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飞舞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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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揣五十块钱，来到散发着古城气息的绍兴城，开始读我的大学。那是1987年的9月。五十块钱对于我家来说，是个沉甸甸的数字，它隐含的意思是，父亲在我张口向他要这笔钱的时候，脑袋有些发涨，这从他使劲揪乱草一样的头发这个动作里可以看出，父亲最后只好又拉了满满一车稻谷去了附近从不向农民打白条的粮站，回来后他把钞票一张一张地数给我，很简单的五块头，被他数得极其繁琐和令我讨厌。
压得我抬不起头来的，还是这所大学的名称——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四个词组，无论联合还是分散，叫起来都是底气不足的：“绍兴”注定了我不能远走高飞，它最多离我家五十里地，这个一贯被我们叫做酱缸、酒缸、水缸的地方，在它上空打个雷，就能震着我家的屋顶；“师范”在当年被人们另眼相看，以至于学校不得不靠降低十分分数的办法，来诱惑我们这些急于跳出农门的农家子弟；“专科”是分数不够的证明，那么它自然只能戴上一顶令人头痛的“学校”帽子，明显透露低人一等的寒伧。从小学到大学，一口气读了那么多学校，它竟至死不渝地与我形影相随。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除非我敢打破这只刚从泥地里扒出来的铁饭碗，可是，我们一家的希望全都盛装在这只碗里。
大学确是大了些。然而她再大，也掩盖不了我心头的缺憾。还记得，高中时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矮个子老师，刚刚从大学镀了“金子”回来，他把课讲得满堂生辉。课堂上他不时地鼓吹大学“生涯”他说大学真是个好地方，想谈恋爱就可以谈恋爱。恰好那时我们正在萌发爱情的种子，有色心无色胆而已，经他这一说，就更立志要上大学了。他说大学里真是舒服透了，你想睡懒觉就可以睡懒觉，我们那时睡懒觉是天大的心愿而事实上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他说得我们满堂欢笑，像赶蚊子似地赶走了我们身上的瞌睡和疲倦。他最后归纳大学生都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说得我们心旌摇，拚命苦读。
事实面前，有关大学天堂般的神秘，肥皂泡一样不攻自灭了。物质决定意识，我们依然记着政治老师的教导，然而我们在当时教师奇缺的现实面前，不得不被强化训练成教书匠，然后像豆子一样地撒播到乡村，于是学制从三年裁短成两年。两年制大学，对学校而言，无异于用复合饲料来催生我们的体肥膘壮。
我们一贯在农村土生土长，就像一株刚分蘖的瓜秧，身上还沾着破土时的泥巴。初进大学的我们，身上不仅冒着土气，还透着傻气。好在，我们已牵出了户口，再不用像以前那样自带大米和干菜上学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要上“前线”学校每月发给学生三十斤饭票。这也算可观的数字，但它对于我们的胃口，特别是对于男同学的肚皮来说，总有个“赤字”的概念。我们通常一餐四量，毫不含糊，倘遇着有哥们儿打着访友的名义前来打劫，那就更入不敷出，所以一沓饭票还没捱到月底就会断档。无米的日子里，我们感觉不出什么叫痛苦，因为我们贼亮地眼睛瞄准了饭量小的女同学，她们手头总有用不完的饭票，于是有男同学向女同学要饭票，有女同学主动给男同学饭票，以饭票为纽带，男女同学有的就面对面坐在一起用餐，再然后他们一前一后进出食堂，最后他们手拉手地走进了夜幕下的树荫，终于，我们放开手脚地谈恋爱了。那时，恋爱速成的其中一大因素，就是为了达到男女之间饭票的平衡，虽然毕业时我们一起失恋，许多爱情倾刻间就演变成友情，结出一个个并不以为苦涩的果实，但比起我们身体和观念的蜕变，跌落一个未熟的爱情又何足挂齿？
饭票之外，学校还定期发给生活费，虽然数目远没有父母供给的多，但我们穿着校服在大街上飘荡时，吐出来的俨然是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的神气，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就是这个城市的精英，倘有人问及我们的身份，便觉得他真是傻乎乎的笨，一句“绍师专的”扔过去，颇有点像后来流行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子。最让人得意的还是过年，学校竟发给我们烟票和油票，让我们提前进入享受国家厚遇的行列，烟是“大重九”油是“芝麻油”尽管购买它们还需要自己掏出钱去，然而这却是农民与非农民的区别，师范与非师范的不同，凭这一点，我过年的时候在村子里“牛”得令人刮目相看。
学校的教育也终于没能从中学教育脱胎换骨出来，连同那些老态龙钟的讲师或教授们，也依然改不掉教中学生的语气，唯一可爱的是，他们对课堂上学生的心不在焉大多视而不见，且对枯燥乏味的必修课讲得那么怡然自得和持之以恒，这需何等的毅力和意志啊。所以，我们在课堂上摸索出了打瞌睡、看小说、聊破天、做小动作，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百无聊赖的时候，神经质地在笔记本上翻来覆去涂抹“绍兴师范专科学校”这几个字，教心理学的老师后来竟以此为例，分析出一个深奥的概念。我的那位萧山同学有一次是真的撞“枪口”上了，临近中午时分，他已捱不了瞌睡虫的袭击，老师一开讲，他就伏在桌上呼呼大睡，老师是肯定看到了，只是不说，然而偏偏上课伊始，前来探望的他的父亲就站在教室外，头和脸试图穿透门上那块玻璃，直盯盯地看着儿子睡得投入、老师讲得投入，害得全班同学替这位难兄难弟捏出一把把汗来，好在他的父亲到底不敢冲进教室考试其实并不可怕，我们从来没有为考试犯过愁，因为总有女同学会认真地把课堂笔记写得一字不漏，临考前一两个晚上的灯火通明和暂停恋爱，大抵会收获一个有惊无险的美好结局。
学校的许多设想往往是一厢情愿，比如晨跑。大冬天我们恋上了那张床，学校却规定每周每生需晨跑四次，作为督查，由班干部在半道上分发“跑步券”超过时间不再恭候。为了这一周四张跑步券，我们真是挖空了心思，先是坚持跑了一周，后来终于懒得起不来了，便麻烦坚持跑着的同学，在发券的时候弄几个来回，骗完班干部手中的券，再后来，班干部也懒得起来，干脆在寝室里把券直接发给了我们，最后，我们手头每周有了四张跑步券，而薄雾弥漫的马路上，晨跑的除了这个城市的老头老太，竟然见不到一个学生，学校的强身健体计划终于被我们的狡猾粉碎得无影无踪。晨练收获最大的，倒是宿舍楼下的冬青树，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它们沐浴着这批懒得上厕所的莘莘学子的“尿水长流”那可是被我们憋了漫漫长夜的肥沃之水哟，所以冬青树在那个季节长势异常的茂盛。
我们的梦想总是与现实发生碰撞，以至于到现在都积累成一个个缺点。学校从我们一进入它的门槛起，就号召学生报名参加各种选修课，我也心血来潮的报了舞蹈。那真是个美好的计划，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能学会跳舞，那么今后我在学生面前将是多么的潇洒风流。从小学到高中，还没见过有哪个老师在我面前跳过舞呢。那个晚上，班上的女同学打扮得花姿招展，她们翩翩起舞的时候，我们几个男生的眼睛大放光彩，她们邀我们一起跳的时候，我们的屁股却粘在凳子上起不来了。我们看着看着，双脚就无比坚硬起来。终于被拉上阵，却如被拉上刑场般胆怯。两步尚能蹒跚走得，三步就乱了方寸，至于别的，更是不知所云。但很快我们就寻到了退怯的理由，认为自己的脚是从田畈里拔出来的，自己的脚最适合走田塍路，要是这舞蹈再学下去，肯定是邯郸学步的下场“下里巴人”倾刻间就战胜了“阳春白雪”
“有始无终”四个字，像绳子一样，贯穿了整整两年师范。比如读英语，比如练书法，比如玩文学，比如这样那样的东西，都是捱到半截的时候，人就不见了踪影。倒是那时流行的一首歌，三百六十五里路，一直挂在嘴巴上“有多少三百六十五里路呀，有多少春夏秋冬”这样的歌词至今还印在脑子里，但当初喜欢是因为它的旋律，现在回忆却是它的字里行间。
后来终于发现自己朽木难雕，丑小鸭终究成不了白天鹅。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一门心思地研究起我的头皮，我的头皮从来没有这么痒过，尽管从踏进大学校门就一直痒的，但它现在已发展到了奇痒无比，那就不得不留在宿舍里，用楼下那口井里的冷水对付这个脑袋。我用兰溪牌肥皂搓出了大堆泡沫，泡沫在面盆里漂浮，漂浮，漂浮泡沫破灭，露出黑色的脏水，脏水表面，活跃着无数细细点点的小生灵，它们跳跃着，它们挣扎着，它们竟是虱子。虱子，这个我曾经深受其苦的小东西，这个我曾经消灭殆尽的小东西，这个代表肮脏的小东西，现在它们竟卷土重来，这是多么倒霉的事情，这事要传开去，怕要笑掉同学的大牙，它撕破了我的脸皮，它熄灭了我的好高骛远。我不是阿q，但虱子还是虱子，虱子坚强地在我头上生活，而我决没有阿q的自豪与得意，我此刻头顶千丝万缕的惭愧。好在我的侥幸心不死，当我偷看与我一起洗头的哥们的面盆时，发现里面竟也漂浮着与我一般多的虱子，我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我能揪出与同样长着虱子的“同志”此事后来未被发现，我也从未提及，我的哥们也从未提及，但我们心里一定心照不宣了。
两年大学，在一个个瞌睡中混过去了，在一场场电影里划过去了，在一本本小说书里流过去了。还没告别虱子，我就上了大学；意识到自己要认真读点书的时候，突然发现学校已把我推向了校门如今，当我从记忆的窗口回望师范生涯，看到的依然是“潦草”二字。
我怀揣五十块钱，来到散发着古城气息的绍兴城，开始读我的大学。那是1987年的9月。五十块钱对于我家来说，是个沉甸甸的数字，它隐含的意思是，父亲在我张口向他要这笔钱的时候，脑袋有些发涨，这从他使劲揪乱草一样的头发这个动作里可以看出，父亲最后只好又拉了满满一车稻谷去了附近从不向农民打白条的粮站，回来后他把钞票一张一张地数给我，很简单的五块头，被他数得极其繁琐和令我讨厌。
压得我抬不起头来的，还是这所大学的名称——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四个词组，无论联合还是分散，叫起来都是底气不足的：“绍兴”注定了我不能远走高飞，它最多离我家五十里地，这个一贯被我们叫做酱缸、酒缸、水缸的地方，在它上空打个雷，就能震着我家的屋顶；“师范”在当年被人们另眼相看，以至于学校不得不靠降低十分分数的办法，来诱惑我们这些急于跳出农门的农家子弟；“专科”是分数不够的证明，那么它自然只能戴上一顶令人头痛的“学校”帽子，明显透露低人一等的寒伧。从小学到大学，一口气读了那么多学校，它竟至死不渝地与我形影相随。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除非我敢打破这只刚从泥地里扒出来的铁饭碗，可是，我们一家的希望全都盛装在这只碗里。
大学确是大了些。然而她再大，也掩盖不了我心头的缺憾。还记得，高中时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矮个子老师，刚刚从大学镀了“金子”回来，他把课讲得满堂生辉。课堂上他不时地鼓吹大学“生涯”他说大学真是个好地方，想谈恋爱就可以谈恋爱。恰好那时我们正在萌发爱情的种子，有色心无色胆而已，经他这一说，就更立志要上大学了。他说大学里真是舒服透了，你想睡懒觉就可以睡懒觉，我们那时睡懒觉是天大的心愿而事实上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他说得我们满堂欢笑，像赶蚊子似地赶走了我们身上的瞌睡和疲倦。他最后归纳大学生都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说得我们心旌摇，拚命苦读。
事实面前，有关大学天堂般的神秘，肥皂泡一样不攻自灭了。物质决定意识，我们依然记着政治老师的教导，然而我们在当时教师奇缺的现实面前，不得不被强化训练成教书匠，然后像豆子一样地撒播到乡村，于是学制从三年裁短成两年。两年制大学，对学校而言，无异于用复合饲料来催生我们的体肥膘壮。
我们一贯在农村土生土长，就像一株刚分蘖的瓜秧，身上还沾着破土时的泥巴。初进大学的我们，身上不仅冒着土气，还透着傻气。好在，我们已牵出了户口，再不用像以前那样自带大米和干菜上学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要上“前线”学校每月发给学生三十斤饭票。这也算可观的数字，但它对于我们的胃口，特别是对于男同学的肚皮来说，总有个“赤字”的概念。我们通常一餐四量，毫不含糊，倘遇着有哥们儿打着访友的名义前来打劫，那就更入不敷出，所以一沓饭票还没捱到月底就会断档。无米的日子里，我们感觉不出什么叫痛苦，因为我们贼亮地眼睛瞄准了饭量小的女同学，她们手头总有用不完的饭票，于是有男同学向女同学要饭票，有女同学主动给男同学饭票，以饭票为纽带，男女同学有的就面对面坐在一起用餐，再然后他们一前一后进出食堂，最后他们手拉手地走进了夜幕下的树荫，终于，我们放开手脚地谈恋爱了。那时，恋爱速成的其中一大因素，就是为了达到男女之间饭票的平衡，虽然毕业时我们一起失恋，许多爱情倾刻间就演变成友情，结出一个个并不以为苦涩的果实，但比起我们身体和观念的蜕变，跌落一个未熟的爱情又何足挂齿？
饭票之外，学校还定期发给生活费，虽然数目远没有父母供给的多，但我们穿着校服在大街上飘荡时，吐出来的俨然是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的神气，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就是这个城市的精英，倘有人问及我们的身份，便觉得他真是傻乎乎的笨，一句“绍师专的”扔过去，颇有点像后来流行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子。最让人得意的还是过年，学校竟发给我们烟票和油票，让我们提前进入享受国家厚遇的行列，烟是“大重九”油是“芝麻油”尽管购买它们还需要自己掏出钱去，然而这却是农民与非农民的区别，师范与非师范的不同，凭这一点，我过年的时候在村子里“牛”得令人刮目相看。
学校的教育也终于没能从中学教育脱胎换骨出来，连同那些老态龙钟的讲师或教授们，也依然改不掉教中学生的语气，唯一可爱的是，他们对课堂上学生的心不在焉大多视而不见，且对枯燥乏味的必修课讲得那么怡然自得和持之以恒，这需何等的毅力和意志啊。所以，我们在课堂上摸索出了打瞌睡、看小说、聊破天、做小动作，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百无聊赖的时候，神经质地在笔记本上翻来覆去涂抹“绍兴师范专科学校”这几个字，教心理学的老师后来竟以此为例，分析出一个深奥的概念。我的那位萧山同学有一次是真的撞“枪口”上了，临近中午时分，他已捱不了瞌睡虫的袭击，老师一开讲，他就伏在桌上呼呼大睡，老师是肯定看到了，只是不说，然而偏偏上课伊始，前来探望的他的父亲就站在教室外，头和脸试图穿透门上那块玻璃，直盯盯地看着儿子睡得投入、老师讲得投入，害得全班同学替这位难兄难弟捏出一把把汗来，好在他的父亲到底不敢冲进教室考试其实并不可怕，我们从来没有为考试犯过愁，因为总有女同学会认真地把课堂笔记写得一字不漏，临考前一两个晚上的灯火通明和暂停恋爱，大抵会收获一个有惊无险的美好结局。
学校的许多设想往往是一厢情愿，比如晨跑。大冬天我们恋上了那张床，学校却规定每周每生需晨跑四次，作为督查，由班干部在半道上分发“跑步券”超过时间不再恭候。为了这一周四张跑步券，我们真是挖空了心思，先是坚持跑了一周，后来终于懒得起不来了，便麻烦坚持跑着的同学，在发券的时候弄几个来回，骗完班干部手中的券，再后来，班干部也懒得起来，干脆在寝室里把券直接发给了我们，最后，我们手头每周有了四张跑步券，而薄雾弥漫的马路上，晨跑的除了这个城市的老头老太，竟然见不到一个学生，学校的强身健体计划终于被我们的狡猾粉碎得无影无踪。晨练收获最大的，倒是宿舍楼下的冬青树，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它们沐浴着这批懒得上厕所的莘莘学子的“尿水长流”那可是被我们憋了漫漫长夜的肥沃之水哟，所以冬青树在那个季节长势异常的茂盛。
我们的梦想总是与现实发生碰撞，以至于到现在都积累成一个个缺点。学校从我们一进入它的门槛起，就号召学生报名参加各种选修课，我也心血来潮的报了舞蹈。那真是个美好的计划，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能学会跳舞，那么今后我在学生面前将是多么的潇洒风流。从小学到高中，还没见过有哪个老师在我面前跳过舞呢。那个晚上，班上的女同学打扮得花姿招展，她们翩翩起舞的时候，我们几个男生的眼睛大放光彩，她们邀我们一起跳的时候，我们的屁股却粘在凳子上起不来了。我们看着看着，双脚就无比坚硬起来。终于被拉上阵，却如被拉上刑场般胆怯。两步尚能蹒跚走得，三步就乱了方寸，至于别的，更是不知所云。但很快我们就寻到了退怯的理由，认为自己的脚是从田畈里拔出来的，自己的脚最适合走田塍路，要是这舞蹈再学下去，肯定是邯郸学步的下场“下里巴人”倾刻间就战胜了“阳春白雪”
“有始无终”四个字，像绳子一样，贯穿了整整两年师范。比如读英语，比如练书法，比如玩文学，比如这样那样的东西，都是捱到半截的时候，人就不见了踪影。倒是那时流行的一首歌，三百六十五里路，一直挂在嘴巴上“有多少三百六十五里路呀，有多少春夏秋冬”这样的歌词至今还印在脑子里，但当初喜欢是因为它的旋律，现在回忆却是它的字里行间。
后来终于发现自己朽木难雕，丑小鸭终究成不了白天鹅。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一门心思地研究起我的头皮，我的头皮从来没有这么痒过，尽管从踏进大学校门就一直痒的，但它现在已发展到了奇痒无比，那就不得不留在宿舍里，用楼下那口井里的冷水对付这个脑袋。我用兰溪牌肥皂搓出了大堆泡沫，泡沫在面盆里漂浮，漂浮，漂浮泡沫破灭，露出黑色的脏水，脏水表面，活跃着无数细细点点的小生灵，它们跳跃着，它们挣扎着，它们竟是虱子。虱子，这个我曾经深受其苦的小东西，这个我曾经消灭殆尽的小东西，这个代表肮脏的小东西，现在它们竟卷土重来，这是多么倒霉的事情，这事要传开去，怕要笑掉同学的大牙，它撕破了我的脸皮，它熄灭了我的好高骛远。我不是阿q，但虱子还是虱子，虱子坚强地在我头上生活，而我决没有阿q的自豪与得意，我此刻头顶千丝万缕的惭愧。好在我的侥幸心不死，当我偷看与我一起洗头的哥们的面盆时，发现里面竟也漂浮着与我一般多的虱子，我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我能揪出与同样长着虱子的“同志”此事后来未被发现，我也从未提及，我的哥们也从未提及，但我们心里一定心照不宣了。
两年大学，在一个个瞌睡中混过去了，在一场场电影里划过去了，在一本本小说书里流过去了。还没告别虱子，我就上了大学；意识到自己要认真读点书的时候，突然发现学校已把我推向了校门如今，当我从记忆的窗口回望师范生涯，看到的依然是“潦草”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