诸位同仁，我先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新任命的副校长，玉旨一郎先生。”
还没等大家有所表示，玉旨一郎先深深地鞠了一躬。
大家没想到他会行这样一个见面礼。日本人是好行礼的，但那是在一般情况下，现在这是来统治学校呀，是要君临一切的。可是他竟行起礼来。弄得在场的教职员措手不及，有的也就跟着行上礼了，有的还按照原来的想法拍巴掌，也有的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即没行礼也没拍巴掌。结果巴掌拍的稀稀落落，站的人也七高八低。
孔庆繁见这乱糟糟的样子忙摆摆手说：“诸位静一静，现在我们请玉旨副校长训话。”
玉旨一郎笑了，他的牙也很大，一笑露出一排板牙。他笑着说——他说的中国话竟也和他叔叔一样纯正，无疑问这也是个小中国通了。
“敝人今天初到贵校。”说完这第一句话，他又笑着摇头说“不对，不能说贵校，得说我们的学校。”
他这句话把大伙都说得脸上有了点笑模样，紧张、敌对的情绪有些缓和了。
“敝人才来，说不出什么，更谈不到训话。咱们来日方长，以后还要请诸位同事多多指教。”说完这句话他又行了个礼。
大家都静静地看着他，想听他再讲下去。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于听日本侵略者念的那一套喜歌了。“什么日满协和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互相提携，以建设王道乐土之满洲乐园”等等。凡是日本侵略者都练会了这一套。那些来学校“视察”、参观的日本人也都这么讲。因此大家也想等他把这套歌念完。谁知他却把嘴闭上了，再也没有张开的意思。
会议室里静静的，教职员们更没谁想开口“。
玉旨一郎呆呆地站在那，一动不动，不知他在想什么，脸上甚至表露出一种苦相。
还是老校长孔庆繁打破了这窘境。他向王旨一郎一呲牙说：“同事们都在等着听副校长训话，您就不必客气了。”
‘不，不是客气，今天不能讲。“他举起双手说，”敝人是来和诸君共同研究教育，共同办学的，所以我们来日方长，来日方长。“一边说着他竟扭头向门外走去。
屋里人都愣在那里了。
王一民心里在纳闷：“来日方长”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王一民在马路上一边紧走一边想。可是他想不明白，他摸不着这个日本人的底。但是有一点他是明确的：来者不善，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阵以待。这就是他今天怕迟到的主要原因。在敌人注视的地方，最好能随大流流过去，只有平时隐蔽得好，才能在需要的时候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王一民走到石头道街“白露”小吃铺的时候，时针指到七点四十五分上。这里离学校几步路，还能进去吃口早点。他一边掏出手绢擦头上的汗水，一边推开门走了进去。屋里没有几个顾客了，这时正是早点刚过，人稀客少的时候。小吃铺主人老何头戴着花镜，坐在柜台里算账。听见门响，一抬头，见是王一民，便急忙向他招手。这不是一般的打招呼，因为他一边招手一边点头，又不断地挤咕着眼睛，脸上还有一股神秘的表情。王一民忙向他走去。
老何头先问了一句：“王先生，您吃什么？”
“来个夹肉面包。我得快走，要上课了。”王一民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老何头，他知道这老头儿一定是有什么新闻之类的东西要告诉他。
“好，就妥。你是得赶快到学校看看去。”老何头一边往面包里塞切好的酱牛肉，一边把脑袋探出来，悄声地说，‘你们学校不知出了什么事，警察厅的屁驴子开来一串，警察和便衣来了一群。你可得多加小心哪！这年月好人没好报哇！“
王一民听着心里怦然一动，他首先想到的是：学校的党、团组织和反日会的活动是不是出了毛病？尤其是团组织，最近由团省委书记刘勃直接抓，组织发展得很快，活动也比较多，是不是有什么疏忽大意的地方？想到这里，他心里非常着急。他一边把夹肉面包拿到手，一边对老何头说：“谢谢你。钱记账上，我得快走。”
老何头连连点头。
王一民顾不得再吃面包了，他走出小吃铺，把面包塞进兜里，就快步向学校奔去。
王一民来到学校那栅栏式铁大门前，隔着门往操场一看，只见满操场站的都是学生，却不见一个老师，也没有警察和便衣。操场上的气氛和往日大不相同。往日这样六百多青年聚在操场上，只要没有列队开会，嬉笑打闹声早就飞上了天。今天却没有人大声喧闹，听不见笑语，看不见跑跳。学生们仁一堆俩一伙在窃窃私语，也有的站在那里默默无言。这一切情景都告诉王一民：真的出了事，而且是不小的事。
出了什么事？必须赶快弄清楚。王一民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一进门就是传达室。传达室和整个学校大楼是同时修起来的，风格完全一致，都是俄国古典的建筑风格，对称、均衡，形式严谨，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整个楼是白色的，窗是绿色的，楼前是一排整齐的加拿大钻天杨，枝叶向上，一直钻过楼顶。大楼呈凹字形，当中是一片操场。
传达室是一座俄式平房，里面有两个房间，老传达李贵和他的老伴吴素花就住在里间屋里。自从修建这座学校，李贵就来了，无论朝代怎样改换，他都不动地方。他是这个学校的一本活字典，所以教职员工都很敬重他，他也处处想着学校。“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飞机在哈尔滨上空打转，教员不来上课，学生不来上学。他把大铁门一锁，拎条棒子在大铁门里一站，居然没让大楼损失一砖一瓦；没让玻璃打碎一条一块。
王一民来到一中第一个接近的人就是这位老传达。他经常和他聊天，回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替他给早年毕业的同学写回信，有那么多人来信问候他，祝福他。
老传达是王一民在一中发展的第一个反日会会员。他人会以后和王一民就更亲了，精神头也更足了。在很短时间内，老李贵就在伙房和勤杂人员中发展了六个反日会员，里面包括他的老伴吴素花。接着，他又在校外街道上发展了八个。他自己担任这两个反日会小组的组长，只有他一个人和王一民保持着联系。王一民对这位老人是完全信任的，正在培养他加入党组织。
今天，王一民一进学校大门，首先就向传达室望去。只见李贵正站在玻璃窗里向他点头示意。他便一闪身进了传达室。
李贵没和他讲话，一点头进了里屋，王一民马上跟了进去。
里屋只有李贵的老伴吴素花，这是位山东大嫂。年轻时候流落在哈尔滨街头“缝活儿”当时哈尔滨干这行的妇女到处都有，因为她们缝的多半是破衣烂衫，找她们缝活儿的也多半是穷人，所以又管她们叫“缝穷的”她们走大街串小巷，无论走到哪里，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因为不论年轻媳妇和小脚老太太，穿的都是带大襟的蓝褂子，下身是扎腿带的青裤子，头上还都梳着个疙瘩髻。不了解情况的人真以为她们穿的是指定的制服，梳的是规定的发式呢。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传统的习惯而已。
李贵是个老跑腿子，一直到三十岁还没成家。那时吴素花还是个年轻姑娘，姑娘本来梳大辩，但一缝上活儿，吃上这碗饭，姑娘也得梳上疙瘩髻。她经常到一中来给学生缝活儿，地点就在传达室。每逢她来，李贵都热情帮助，为她到学生中去揽活、送活，天长日久，热情就变成了爱情，一年后就结婚了。用一句时髦的叫法，两人还是自由恋爱结婚呢。结婚后，吴素花不缝活儿了，帮助李贵看传达室。李贵不在的时候，找人、接电话、收发信件，她都能干。慢慢地学校也就承认她是正式传达了。学生管李贵叫老传达，管她叫“二传达”两人对学校都是一样的忠心耿耿。
当李贵领着王一民进屋的时候，吴素花正在给学校的厨师缝围裙。李贵冲着她扬扬下巴儿，吴素花会意一点头，便立刻拿着围裙到外屋去了。
“王老师，学校出事了！”
“什么事？”
“礼堂里挂的那张‘康德’大相片上的两只眼睛让人抠下去了！”
王一民听了一愣，这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李贵说的这个“康德”就是傀儡皇帝溥仪。他在粉墨“登基”的时候，将大同伪国号改为康德，有些人也就以此来称呼他了。就像称他的老祖宗福临为顺治，玄烨为康熙那样。
“还贴上了标语。”李贵接着说道“两条子，都是对着新来的鬼子副校长去的。”
王一民双眉紧蹙地听着。他感到这简直像那次“纪念碑”行动的翻版，使玉旨雄一叔侄二人受到了同样的“欢迎”但那次是经过认真讨论，周密计划以后才干的。这次呢是不是自发的？或者还是肖光义和罗世诚两人干的？但他们俩是团员，团员要采取这样大的行动总是要经过团组织批准的，那样刘勃也会和自己商量啊，现在却一点也不知道。王一民想到这里，不由得轻轻地说了一句：“这事是谁于的呢？”
“不知道。”老李贵摇摇头说“要是咱们反日会想干这事，事前总得和你商量，经你点头才能干。”
“我知道。”
“现在他们把教职员都整到大礼堂里去了。警察厅也来了人。你快去吧，心里有个数就行，可得沉住气。”老李贵伸出大手，一把拉住王一民的手，用力攥了一下，轻声地嘱咐着。
王一民也攥了攥他的手，点了点头，一转身从里屋走到外屋。
吴素花正站在窗前向外看着，听见里屋门响，回头对王一民点点头，轻声说了句：“快去吧，孔校长也来了。”
李贵忙问道：“新来的那个副校长呢？”
吴素花摇摇头说：“还没来。”
王一民对他们老两口点点头，一推外屋门，斜穿操场，向北面楼门走去。一进这个楼门，就是礼堂。
王一民快步在学生中间穿行着。学生给他让开一条路，默默地看着他。在快走到楼门前的时候，他忽然发现罗世诚正直盯盯地看着他。罗世诚那大个子高出一般学生一头，自然容易看见了。王一民发现罗世诚眼睛里兴奋得直放光，嘴角上还挂着几丝笑纹。王一民又注意往他身旁一看，发现小个子肖光义也站在那里用同样兴奋的目光，同样的笑容望着他。这一来王一民全明白了，这件事还是他们俩干的！只不知是否经过团组织批准？是自发的盲目行动，还是有计划的行动？王一民见他俩正在直盯盯地望着自己，便将头往正面一转，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绕过停在楼门前的五六辆摩托车，大踏步走上台阶，走进了楼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