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白发娘啊母亲节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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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蝉，这日子还没有用旧，却又不得不似蝉蜕一般，层层褪去。母亲也难逃岁月的无情，不知不觉间竟步入了老年，她的满头白发在一刹那间打破了我心目中一贯的形象。
母亲，到底是什么时候变老了呢？
我记得母亲先前也有白发，有限的几根，隐藏在其间，但毕竟成不了气候，父亲解释说这是辛苦的缘故。父亲的解释很概括，至今还让我萌生无穷的理解。其实母亲早生白发，是生活之苦的结晶，比如，仅为填满肚皮而没有营养可摄取的劣质食物，比如，既要当好家，又要像个男人一样活跃在田畈劳作，比如，日子不顺心嘴上多唠叨几句还得蒙受我父亲的拳打脚踢，等等，母亲的头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抽出几根白发来，就像稻田里抽出烦人的稗草一样，那是荒芜的开始。
我那时候还在求学，我的弟妹与我结成利益共同体，一起盘剥我父母的血汗。我算是懂事较早的孩子，却没有能力让这样的日子改头换面，就只好随着母亲白发的生长，也在心头生长隐隐的痛楚，因为觉得愧疚，认为这书还是要靠自己才能读好。
我弟弟终于没有这个耐心。一个夜晚，我们兄弟俩很豪华地一起喝了五瓶苦涩的啤酒，算是分别的开始，第二天，他只身去了大上海打工，我踏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妹妹后来就一直在他两个哥哥所走的道路上挑来拣去，最终算是捱到了初中毕业，再也不想在课堂上吊死。身处这样的家庭，我的愧歉是越来越多。但想想我的父母，总也算可以舒一口气了。
命运有时候真会捉弄人，我们兄妹三人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后，不幸就接二连三地光顾我的家庭，我母亲也就在那样的岁月里，被日子一下子染白了头。
我弟弟先是跟着人家到北京上海做学徒，两年后，决心只身一人去闯荡生活，我们千叮咛万嘱咐地才让他走。一年后没有等到我弟弟的荣归，却等来一张公安局的通知。我弟弟在上海犯事，拿了人家装修队里的一支电刨，那电刨价值一千多元，公安局就说要法院。消息传来，急煞我的母亲。那时我已在一所学校教书育人。母亲是到邮电局给我单位挂的电话。我没接到电话，校长告诉我，说我母亲生病住院得赶紧回去。我直奔老家镇上的医院，着急地打听我母亲的病房，然而医院却说没这个病人。我又急着回到家里，竟发现母亲正眼泪汪汪地坐在门槛上，见我到了家，才止住哭泣，告诉了我弟弟犯事的真相。我惊诧于母亲电话里的谎言，原来她是为我才撒的谎，她只是怕一个坐牢的儿子给另一个国家户口的儿子脸上抹黑呀。
为了救我的弟弟，我们母子俩后来又坐火车去上海。我们唯一的线索是联系上了村长在上海熟悉的一个生意人，希望通过这个生意人走走公安局的关系，把我弟弟说成未满18周岁，然后把他从法律的泥坑里拉出来。那天我们赶到上海时已经华灯初上，按图索骥左转右拐，好不容易才找到那生意人的家，却是铁将军把的门。我和母亲，两个标准的乡下人，就像贼似地蹩在人家楼梯口，等不及了又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第二天去找他。于是我们开始找地方住，我们在大街上走，看到了好几个闪烁着霓虹灯的宾馆，却怎么也不敢走进去，因为母亲和我的衣袋里加起来的钱才五十块，我当初想，即使我袋里装满了钱，我们两个一踏进宾馆的门，那保安肯定上来阻止或盘问。我至今还想着，我弟弟当初进了派出所，即使他说不偷，人家肯定也不信。这一夜，我们在小区里找小旅馆，找来找去，除了有一家说有一张男铺外，其余的一律饱满。万般无奈，再折回去，要了那张唯一留存的男铺。母亲跟在我身后，更像一个贼似的，竟躲过了门卫一不小心出神的眼睛。那旅馆的所谓的男铺，是一个大间，走廊里过道上全是一张张床，我在那里缩一夜也没什么，可母亲在那里呆一会儿就得有一副厚脸，那里的呼噜声，那里的撒尿声，那里赤膊的男人们，都是让我母亲很难堪的场面。然而母亲只能在我的床上躲过一夜，否则又能到哪里去呢。这一夜我们母子俩躺在了一张床上，帐子里躺的是我，帐子外靠墙的地方躲着我母亲。我不知道那晚是怎样艰难地睡去，只记得醒来后旅馆里查房，把我的蚊帐被掀开来，查房人误以为我的睡相太差，也就终于蒙混过关。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与我母亲隔着帐子同床而眠，我不知道我母亲那晚躲着时，是怎样的胆颤心惊。所以这事后来一直成为我作为长兄教训弟弟时的辛酸事，希望他能体谅父母的不易希望他能为这个家庭考虑。
弟弟还是坐了一年牢，母亲的上海之行并没有给他带去福音。只是在这一年里，母亲念叨的始终是狱中的儿子，生怕人家欺负他，总说他的命太苦，说对不起他，等等等等，那一年除夕家里少了个人，母亲是用哭泣勉强地度过的。
弟弟回家后，母亲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却怎么也赶不上我弟弟人生观改变的速度，很快，母亲开始憎恨我弟弟的懒散。为了守住他的心，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张罗对像。于是双方看人家，然后双方谈条件，倒也制造出不少生活的甜蜜。然而，这门亲事终因我家条件过不了关，不得不半途而废。母亲是恨铁不成钢，在平凡日子里，自己说是看惯花花世界的弟弟，为了摆脱我父母的烦恼，用美酒加农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18岁的生命。
还记得那天下午，在安葬了我弟弟之后，我们一家人坐在门口，用一种痛骂的方式来遗忘一个生命的结束。母亲不哭，只是一个劲地说我弟弟的不懂事，说他是命里注定的短寿。我们都极力把我弟弟生前的臭事无限地放大，竟也挤出了我母亲脸上的笑容。母亲说，他死了就死了，以后省得再为他操心。我们说，你以后说不定又要想起他，母亲却斩钉截铁地说，不想他，不想他了。
然而，母亲到底还是食言了。在我弟弟离开人世后，家里传来的消息永远就一个：母亲在哭。弟弟死时，母亲还在气头上，等到猛然醒悟少了一个亲生骨肉，她怎么也止不住自己作为母亲的天性，更何况白发人送的黑发人。我很理解母亲的这一份情，其实她只是不表达，而那眼泪里盛载的却是天底下所有母亲都有的那份爱心。母亲天天以泪洗面，餐餐以泪伴饭，她的一举一动，都牵着另一世界里那个亲生骨肉的神经。我们怎么劝都无济于事，母亲以她独有的方式在祭典和怀念着我的弟弟。这是我弟弟的不幸，但不幸的更是活着的母亲，那是一种折磨。
母亲把那段日子那个家庭哭得无比灰暗，想必她就在那时把自己的头发也哭得大半白了。
我妹妹的婚事提前摆到议事日程，而且为了填被家庭成员，母亲执意要挑一个上门女婿。这些，都按她的意思办妥。本以为，母亲会忘记了失子的打击。但好景不长，她又亲情难抑，照例涕泣涟涟。我甚至开始无法理解母亲的心理。
一个晚上，家里打来电话，说我母亲也寻死喝了农药。听到这个消息，我浑身寒冷，我想我这个家到底是怎么了。我火速赶到医院，母亲已经灌了药洗了肠，躺在床上说着昏话，想去见我的弟弟。
我们开始检查母亲此前的举动，怕她一糊涂第二次生出轻生的念头。后来知道，原来母亲在我弟弟走后，早就有一死了之的准备。她一次次地到医院，凑够了整整一瓶可以让她一吃下去就醒不过来的药。于是挑一个家里人都不在的时候，把整瓶药都倒进了嘴里。幸亏被人看到她临死前的惨状，又幸亏被速速送到了医院，死亡之神才懒得收留她，否则，母亲就成了我弟弟的殉葬品。
那一天在医院里，我恨恨地骂了我的母亲。我说的意思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有寻死的傻见。我说你还有个没结婚的儿子，你得为活着的儿子着想。我把话说得很苍白，然后母亲把我的话全听进去了。
人世间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比如我家曾经接踵而至的一个个厄运，比如我后来总算凭自己的努力进了母亲想象不出的城市。母亲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果真，在告别了昏天黑地的日子后，我母亲开始密切地关注起我，把她的感情倾注到了我身上。尽管此后我妹妹又上演了一出悔婚的大事，把她整个婚姻推倒重来，但我母亲好像再没有哭过。
那年我从机关下派到乡镇任职，母亲打电话来，语气急急地，劈头盖及问我：“你犯什么事了？”我说：“我犯什么事？你儿子这次调动是很正常的，应该算是升官了吧。”母亲说：“村里人说你去任镇长一定是犯错误了。”我不想跟她解释官场上的那一套，因为有许多事情并不是我母亲这样的人能理解的，她们也并不需要这方面的理解。但那天母亲在电话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了一番话，让我两眼湿湿的，心里涌起一阵感动，她说：“我最近看电视，看到一个当官的因为贪污而坐了牢，我越看越怕，我劝你当官了千万别像他那样贪污受贿，我们不要人家的钱，我们不稀罕人家的钱，如果你要贪污，我们宁肯不做这个官，你一定要记着我的话。”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平凡母亲的口，怎么说来都不失高尚的风格。此后的日子里，有些人为办事情竟拐弯抹角地到了我老家，我母亲做着一件件令我心慰的事情，就是，她总是按照我的意思把不该收的香烟老酒如数退给人家，也不怕跟人家面子上过不去。
当我从乡镇很正常地调到一个部门任副局长时，社会给予我的舆论压力就像洪水猛兽一般龚来，远远跃出了我的想像空间，所谓的朋友对我视而不见，所谓的亲戚对我敬而远之，我在繁华的都市里打发冷眼和闲言。这次母亲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是哭哭涕涕的，她悲伤地问：“你倒是说说，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现在村里人说你什么的都有。”我只是淡淡地说：“不用为我担心，这是很正常的，嘴巴长在人家的身上，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得相信你的儿子。”
为了免得人家无风起浪，我尽量不抛头露面，作为对痛苦的排遣，一段日子里，我长久地在电脑上敲打关于乡村与稻草为伍的那段日子，品味纯正年代的快乐。
清明节那天，我兴致勃勃地回老家。母亲看到我回家很高兴，像看着一个初生的婴儿，因为在此前的许多年里，清明节那天我都抽不开身回家。而我，却在那天，第一次仔仔细细地阅读了母亲的头发。母亲的头发已经整个的白了。我能理解母亲的头发是白的，但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母亲的头发竟会白得如此透彻，如此耀眼夺目。我的眼光在母亲的满头银丝面前，有点畏畏缩缩。
那天母亲说的另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她说：“自从你调动工作后，我的身体一直感觉不舒服。”我怎么也想像不到，对于我工作上调动的事，我自以为自己承受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想不到老家的母亲竟承受着比我更大的精神压力。母亲所谓的身体不适，别人无法理解，我却能深深体会。母亲对于失去一个儿子有过一时的痛不欲生；母亲对于没有孙子的事压根儿不放心上；但母亲对于我的一个平常的调动，却一直没有把心放下。母亲看上去，像刚从悬崖上跌落下来重新艰难爬起来的样子，心力憔悴而疲惫。
在母亲面前，我无需更多的话语，我留在家里的那短暂一刻里，总是任凭母亲自言自语的说些她烦心的事，听她说我的女儿，听她说我的工作，听她说村里人的势利，还听她说菜地里又种了什么什么，我只是呆在她的旁边，默默地做一个听众，然后在心里翻滚酸酸的痛苦。我不敢看母亲的头发，因为我始终怀疑母亲是不可能就这样变老。
母亲今年54岁，作为有一个36岁儿子的母亲来说，她是可以称为老人了，可在我眼睛里，她的满头白发与她的年龄怎么也般配不起来。岁月给予母亲的全都给予了，那就是年龄，日子给予母亲的也全都给予了，那就是艰难，那么那满头别的母亲所不具备的白发，又是谁给予的呢？
父亲离家给人家管理一个花木基地去了，剩下母亲独自一人守着我的老家，竟还辟里啪拉地摆弄两台老布机，织些油盐酱醋酒。我曾经多次提出这活挣不了钱，年纪又大，别干了。可母亲的回答总是很轻松，说闲着也闲着，想织的时候织，不想织的时候就停，解个闷也好吧。在过日子上，母亲有自己的主见。
这段时间里，我回老家的次数愈发地多起来，有时候冷不丁从电脑上爬下来，开着车就往老家冲。其实我回家也不呆多长时间，有时候竟半个小时，最长也就半天，也不留下来与母亲一起吃饭。我只是让母亲看看我，或者让我的眼睛习惯母亲的白发。
我现在能给予母亲的，也就是让她觉得她有一个常回家来的儿子，她儿子带着她的孙女，时不时地出现在她面前，她就高兴了，她就满足了，她就微笑了，她就幸福了。
母亲是没有企求的。
我企求，没有企求的我的母亲，健康长寿。
岁月如蝉，这日子还没有用旧，却又不得不似蝉蜕一般，层层褪去。母亲也难逃岁月的无情，不知不觉间竟步入了老年，她的满头白发在一刹那间打破了我心目中一贯的形象。
母亲，到底是什么时候变老了呢？
我记得母亲先前也有白发，有限的几根，隐藏在其间，但毕竟成不了气候，父亲解释说这是辛苦的缘故。父亲的解释很概括，至今还让我萌生无穷的理解。其实母亲早生白发，是生活之苦的结晶，比如，仅为填满肚皮而没有营养可摄取的劣质食物，比如，既要当好家，又要像个男人一样活跃在田畈劳作，比如，日子不顺心嘴上多唠叨几句还得蒙受我父亲的拳打脚踢，等等，母亲的头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抽出几根白发来，就像稻田里抽出烦人的稗草一样，那是荒芜的开始。
我那时候还在求学，我的弟妹与我结成利益共同体，一起盘剥我父母的血汗。我算是懂事较早的孩子，却没有能力让这样的日子改头换面，就只好随着母亲白发的生长，也在心头生长隐隐的痛楚，因为觉得愧疚，认为这书还是要靠自己才能读好。
我弟弟终于没有这个耐心。一个夜晚，我们兄弟俩很豪华地一起喝了五瓶苦涩的啤酒，算是分别的开始，第二天，他只身去了大上海打工，我踏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妹妹后来就一直在他两个哥哥所走的道路上挑来拣去，最终算是捱到了初中毕业，再也不想在课堂上吊死。身处这样的家庭，我的愧歉是越来越多。但想想我的父母，总也算可以舒一口气了。
命运有时候真会捉弄人，我们兄妹三人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后，不幸就接二连三地光顾我的家庭，我母亲也就在那样的岁月里，被日子一下子染白了头。
我弟弟先是跟着人家到北京上海做学徒，两年后，决心只身一人去闯荡生活，我们千叮咛万嘱咐地才让他走。一年后没有等到我弟弟的荣归，却等来一张公安局的通知。我弟弟在上海犯事，拿了人家装修队里的一支电刨，那电刨价值一千多元，公安局就说要法院。消息传来，急煞我的母亲。那时我已在一所学校教书育人。母亲是到邮电局给我单位挂的电话。我没接到电话，校长告诉我，说我母亲生病住院得赶紧回去。我直奔老家镇上的医院，着急地打听我母亲的病房，然而医院却说没这个病人。我又急着回到家里，竟发现母亲正眼泪汪汪地坐在门槛上，见我到了家，才止住哭泣，告诉了我弟弟犯事的真相。我惊诧于母亲电话里的谎言，原来她是为我才撒的谎，她只是怕一个坐牢的儿子给另一个国家户口的儿子脸上抹黑呀。
为了救我的弟弟，我们母子俩后来又坐火车去上海。我们唯一的线索是联系上了村长在上海熟悉的一个生意人，希望通过这个生意人走走公安局的关系，把我弟弟说成未满18周岁，然后把他从法律的泥坑里拉出来。那天我们赶到上海时已经华灯初上，按图索骥左转右拐，好不容易才找到那生意人的家，却是铁将军把的门。我和母亲，两个标准的乡下人，就像贼似地蹩在人家楼梯口，等不及了又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第二天去找他。于是我们开始找地方住，我们在大街上走，看到了好几个闪烁着霓虹灯的宾馆，却怎么也不敢走进去，因为母亲和我的衣袋里加起来的钱才五十块，我当初想，即使我袋里装满了钱，我们两个一踏进宾馆的门，那保安肯定上来阻止或盘问。我至今还想着，我弟弟当初进了派出所，即使他说不偷，人家肯定也不信。这一夜，我们在小区里找小旅馆，找来找去，除了有一家说有一张男铺外，其余的一律饱满。万般无奈，再折回去，要了那张唯一留存的男铺。母亲跟在我身后，更像一个贼似的，竟躲过了门卫一不小心出神的眼睛。那旅馆的所谓的男铺，是一个大间，走廊里过道上全是一张张床，我在那里缩一夜也没什么，可母亲在那里呆一会儿就得有一副厚脸，那里的呼噜声，那里的撒尿声，那里赤膊的男人们，都是让我母亲很难堪的场面。然而母亲只能在我的床上躲过一夜，否则又能到哪里去呢。这一夜我们母子俩躺在了一张床上，帐子里躺的是我，帐子外靠墙的地方躲着我母亲。我不知道那晚是怎样艰难地睡去，只记得醒来后旅馆里查房，把我的蚊帐被掀开来，查房人误以为我的睡相太差，也就终于蒙混过关。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与我母亲隔着帐子同床而眠，我不知道我母亲那晚躲着时，是怎样的胆颤心惊。所以这事后来一直成为我作为长兄教训弟弟时的辛酸事，希望他能体谅父母的不易希望他能为这个家庭考虑。
弟弟还是坐了一年牢，母亲的上海之行并没有给他带去福音。只是在这一年里，母亲念叨的始终是狱中的儿子，生怕人家欺负他，总说他的命太苦，说对不起他，等等等等，那一年除夕家里少了个人，母亲是用哭泣勉强地度过的。
弟弟回家后，母亲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却怎么也赶不上我弟弟人生观改变的速度，很快，母亲开始憎恨我弟弟的懒散。为了守住他的心，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张罗对像。于是双方看人家，然后双方谈条件，倒也制造出不少生活的甜蜜。然而，这门亲事终因我家条件过不了关，不得不半途而废。母亲是恨铁不成钢，在平凡日子里，自己说是看惯花花世界的弟弟，为了摆脱我父母的烦恼，用美酒加农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18岁的生命。
还记得那天下午，在安葬了我弟弟之后，我们一家人坐在门口，用一种痛骂的方式来遗忘一个生命的结束。母亲不哭，只是一个劲地说我弟弟的不懂事，说他是命里注定的短寿。我们都极力把我弟弟生前的臭事无限地放大，竟也挤出了我母亲脸上的笑容。母亲说，他死了就死了，以后省得再为他操心。我们说，你以后说不定又要想起他，母亲却斩钉截铁地说，不想他，不想他了。
然而，母亲到底还是食言了。在我弟弟离开人世后，家里传来的消息永远就一个：母亲在哭。弟弟死时，母亲还在气头上，等到猛然醒悟少了一个亲生骨肉，她怎么也止不住自己作为母亲的天性，更何况白发人送的黑发人。我很理解母亲的这一份情，其实她只是不表达，而那眼泪里盛载的却是天底下所有母亲都有的那份爱心。母亲天天以泪洗面，餐餐以泪伴饭，她的一举一动，都牵着另一世界里那个亲生骨肉的神经。我们怎么劝都无济于事，母亲以她独有的方式在祭典和怀念着我的弟弟。这是我弟弟的不幸，但不幸的更是活着的母亲，那是一种折磨。
母亲把那段日子那个家庭哭得无比灰暗，想必她就在那时把自己的头发也哭得大半白了。
我妹妹的婚事提前摆到议事日程，而且为了填被家庭成员，母亲执意要挑一个上门女婿。这些，都按她的意思办妥。本以为，母亲会忘记了失子的打击。但好景不长，她又亲情难抑，照例涕泣涟涟。我甚至开始无法理解母亲的心理。
一个晚上，家里打来电话，说我母亲也寻死喝了农药。听到这个消息，我浑身寒冷，我想我这个家到底是怎么了。我火速赶到医院，母亲已经灌了药洗了肠，躺在床上说着昏话，想去见我的弟弟。
我们开始检查母亲此前的举动，怕她一糊涂第二次生出轻生的念头。后来知道，原来母亲在我弟弟走后，早就有一死了之的准备。她一次次地到医院，凑够了整整一瓶可以让她一吃下去就醒不过来的药。于是挑一个家里人都不在的时候，把整瓶药都倒进了嘴里。幸亏被人看到她临死前的惨状，又幸亏被速速送到了医院，死亡之神才懒得收留她，否则，母亲就成了我弟弟的殉葬品。
那一天在医院里，我恨恨地骂了我的母亲。我说的意思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有寻死的傻见。我说你还有个没结婚的儿子，你得为活着的儿子着想。我把话说得很苍白，然后母亲把我的话全听进去了。
人世间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比如我家曾经接踵而至的一个个厄运，比如我后来总算凭自己的努力进了母亲想象不出的城市。母亲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果真，在告别了昏天黑地的日子后，我母亲开始密切地关注起我，把她的感情倾注到了我身上。尽管此后我妹妹又上演了一出悔婚的大事，把她整个婚姻推倒重来，但我母亲好像再没有哭过。
那年我从机关下派到乡镇任职，母亲打电话来，语气急急地，劈头盖及问我：“你犯什么事了？”我说：“我犯什么事？你儿子这次调动是很正常的，应该算是升官了吧。”母亲说：“村里人说你去任镇长一定是犯错误了。”我不想跟她解释官场上的那一套，因为有许多事情并不是我母亲这样的人能理解的，她们也并不需要这方面的理解。但那天母亲在电话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了一番话，让我两眼湿湿的，心里涌起一阵感动，她说：“我最近看电视，看到一个当官的因为贪污而坐了牢，我越看越怕，我劝你当官了千万别像他那样贪污受贿，我们不要人家的钱，我们不稀罕人家的钱，如果你要贪污，我们宁肯不做这个官，你一定要记着我的话。”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平凡母亲的口，怎么说来都不失高尚的风格。此后的日子里，有些人为办事情竟拐弯抹角地到了我老家，我母亲做着一件件令我心慰的事情，就是，她总是按照我的意思把不该收的香烟老酒如数退给人家，也不怕跟人家面子上过不去。
当我从乡镇很正常地调到一个部门任副局长时，社会给予我的舆论压力就像洪水猛兽一般龚来，远远跃出了我的想像空间，所谓的朋友对我视而不见，所谓的亲戚对我敬而远之，我在繁华的都市里打发冷眼和闲言。这次母亲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是哭哭涕涕的，她悲伤地问：“你倒是说说，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现在村里人说你什么的都有。”我只是淡淡地说：“不用为我担心，这是很正常的，嘴巴长在人家的身上，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得相信你的儿子。”
为了免得人家无风起浪，我尽量不抛头露面，作为对痛苦的排遣，一段日子里，我长久地在电脑上敲打关于乡村与稻草为伍的那段日子，品味纯正年代的快乐。
清明节那天，我兴致勃勃地回老家。母亲看到我回家很高兴，像看着一个初生的婴儿，因为在此前的许多年里，清明节那天我都抽不开身回家。而我，却在那天，第一次仔仔细细地阅读了母亲的头发。母亲的头发已经整个的白了。我能理解母亲的头发是白的，但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母亲的头发竟会白得如此透彻，如此耀眼夺目。我的眼光在母亲的满头银丝面前，有点畏畏缩缩。
那天母亲说的另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她说：“自从你调动工作后，我的身体一直感觉不舒服。”我怎么也想像不到，对于我工作上调动的事，我自以为自己承受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想不到老家的母亲竟承受着比我更大的精神压力。母亲所谓的身体不适，别人无法理解，我却能深深体会。母亲对于失去一个儿子有过一时的痛不欲生；母亲对于没有孙子的事压根儿不放心上；但母亲对于我的一个平常的调动，却一直没有把心放下。母亲看上去，像刚从悬崖上跌落下来重新艰难爬起来的样子，心力憔悴而疲惫。
在母亲面前，我无需更多的话语，我留在家里的那短暂一刻里，总是任凭母亲自言自语的说些她烦心的事，听她说我的女儿，听她说我的工作，听她说村里人的势利，还听她说菜地里又种了什么什么，我只是呆在她的旁边，默默地做一个听众，然后在心里翻滚酸酸的痛苦。我不敢看母亲的头发，因为我始终怀疑母亲是不可能就这样变老。
母亲今年54岁，作为有一个36岁儿子的母亲来说，她是可以称为老人了，可在我眼睛里，她的满头白发与她的年龄怎么也般配不起来。岁月给予母亲的全都给予了，那就是年龄，日子给予母亲的也全都给予了，那就是艰难，那么那满头别的母亲所不具备的白发，又是谁给予的呢？
父亲离家给人家管理一个花木基地去了，剩下母亲独自一人守着我的老家，竟还辟里啪拉地摆弄两台老布机，织些油盐酱醋酒。我曾经多次提出这活挣不了钱，年纪又大，别干了。可母亲的回答总是很轻松，说闲着也闲着，想织的时候织，不想织的时候就停，解个闷也好吧。在过日子上，母亲有自己的主见。
这段时间里，我回老家的次数愈发地多起来，有时候冷不丁从电脑上爬下来，开着车就往老家冲。其实我回家也不呆多长时间，有时候竟半个小时，最长也就半天，也不留下来与母亲一起吃饭。我只是让母亲看看我，或者让我的眼睛习惯母亲的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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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没有企求的。
我企求，没有企求的我的母亲，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