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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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凑巧还是公司有意安排，阿渔、小李和惠如的父亲──何船长，都在同一天走──离农历春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小李到纽约，阿渔和何船长派同一条船──一艘租给日本、往来印尼与日本间的油轮。
飞机分别是上午十点和十一点半，一九点不到，两家送行的亲友都来到机场。这里永远显得那么匆忙、混乱；送行的、接机的，形成两种不同的场面，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也使人感觉到人生聚散无常的飘浮靶。
结婚后的小李，在惠如的坚持和琴姨的婉留下，住进了岳父家。为了这件事，小李的父亲颇为震怒，口口声声嚷著这是什么年代，哪里是娶媳妇，根本是嫁儿子嘛：原指望儿子结了婚，两老可以享享清福，哪晓得福没享到，连儿子也跑了，真是反了！反了！
其实小李也蛮孝顺的，上船两年，每个月的薪水全数寄给家里。和阿渔一样，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三个妹妹，父亲在陆军官校当教官，退休在即，身体又不太好，情绪难免很坏；加上当初小李要跟惠如结婚，他家人就不太赞成，一来嫌惠加是本省人，又是独生女，在家娇生惯养的；二来对她母亲的事也耿耿于怀，十分忌讳，彼此心中先就有了芥蒂与成见。原来计划在凤山家里住一段时间，结果只耽了四天，惠如就一个人气回娘家，再怎么也不肯回去，害得小李两边为难、左右不是，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还不知挨了多少骂，受了多少气呢！后来还是公公和阿渔出面做和事佬，打圆场；并讲明日后小李的收入一半寄给父母，一半寄给太大，这才算勉强地将一场风暴乎息下来。不过小李的父亲对惠如依旧不谅解，认为她太没家教，一点没有为人媳的样子。在惠如这方面，却认为小李家人简直不可理喻，固执、守旧，明明是普通中等家庭，偏要摆谱，搬出一大堆老规矩来压人，这不行、那不能的，烦都烦死了。早上五点半就动手，别说煮稀饭不会，就连电锅煮饭都不知道该放多少水，要她侍候公婆和三个小泵，她还不如在家当小姐来得干脆。
好在小李并不计较这些，对惠如还是非常体贴，尤其在她怀孕之后，更是呵护备至，小心翼翼地照顾著，象个公主似的接著，顶在头上，仿佛一件稀世珍宝，生怕一不小心碰坏了。有一回我跟惠如开玩笑说：“你象是水晶玻璃做的太大，我呢，倒象是钢筋水泥太大。”
她却不以为然地回我一句：“你的心是实的，我的心是空的，你有的是灵肉一致的爱情，我却只有被爱的负担。”
“被爱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好？”她冷冷地反问我。“有人说，被爱是幸福，爱人是快乐，我承认婚后我有幸福感，依恃感，安全感；但是却从来没有快乐过。”
“那是因为你自己不让快乐接近你。”
人，真是不容易满足的动物，他们一方面拼命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一方面又不断丢弃自己所拥有的；得不到的永远是好的，一旦到了手，似乎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一般。
我不知道惠如是对爱情太执著呢？还是对现实太挑剔，抑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送小李上飞机，她连眼圈都没红，就象晚上又要见面一样的自然，倒是小李，别看他个子那么高大，感情倒挺脆弱的，千叮万嘱地交待琴姨好好照顾惠如；又一再要惠如自己多保重，百般关爱，万般疼怜，难分难台，拉著惠如的手深情地握著；多少柔情多少爱，尽在一钩缠绵之中，万般缱绻，全欲寄放还留之中。我看见琴姨悄悄在擦眼泪，自己的鼻子也酸酸的。
虽然这是阿渔第二次上船，虽然在家里早讲好了今天不许哭的，可是心中仍然抑不住那一阵阵伤感的波涛，这和第一次送别时的心境不一样，除了为远行而难过外，更加上几分怨叹与无能为力的恐惧，以及一种刻骨铭心的凄怆，就象一个病人，第一次进手术房，心里虽然害怕，却只是对一个未可知的预定点所产生的畏惧，但是第二次再进手术室的心情，那种惧怕感却是有形的，而且更深更重。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一次，明白了其中每一个过程，尝过一遍切骨之痛，受过一次精神上的宰割，而今要重新领受一次，那种心理又岂是一个“怕”字所能形容的？
自从上次在苏澳为了上船的事和阿渔吵过之后，就不再提要他留下来的事。我明白，在他没当到船长之前是不会下来的；我也明白，假如我坚持要他留下来，他会听我的，但是他心里会形成郁郁不乐，会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会成天长吁短叹，怨个不停，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或拴在门口的狗一样没精打采。当然，上船他不一定就有多快乐，但至少他觉得有希望，有成就感，肯定感，完成感，这不正是许多男人们终其一生所渴望得到的吗？
爱一个人，是要给他自由，使他成长，帮他发展其独立性，而不是将他紧紧地绑在身边，寸步不离地腻在一起。就有如放风筝一样，要使风筝飞得高飞得远，一定要放开手里的线，才能插入云霄，随风飘荡，享受到放风筝的真正乐趣，不管风筝飞得多高多远，线还是在手上，到了该收回来时，只要轻轻拉两下，它就会回到你手里了，不是吗？
对阿渔，我总是用一种近乎母性的温柔来容忍他，纵容他，惯宠他，爱他，只要他认为该做的、想做的，只要他选择的、决定的，我都愿意接受。我时常想一个女人一旦痴到了真，爱到了深时，是无条件的奉献、无条件的给予。我知道，在未来一大串岁月里，我必须有力量承受远别的滋味，有力量撑起一个家，有力量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我难过，一半是为离别而伤心，一半是为未来的命运而沉重，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狂风暴雨里控著一条载得过重的船。我又怎能象惠如那样潇洒得连眼泪都不掉一颗呢？看到我和琴姨都眼泪汪汪的，惠如竟然笑了起来。
“看看你们俩，真丢人！”她故意朝我们做鬼脸，挽起一人一只胳臂说著：“走，我请客，上红宝石饮茶去。”
茶楼里吵闹得象菜场，污浊的空气，冲得我直恶心，一点胃口都没有。回到家里，头痛欲裂，屋里忽然变得好空荡，恍惚一下子大了好几倍，空气中浮散著清冷冷的孤单，只有阿渔的气息犹存，想起昨夜的缠绵，耳畔的细语，如今景物依旧，枕边人却已远在他乡，再相见，又要一年多以后，想着、想着，不觉悲从中来，扑在床上，放声大哭，直哭得天昏地暗，积压在心头的郁闷，如山洪暴发般地倾泄而出。
隐约地，似乎听见有人敲房门的声音，会是谁呢？过一会盈盈走过来，拉拉我衣服，指著门外说：“妈妈，嘟嘟来了。”
可不正是子兰站在身后吗？我赶忙坐起来，胡乱地擦了擦脸，很困难很难为情地对著她笑笑。
“嫂，我我想跟你谈谈。”她定定地注视著我，咬咬嘴唇，迟疑了一阵之后又说：“也许我不该在这个时候打扰你，抱歉。”
“没关系，没关系，来，坐在这儿，告诉我是什么事。”我迅速地拂落了一腔的悲愁，换上真挚的诚恳来接纳她。在某些时候，当你全心地替别人设想，你就会找到高于个人悲哀的幸福，也就会使得自身的痛苦不再那样的强烈，进而得到一份稳定、一份力量。
“嫂，”她做了一个深呼吸，仿佛要开始一篇精彩的演讲似的说：“自从我到土产店去上班后，家里人都很生气，尤其是大哥，好久都不跟我讲话，我不怪他，只能说他们对我不够了解。在这个家里，唯一比较懂得我的，只有嫂嫂你，所以，我想了很久，这件事还是先告诉你，请你跟爸和哥哥们说，免得又引起争吵。”
她停了一下，脸上浮起红晕，显得柔媚而娇羞。
“嫂，我要结婚了。”
这几个字，她是用很低的声音讲的，却好似一排钢炮般地轰得我耳朵嗡嗡作响，我迷乱异常，手里的手帕掉落在地上，不知呆了多久，我的手仍然不断在发抖。
“啊？！结婚？你才刚满二十岁呀。”我竭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
“是的，我已经答应了pater的求婚，婚礼定在下个月初，过完阴历年，他就要调回美国，我们一起走。”
“谁是pater？pater又是谁？你真把我给弄糊涂了。”
“一点也不用糊涂，paler是一个美国籍的职业军人，说明白一点，他是个二等兵，人很老实，不象一般美国孩子那么轻浮，德州人，今年二十五岁，家里有父母兄弟六人，他是老二。我们认识三个多月了，他对我很好，我也很欣赏他，就这样；明天，我们请嫂到六三俱乐部吃饭，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听完了她的话，我沉默了很久，心里翻涌得历害。专注地瞅著她那张很性格很年轻的脸，真想知道在这一脸坚定顽强下面，是一颗怎样的心。接著，我试探地问著：
“已经决定了？”
“是的。”
“不再考虑一下？”
“不用。”
“假如爸爸反对呢？”
“我照样要嫁！”
“就是为了要到美国去？”我狠命地盯著她问。
“这？”她迟疑了一下，有被知悉秘密的窘迫，自嘲地笑了笑，接著说：“也许吧！不过主要的是我们相爱。”
她的眼底很快地浪起一层朦胧的雾气，散溢著梦幻般的沉醉以及一种很特殊的光彩，使她的脸看起来柔和了许多，在黑密密的睫毛上闪著甜蜜的星光，在这一刻，她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柔情，使她变得好美，好动人。
片刻之后，她抬起头来，眸子中闪著了解的光芒，正经地看着我说：
“嫂，我爱paler，就象你爱大哥一样，爱，象咳嗽一样是忍不住的，对不对？”
“呃”“嫂，我会记住你跟我讲的话，记住中国妇女的古老美德，知道女人的本份就是看家，等侯、忍耐、服从；我嫁到美国，更要让他们晓得中国女孩子的特色，对不对？”
“对”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眼睛又模糊了起来，在一片迷惘之中，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羞怯任性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坚强成熟的妇人了，昨天腮边还带著稚气的笑容，今天已换上自信和安详，但愿她内心和外表一样坚强，但愿她找到了自己所要的。
第二天，我带著盈盈一起去赴她未来的洋姑爹的邀宴。以美国人的标准来看，他不算太高，长得也不很帅，蓝眼褐发，不苟言笑，挺严肃的；整个脸就象在左右两边用夹板压过一样向前后凹凸著，和中国扁平的脸孔象由前后压过的完全不同，皮肤比盈盈还白还嫩，鼻子好尖好尖，象用刀刻出来似的，有棱有角；由于眼睛凹，看起来有点凶，难怪盈盈看到他直往后退，抱著我的腿不放。
pater一句国语都不会讲，我的英语也不大灵光，只有搜索枯肠地挖出所有能用的字汇，拼拼凑凑，加上比手划脚地和他交谈，直急得一身大汗，也没能正确地沟通彼此的思想，接触到问题的核心。想两个相同国籍的人，用共同的语言，都不一定能很恰当地表达出自己，何况子兰的英文不顶好，而paler对中文又一窍不通，今后他们之间的感情、意识、感受，要如何让对方真切地体会明了？加上生活习惯、人情风俗、种族文化，存在的差异，又怎能使两个人的步调配合得起来？当然，人是有适应环境、改变自己的能力，子兰也曾自豪地说过，她只要有paler的爱，生命就有了根，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大富翁，而不在意其他的一切。但是，她到底不曾真正地面对过生活，不晓得现实是怎么一回事，她哪里晓得日常生活里有多少无聊、琐碎的恼人事情？
我看看子兰，她的视线和pater纠缠在一起──一种长久而热情的凝注，一种充满爱情的对视，在此刻，在他们彼此的眼里，没有谁能比得上对方，没有什么事比得到对方更重要的了。即使告诉他们，横在他们眼前的可能是一条冰河，相信他俩也会毫不犹豫地往下跳。
古今不少诗人与医生都说：陷入情网的人是局部疯狂的──是一种很愉快的疯狂，一种足以叫人失去理智的疯狂。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心情益发地沉重起来。
不知道是凑巧还是公司有意安排，阿渔、小李和惠如的父亲──何船长，都在同一天走──离农历春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小李到纽约，阿渔和何船长派同一条船──一艘租给日本、往来印尼与日本间的油轮。
飞机分别是上午十点和十一点半，一九点不到，两家送行的亲友都来到机场。这里永远显得那么匆忙、混乱；送行的、接机的，形成两种不同的场面，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也使人感觉到人生聚散无常的飘浮靶。
结婚后的小李，在惠如的坚持和琴姨的婉留下，住进了岳父家。为了这件事，小李的父亲颇为震怒，口口声声嚷著这是什么年代，哪里是娶媳妇，根本是嫁儿子嘛：原指望儿子结了婚，两老可以享享清福，哪晓得福没享到，连儿子也跑了，真是反了！反了！
其实小李也蛮孝顺的，上船两年，每个月的薪水全数寄给家里。和阿渔一样，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三个妹妹，父亲在陆军官校当教官，退休在即，身体又不太好，情绪难免很坏；加上当初小李要跟惠如结婚，他家人就不太赞成，一来嫌惠加是本省人，又是独生女，在家娇生惯养的；二来对她母亲的事也耿耿于怀，十分忌讳，彼此心中先就有了芥蒂与成见。原来计划在凤山家里住一段时间，结果只耽了四天，惠如就一个人气回娘家，再怎么也不肯回去，害得小李两边为难、左右不是，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还不知挨了多少骂，受了多少气呢！后来还是公公和阿渔出面做和事佬，打圆场；并讲明日后小李的收入一半寄给父母，一半寄给太大，这才算勉强地将一场风暴乎息下来。不过小李的父亲对惠如依旧不谅解，认为她太没家教，一点没有为人媳的样子。在惠如这方面，却认为小李家人简直不可理喻，固执、守旧，明明是普通中等家庭，偏要摆谱，搬出一大堆老规矩来压人，这不行、那不能的，烦都烦死了。早上五点半就动手，别说煮稀饭不会，就连电锅煮饭都不知道该放多少水，要她侍候公婆和三个小泵，她还不如在家当小姐来得干脆。
好在小李并不计较这些，对惠如还是非常体贴，尤其在她怀孕之后，更是呵护备至，小心翼翼地照顾著，象个公主似的接著，顶在头上，仿佛一件稀世珍宝，生怕一不小心碰坏了。有一回我跟惠如开玩笑说：“你象是水晶玻璃做的太大，我呢，倒象是钢筋水泥太大。”
她却不以为然地回我一句：“你的心是实的，我的心是空的，你有的是灵肉一致的爱情，我却只有被爱的负担。”
“被爱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好？”她冷冷地反问我。“有人说，被爱是幸福，爱人是快乐，我承认婚后我有幸福感，依恃感，安全感；但是却从来没有快乐过。”
“那是因为你自己不让快乐接近你。”
人，真是不容易满足的动物，他们一方面拼命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一方面又不断丢弃自己所拥有的；得不到的永远是好的，一旦到了手，似乎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一般。
我不知道惠如是对爱情太执著呢？还是对现实太挑剔，抑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送小李上飞机，她连眼圈都没红，就象晚上又要见面一样的自然，倒是小李，别看他个子那么高大，感情倒挺脆弱的，千叮万嘱地交待琴姨好好照顾惠如；又一再要惠如自己多保重，百般关爱，万般疼怜，难分难台，拉著惠如的手深情地握著；多少柔情多少爱，尽在一钩缠绵之中，万般缱绻，全欲寄放还留之中。我看见琴姨悄悄在擦眼泪，自己的鼻子也酸酸的。
虽然这是阿渔第二次上船，虽然在家里早讲好了今天不许哭的，可是心中仍然抑不住那一阵阵伤感的波涛，这和第一次送别时的心境不一样，除了为远行而难过外，更加上几分怨叹与无能为力的恐惧，以及一种刻骨铭心的凄怆，就象一个病人，第一次进手术房，心里虽然害怕，却只是对一个未可知的预定点所产生的畏惧，但是第二次再进手术室的心情，那种惧怕感却是有形的，而且更深更重。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一次，明白了其中每一个过程，尝过一遍切骨之痛，受过一次精神上的宰割，而今要重新领受一次，那种心理又岂是一个“怕”字所能形容的？
自从上次在苏澳为了上船的事和阿渔吵过之后，就不再提要他留下来的事。我明白，在他没当到船长之前是不会下来的；我也明白，假如我坚持要他留下来，他会听我的，但是他心里会形成郁郁不乐，会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会成天长吁短叹，怨个不停，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或拴在门口的狗一样没精打采。当然，上船他不一定就有多快乐，但至少他觉得有希望，有成就感，肯定感，完成感，这不正是许多男人们终其一生所渴望得到的吗？
爱一个人，是要给他自由，使他成长，帮他发展其独立性，而不是将他紧紧地绑在身边，寸步不离地腻在一起。就有如放风筝一样，要使风筝飞得高飞得远，一定要放开手里的线，才能插入云霄，随风飘荡，享受到放风筝的真正乐趣，不管风筝飞得多高多远，线还是在手上，到了该收回来时，只要轻轻拉两下，它就会回到你手里了，不是吗？
对阿渔，我总是用一种近乎母性的温柔来容忍他，纵容他，惯宠他，爱他，只要他认为该做的、想做的，只要他选择的、决定的，我都愿意接受。我时常想一个女人一旦痴到了真，爱到了深时，是无条件的奉献、无条件的给予。我知道，在未来一大串岁月里，我必须有力量承受远别的滋味，有力量撑起一个家，有力量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我难过，一半是为离别而伤心，一半是为未来的命运而沉重，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狂风暴雨里控著一条载得过重的船。我又怎能象惠如那样潇洒得连眼泪都不掉一颗呢？看到我和琴姨都眼泪汪汪的，惠如竟然笑了起来。
“看看你们俩，真丢人！”她故意朝我们做鬼脸，挽起一人一只胳臂说著：“走，我请客，上红宝石饮茶去。”
茶楼里吵闹得象菜场，污浊的空气，冲得我直恶心，一点胃口都没有。回到家里，头痛欲裂，屋里忽然变得好空荡，恍惚一下子大了好几倍，空气中浮散著清冷冷的孤单，只有阿渔的气息犹存，想起昨夜的缠绵，耳畔的细语，如今景物依旧，枕边人却已远在他乡，再相见，又要一年多以后，想着、想着，不觉悲从中来，扑在床上，放声大哭，直哭得天昏地暗，积压在心头的郁闷，如山洪暴发般地倾泄而出。
隐约地，似乎听见有人敲房门的声音，会是谁呢？过一会盈盈走过来，拉拉我衣服，指著门外说：“妈妈，嘟嘟来了。”
可不正是子兰站在身后吗？我赶忙坐起来，胡乱地擦了擦脸，很困难很难为情地对著她笑笑。
“嫂，我我想跟你谈谈。”她定定地注视著我，咬咬嘴唇，迟疑了一阵之后又说：“也许我不该在这个时候打扰你，抱歉。”
“没关系，没关系，来，坐在这儿，告诉我是什么事。”我迅速地拂落了一腔的悲愁，换上真挚的诚恳来接纳她。在某些时候，当你全心地替别人设想，你就会找到高于个人悲哀的幸福，也就会使得自身的痛苦不再那样的强烈，进而得到一份稳定、一份力量。
“嫂，”她做了一个深呼吸，仿佛要开始一篇精彩的演讲似的说：“自从我到土产店去上班后，家里人都很生气，尤其是大哥，好久都不跟我讲话，我不怪他，只能说他们对我不够了解。在这个家里，唯一比较懂得我的，只有嫂嫂你，所以，我想了很久，这件事还是先告诉你，请你跟爸和哥哥们说，免得又引起争吵。”
她停了一下，脸上浮起红晕，显得柔媚而娇羞。
“嫂，我要结婚了。”
这几个字，她是用很低的声音讲的，却好似一排钢炮般地轰得我耳朵嗡嗡作响，我迷乱异常，手里的手帕掉落在地上，不知呆了多久，我的手仍然不断在发抖。
“啊？！结婚？你才刚满二十岁呀。”我竭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
“是的，我已经答应了pater的求婚，婚礼定在下个月初，过完阴历年，他就要调回美国，我们一起走。”
“谁是pater？pater又是谁？你真把我给弄糊涂了。”
“一点也不用糊涂，paler是一个美国籍的职业军人，说明白一点，他是个二等兵，人很老实，不象一般美国孩子那么轻浮，德州人，今年二十五岁，家里有父母兄弟六人，他是老二。我们认识三个多月了，他对我很好，我也很欣赏他，就这样；明天，我们请嫂到六三俱乐部吃饭，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听完了她的话，我沉默了很久，心里翻涌得历害。专注地瞅著她那张很性格很年轻的脸，真想知道在这一脸坚定顽强下面，是一颗怎样的心。接著，我试探地问著：
“已经决定了？”
“是的。”
“不再考虑一下？”
“不用。”
“假如爸爸反对呢？”
“我照样要嫁！”
“就是为了要到美国去？”我狠命地盯著她问。
“这？”她迟疑了一下，有被知悉秘密的窘迫，自嘲地笑了笑，接著说：“也许吧！不过主要的是我们相爱。”
她的眼底很快地浪起一层朦胧的雾气，散溢著梦幻般的沉醉以及一种很特殊的光彩，使她的脸看起来柔和了许多，在黑密密的睫毛上闪著甜蜜的星光，在这一刻，她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柔情，使她变得好美，好动人。
片刻之后，她抬起头来，眸子中闪著了解的光芒，正经地看着我说：
“嫂，我爱paler，就象你爱大哥一样，爱，象咳嗽一样是忍不住的，对不对？”
“呃”“嫂，我会记住你跟我讲的话，记住中国妇女的古老美德，知道女人的本份就是看家，等侯、忍耐、服从；我嫁到美国，更要让他们晓得中国女孩子的特色，对不对？”
“对”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眼睛又模糊了起来，在一片迷惘之中，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羞怯任性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坚强成熟的妇人了，昨天腮边还带著稚气的笑容，今天已换上自信和安详，但愿她内心和外表一样坚强，但愿她找到了自己所要的。
第二天，我带著盈盈一起去赴她未来的洋姑爹的邀宴。以美国人的标准来看，他不算太高，长得也不很帅，蓝眼褐发，不苟言笑，挺严肃的；整个脸就象在左右两边用夹板压过一样向前后凹凸著，和中国扁平的脸孔象由前后压过的完全不同，皮肤比盈盈还白还嫩，鼻子好尖好尖，象用刀刻出来似的，有棱有角；由于眼睛凹，看起来有点凶，难怪盈盈看到他直往后退，抱著我的腿不放。
pater一句国语都不会讲，我的英语也不大灵光，只有搜索枯肠地挖出所有能用的字汇，拼拼凑凑，加上比手划脚地和他交谈，直急得一身大汗，也没能正确地沟通彼此的思想，接触到问题的核心。想两个相同国籍的人，用共同的语言，都不一定能很恰当地表达出自己，何况子兰的英文不顶好，而paler对中文又一窍不通，今后他们之间的感情、意识、感受，要如何让对方真切地体会明了？加上生活习惯、人情风俗、种族文化，存在的差异，又怎能使两个人的步调配合得起来？当然，人是有适应环境、改变自己的能力，子兰也曾自豪地说过，她只要有paler的爱，生命就有了根，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大富翁，而不在意其他的一切。但是，她到底不曾真正地面对过生活，不晓得现实是怎么一回事，她哪里晓得日常生活里有多少无聊、琐碎的恼人事情？
我看看子兰，她的视线和pater纠缠在一起──一种长久而热情的凝注，一种充满爱情的对视，在此刻，在他们彼此的眼里，没有谁能比得上对方，没有什么事比得到对方更重要的了。即使告诉他们，横在他们眼前的可能是一条冰河，相信他俩也会毫不犹豫地往下跳。
古今不少诗人与医生都说：陷入情网的人是局部疯狂的──是一种很愉快的疯狂，一种足以叫人失去理智的疯狂。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心情益发地沉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