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也没有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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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陪审员，这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谨慎从事。我们已经听见，公诉人自己也承认，他直到最后一天以前，直到今天开审以前，对于指控被告完全蓄意杀人一层，还抱着犹豫不决的态度，一直到今天那封致命的醉后来信呈交给法庭以前，还在游移不决。‘完全照所写的实行了！’但是我还是要重复一句：他跑去是找她，追踪她的，只是为了去打听她在哪儿。这是无可置辩的事实。假使她在家，他不会跑到任何地方去，而会留在她身边，也就不会履行信里所说的话。他跑出去是突然的，出于偶然的，对于自己那封醉后所写的信当时也许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有人会说：‘他抓了一根铜杵在手。’你们都应该记得，就从这根铜杵上还给我们发挥了一整套的心理学：为什么他要把这铜杵当凶器，把它当作凶器一般抓在手里，等等，等等。我的脑子里立刻产生出一个极寻常的念头：假如这铜杵不放在眼前，并不在架子上，——被告是从架上抓走的，——而放在橱柜里，那时候它就不会让被告看见，他就会不带凶器，空着两手跑去，这样当时也许就不会杀死任何人了。因此我怎么能断定铜杵是预谋杀人的证据呢？不错，他在酒店里嚷着要杀死父亲，而两天以前，写那封‘醉’信的那天晚上，他十分安静，在酒店里只和一个商店伙计吵了一下嘴，‘因为卡拉马佐夫是不可能不吵嘴的。’我要回答的是假使他有意谋杀，还要按照计划，按照所写的办法去实行，那他一定不会和伙计吵嘴，也许根本就不会去进酒店，因为一个人起意要干这样的事以后，总是会竭力安静退缩，力求不抛头露面，不让人家看见他，听见他：‘最好忘掉了我’，不过这并不全是出于心计，而是出于本能。诸位陪审员，心理学是两头的，我们也懂一点心理学。至于说到整整一个月以来在酒店里叫嚷的话，那么一班孩子们，或者那些从酒店里走出来互相吵吵闹闹的醉鬼们还嚷得少吗：‘我要杀死你！’可实际上并没有杀。那封不幸的信——不也是醉后的气话，不也和从酒店里出来的人嚷嚷‘我要把你们统统杀死’的话一样么？为什么不是这样，为什么不会是这样？为什么这封信一定是致命的，恰恰相反，为什么它不是可笑的？就因为发现了被杀死的父亲的尸首，因为有一个证人看见被告在园里手拿武器逃跑，而且自己被他打倒，因此就必定是完全照所写的计划实行了，因此这封信就不是可笑的，而是致命的了。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讲到了要害问题：‘既然在花园里，那就一定是他杀的’，一切全包括在‘既然在那里，就一定是他’这两句话里了。全部控诉就建筑在‘既然在那里，就一定是他’的上面。但假如他虽在那里，而并不就一定是他，又怎样呢？哎，我同意，事实的总和，事实的偶合实在是十分雄辩的。但是你们不妨试试别为这些事实的总和所慑服，先作一下个别的观察。例如说，被告供述他从父亲的窗子跟前跑开的话，为什么检察官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它是真实的呢？你们会记得，公诉人说到这里还大事嘲弄起来，说凶手的心里竟突然会涌出尊敬的、‘虔诚’的感情来了。但假如果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虽然不是尊敬的情感，却是虔诚的情感，那又怎样呢？‘大概那时母亲在那里替我祈祷，’被告在预审中供述说，因此他刚一弄清楚斯维特洛娃不在父亲家里，就立刻跑开了。而起诉人却对我们反驳说：‘但是他隔着窗子是不会弄清楚的。’为什么不会呢？窗子是被告发了暗号以后打开的，这时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很可能会说出一句什么话来，会发出一声什么喊声来，使被告突然确信斯维特洛娃没有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照我们所想象的，照我们愿意想象的那样去加以猜测呢？现实生活中会出现成千桩事情，就连最精细的小说家也可能会加以忽略。‘是的，格里戈里看见门开着，因此被告一定曾经进过屋子，因此也一定是他杀死的。’诸位陪审员，关于这个门你们要知道，关于门开着的话，只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而这人当时本身也处在那种情形之下。好吧，就算门开着，就算被告坚不承认，是基于一种自卫的心情而撒了谎，——这种心情在他的地位上是很容易理解的，——就算他闯进了屋子，到屋里去过，——那又怎样，为什么只要去过就一定是杀了人呢？他可能闯进去，到各屋跑一遭，也可能推搡父亲，甚至打了父亲，但是一弄清楚斯维特洛娃不在家，就跑了出来，因为她不在那里，又因为他没有杀死父亲就跑了出来，而感到庆幸。一会儿以后他所以会从围墙上跳下来，跑到被他因一时情急而打倒的格里戈里跟前，可能也正因为他能够产生纯洁的情感，产生同情和怜悯的情感，因为他摆脱了杀死父亲的诱惑，因为他自己正为没有杀死父亲而感到问心无愧，衷心庆幸。公诉人用惊人的雄辩对我们描绘了被告在莫克洛叶村时的可怕心情，因为正当爱情又重新展现在他面前，召唤他踏进新的生活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再爱，因为在他的后面有他的父亲的鲜血淋淋的尸首，而在尸首后面就是死刑。但尽管这样，公诉人到底还承认爱情，不过是用他的心理学来加以解释：‘酒醉的状态，罪人被带去处死刑，还期待着无限长的时间，’等等，等等。可是我又要问，检察官先生，您是不是创造了另一个人？被告是不是竟那样的粗蠢，那样的没有心肝，当在他身上果真沾有父亲的血的时候，还能在那种时候想着爱情和在法庭上怎样狡辩么？不，不，绝对的不！假使在他身后果真躺着父亲的尸首的话，那么只要一发现她爱他，召唤他，授与他新的幸福，我敢发誓，他当时一定更会感到双重的、三重的自杀的愿望，而且一定会自杀的！哦，不，他决不至于忘记了他的手枪放在哪里！我知道被告：公诉人所加于他的那种野蛮粗鲁的残忍无情是和他的性格不相符的。他会自杀，这是一定的；他所以不自杀，正是因为‘母亲为他作了祈祷’，他对于父亲的被杀是问心无愧的。那天夜里他在莫克洛叶感到伤心痛苦，完全是为了被他打倒的老人格里戈里，他暗自祷告上帝，但愿老人能够清醒过来，重新站起，但愿他的打击不是致命的，因而也免得自己为他受到刑罚。为什么不能接受对于事件的这种解释呢？我们有什么坚不可移的证据，证明被告说谎呢？有人立刻又要说，那么父亲的尸首怎么办呢？他跑了出去，他没有杀死，那么究竟是谁杀死的呢？
“我再重说一句，公诉方面的全部逻辑就在这上面：不是他，又是谁杀的呢？除了他，就找不出别的人来。诸位陪审员，真是这样么？是不是果真完全找不出别的人了？我们听见公诉人把那天夜里所有在这所房子里和到过那里的人全都屈指数过了，总共有五个人。我同意，其中三个人完全没有关系，那就是被害人自己，老人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自然，剩下的就是被告和斯麦尔佳科夫了，公诉人因此慷慨激昂地叫嚷说，被告所以指控斯麦尔佳科夫，是因为他指不出别人来，只要有第六个人，甚至是第六个人的影子，被告为了感到惭愧，也立刻会放弃对斯麦尔佳科夫的控诉，而指控这第六个人的。但是，诸位陪审官，我为什么不能作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被告和斯麦尔佳科夫，为什么我不能说，你们所以指控我的委托人，完全是因为你们没有人可指控呢？而所以没有人可指控，完全是因为你们怀着先入之见，预先把斯麦尔佳科夫排除在一切嫌疑之外。是的，指出斯麦尔佳科夫来的只有被告本人、他的两个兄弟和斯维特洛娃几个人。但是也还有一些别的人在提出指控：那就是社会上隐约流传着的某种疑问，某种怀疑。听得见一种隐约的传闻，感得到存在着某种期待。此外，可以作为佐证的也还有一些极有意思的事实对照，尽管我承认，这还有点不是太有把握：首先是恰巧在祸事发生的那天发作了羊癫疯，公诉人不知为什么感到必须为这次发作竭力进行解释和辩护。其次是斯麦尔佳科夫出人意料地在开庭的前一夜自杀。随后是被告的二弟今天在法庭上作出了同样出人意料的供词，他在这以前一直深信他哥哥有罪，今天却忽然交出钱来，同样也宣称斯麦尔佳科夫是凶手！哦，我也跟法庭和检察官一样，深信伊凡-卡拉马佐夫有病，并且发着寒热，他的供词也许确乎是在昏迷中想出来的一个可怕的尝试，就是想搭救兄长，把罪名推到死人身上。但是斯麦尔佳科夫的名字到底说了出来，又似乎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使人迷惑不解的东西。诸位陪审员，他的话似乎没有说尽，还不算完。也许将来还会说出来的。不过关于这一层暂且放下，以后再说。法庭刚才决定继续审理，但眼下在大家还在等待结论的时候，我还要就公诉人那样细致而且极有才华地对去世的斯麦尔佳科夫的性格所作的描绘表示一点意见。我一方面固然对他的才华深表惊异，但另一方面对这种性格描写的实质却未敢完全同意。我到斯麦尔佳科夫那里去过，我见过他，和他谈过话，他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的身体很衰弱，这是事实，但在性格和心地方面，那他决不是非常脆弱的人，象公诉人所断定的那样。在他身上我尤其找不出胆怯来，找不出公诉人对我们那样突出描写的那种胆怯来。他根本没有坦率的心情。相反地，我发现了隐藏在天真里面的严重不信任和能够洞察许多事情的心思。哦，公诉人把他当作头脑痴呆的人未免太老实了。他给了我一个完全明确的印象：我离开他的时候深信这人是十分狠毒，异常虚荣，复仇心盛，妒忌心极重的。我收集了一些情况：他最恨自己的出身，对它感到羞愧，咬牙切齿地经常记得；‘他是臭丽萨维塔养出来的。’他对于他童年时代的恩人仆人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并不尊敬。他咒骂俄罗斯，嘲笑它。他幻想到法国去，成为法国人。他以前就时常说，他缺少钱来实现这件事。我觉得，他除了自己以外不爱任何人，自尊自大得出奇。他的文化表现在讲究的衣裳，清洁的胸衣和刷得锃亮的皮靴上。他自认为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私生子（这一点也确有事实根据），把自己的地位和他的主人的嫡子们相比而生出怨恨心，心想，他们应有尽有，而他一无所有，他们有一切的权利和遗产，而他只是一个厨子。他告诉我，是他自己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块儿把钱装进信封里的。这笔款子的用途自然是他所愤恨的，因为他如果有这些钱，就可以成家立业了。再加上他看见了这三千卢布全是花花绿绿的一百卢布新钞票（这一点我有意问过他）。唉，你们永远不要把一大笔款子一下子给一个有妒忌心的、自私的人看见，而他恰恰是第一次看见在一个人的手里有这许多钞票。眼见一大叠花花绿绿的钞票，会在他的头脑中引起不健康的想象力，尽管起初还没有立即引起什么后果。才气横溢的检察官对有可能指控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设想，特别精细地对大家列举了支持和反对的理由，而且特别质问：他假装发作羊癫疯究竟有什么必要？是的，但是要知道，他也可能完全不是装假，羊癫疯会完全自然而然地发作，但同时它也会完全自然而然地停止，病人是会醒过来的。也许还没有完全痊愈，但却总有醒过来的时候，这是羊癫疯常见的情形。公诉人问：斯麦尔佳科夫是在什么时候作的案？其实指出时间来是极容易的。他可能会从沉睡中醒过来（因为他只不过是睡熟罢了：在发作羊癫疯以后，总是会沉沉地熟睡的），正当老格里戈里在逃走的被告跳上围墙时抓住他的脚，声震四邻地拼命喊：‘杀父凶手！’的时候。在沉寂和黑暗中，这不寻常的喊声会把斯麦尔佳科夫惊醒，因为他在那时候也许已经睡得不很熟，也许在一小时以前已自然而然地开始醒了过来。他从床上起来，几乎会不自觉地、毫无用意地走到外面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他的脑子还病得迷迷糊糊，神智还不太清醒，但是他已经到了花园里，走到有亮光的窗户跟前。主人一看见他，自然很高兴，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的神智一下子立刻清醒了。他从惊慌的主人口中知道了一切的细节。渐渐地，在他那有病的，混乱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一个可怕然而诱人的，完全合乎逻辑的念头：杀人，把三千块钱取走，然后把一切推到小主人身上。既然一切证据俱全，小主人到那里去过，不指控他还指控谁呢？对于金钱、赃物的可怕的贪婪，连同可以不受惩罚的念头，可能使他激动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唉，这类突如其来的、不可抗拒的激情经常是在遇着机会时才突然发作出来的，对那种在一分钟以前还不曾想到动手杀人的凶手来说，情况就常常是这样！所以当时斯麦尔佳科夫很可能会走进主人的房间里，实行了他的计划。用什么凶器？就用他在花园里随手拾到的一块石头也行。但是为了什么？怀着什么动机？要知道三千卢布是成家立业的一笔好资本。哦，我并不是自相矛盾：钱也许是有的。甚至也许只有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放在主人屋里什么地方。‘但是装钱的封套呢？地板上撕碎的空信封呢？’刚才公诉人在讲到这信封的时候，曾表示了一个十分精明的看法，说生贼才会把信封留在地板上，这只能是卡拉马佐夫这样的人，而决不会是斯麦尔佳科夫，因为他是决不肯把这样的物证留下来的。诸位陪审员，我刚才听到这里的时候，忽然觉得这话十分耳熟。你们想得到么，就在两天以前，我从斯麦尔佳科夫本人口里也正好听见过这种想法，关于卡拉马佐夫会怎样处置这个信封的想法，这甚至使我十分吃惊：我当时确实觉得他是在那里伪装天真，预先把话说上前，预先把这种想法暗示给我，使我自己也产生同样的看法。他似乎在那里对我讽示。是不是他也把这想法讽示给侦查的官吏了？是不是他也给了多才多艺的检察官这样的暗示？有人会说：对格里戈里的老婆怎么解释呢？她不是曾听见病人在她身边呻吟了一夜么？是的，她是听见的。但这印象十分靠不住。我认识一位太太，不住诉苦说有一只小狗在院里吵了一夜，弄得她睡不着觉。但是后来知道，这可怜的小狗明明在整夜里只不过叫了两三声。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人睡在那里，忽然听见呻吟声，醒了过来，感到很恼恨，但是转眼间重又睡熟了。两小时以后又起了呻吟，又醒了，又睡着了；以后又过了两小时，又来了一次呻吟，一夜之间一共只有三次。到了早晨，睡觉的人起来诉苦说，有人整夜呻吟，不断地把他吵醒。不过他也必然会这样感觉的。在每两小时中间他睡熟的时间，醒来时就不记得了，只记得睡醒的几分钟，所以他以为吵醒了他一夜。公诉人会大叫道：但是为什么斯麦尔佳科夫不在临终遗书上直认出来呢？‘在一件事情上有良心，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又会没有良心？’但是要知道：良心就是忏悔，而自杀的人也许没有忏悔，只有绝望。忏悔和绝望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绝望常常会是恶毒的，不易驯顺的，自杀的人在动手自杀的那一瞬间会加倍仇恨他一辈子妒嫉的人。诸位陪审员，你们应该小心防止一次错判！我刚才对你们提出和描述的一切有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显得不真实？请你们找出我叙述中的错误，找出它的不可能和荒诞的地方来！但如果在我的设想里哪怕有一点可能的影子，哪怕有一点真实的影子，你们也应该慢下判决。何况这里面难道仅仅只有一点影子么？我用一切神圣的名义起誓，我完全相信我刚才对你们提出来的关于凶案的解释。而最使我，最使我感到不安和愤慨的始终是那样一个想法，就是公诉人大量归到被告头上的许多事实没有一件是多少有些确凿而无可辩驳的，而这不幸的人却要纯粹由于这些事实的总和而遭到身败名裂。是的，这总和确实非常可怕；这鲜血，这从手指上淌下来的血，染血的衬衫，为‘杀父凶手！’的狂喊声所打破的黑沉沉的夜，一面喊，一面被砸破了脑袋倒下来的老人，再加上许多片言只语，证词，手势，叫喊，——哎，这一切会多么有力地影响看法，博得轻信，但是你们，诸位陪审员，你们可以让别人博得自己的轻信么？你们要记得，你们具有限制和批准的无限权力。但是权力越大，运用它的后果就越是可怕！我一点也不放弃我刚才说过的话，但是管它哩，就算这样吧，就算我暂时可以同意公诉方面的意见，认定被告确曾杀死了他的父亲。这只是一个假设，我要重复一句，我一点也不疑惑他的无罪，但是就算这样，就假定我的被告确是犯了杀父的罪，可是即使如此，即使我也承认了这样的假设，还是请你们听一听我的话吧。我心上还横梗着一点东西，想要对你们说出来，因为我预感到你们的心里和脑子里也正发生着极大的斗争。诸位陪审员，我提到关于你们的心和脑子的话，请你们原谅。但是我愿意真诚坦率到底。让我们大家都保持真诚吧！”
说到这里，一阵十分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律师的话。他的最后的话确实说得十分诚恳，使大家感到也许他果真有什么话要说，他马上要说出来的话是极为重要的。但是首席法官听到掌声以后，大声威胁说，如果再重复“这类情况”就要下令把大家“驱逐”出去了。大家全静了下来，费丘科维奇开始用一种崭新的，感情洋溢，完全与刚才不同的声音，继续说了下去
“诸位陪审员，这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谨慎从事。我们已经听见，公诉人自己也承认，他直到最后一天以前，直到今天开审以前，对于指控被告完全蓄意杀人一层，还抱着犹豫不决的态度，一直到今天那封致命的醉后来信呈交给法庭以前，还在游移不决。‘完全照所写的实行了！’但是我还是要重复一句：他跑去是找她，追踪她的，只是为了去打听她在哪儿。这是无可置辩的事实。假使她在家，他不会跑到任何地方去，而会留在她身边，也就不会履行信里所说的话。他跑出去是突然的，出于偶然的，对于自己那封醉后所写的信当时也许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有人会说：‘他抓了一根铜杵在手。’你们都应该记得，就从这根铜杵上还给我们发挥了一整套的心理学：为什么他要把这铜杵当凶器，把它当作凶器一般抓在手里，等等，等等。我的脑子里立刻产生出一个极寻常的念头：假如这铜杵不放在眼前，并不在架子上，——被告是从架上抓走的，——而放在橱柜里，那时候它就不会让被告看见，他就会不带凶器，空着两手跑去，这样当时也许就不会杀死任何人了。因此我怎么能断定铜杵是预谋杀人的证据呢？不错，他在酒店里嚷着要杀死父亲，而两天以前，写那封‘醉’信的那天晚上，他十分安静，在酒店里只和一个商店伙计吵了一下嘴，‘因为卡拉马佐夫是不可能不吵嘴的。’我要回答的是假使他有意谋杀，还要按照计划，按照所写的办法去实行，那他一定不会和伙计吵嘴，也许根本就不会去进酒店，因为一个人起意要干这样的事以后，总是会竭力安静退缩，力求不抛头露面，不让人家看见他，听见他：‘最好忘掉了我’，不过这并不全是出于心计，而是出于本能。诸位陪审员，心理学是两头的，我们也懂一点心理学。至于说到整整一个月以来在酒店里叫嚷的话，那么一班孩子们，或者那些从酒店里走出来互相吵吵闹闹的醉鬼们还嚷得少吗：‘我要杀死你！’可实际上并没有杀。那封不幸的信——不也是醉后的气话，不也和从酒店里出来的人嚷嚷‘我要把你们统统杀死’的话一样么？为什么不是这样，为什么不会是这样？为什么这封信一定是致命的，恰恰相反，为什么它不是可笑的？就因为发现了被杀死的父亲的尸首，因为有一个证人看见被告在园里手拿武器逃跑，而且自己被他打倒，因此就必定是完全照所写的计划实行了，因此这封信就不是可笑的，而是致命的了。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讲到了要害问题：‘既然在花园里，那就一定是他杀的’，一切全包括在‘既然在那里，就一定是他’这两句话里了。全部控诉就建筑在‘既然在那里，就一定是他’的上面。但假如他虽在那里，而并不就一定是他，又怎样呢？哎，我同意，事实的总和，事实的偶合实在是十分雄辩的。但是你们不妨试试别为这些事实的总和所慑服，先作一下个别的观察。例如说，被告供述他从父亲的窗子跟前跑开的话，为什么检察官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它是真实的呢？你们会记得，公诉人说到这里还大事嘲弄起来，说凶手的心里竟突然会涌出尊敬的、‘虔诚’的感情来了。但假如果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虽然不是尊敬的情感，却是虔诚的情感，那又怎样呢？‘大概那时母亲在那里替我祈祷，’被告在预审中供述说，因此他刚一弄清楚斯维特洛娃不在父亲家里，就立刻跑开了。而起诉人却对我们反驳说：‘但是他隔着窗子是不会弄清楚的。’为什么不会呢？窗子是被告发了暗号以后打开的，这时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很可能会说出一句什么话来，会发出一声什么喊声来，使被告突然确信斯维特洛娃没有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照我们所想象的，照我们愿意想象的那样去加以猜测呢？现实生活中会出现成千桩事情，就连最精细的小说家也可能会加以忽略。‘是的，格里戈里看见门开着，因此被告一定曾经进过屋子，因此也一定是他杀死的。’诸位陪审员，关于这个门你们要知道，关于门开着的话，只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而这人当时本身也处在那种情形之下。好吧，就算门开着，就算被告坚不承认，是基于一种自卫的心情而撒了谎，——这种心情在他的地位上是很容易理解的，——就算他闯进了屋子，到屋里去过，——那又怎样，为什么只要去过就一定是杀了人呢？他可能闯进去，到各屋跑一遭，也可能推搡父亲，甚至打了父亲，但是一弄清楚斯维特洛娃不在家，就跑了出来，因为她不在那里，又因为他没有杀死父亲就跑了出来，而感到庆幸。一会儿以后他所以会从围墙上跳下来，跑到被他因一时情急而打倒的格里戈里跟前，可能也正因为他能够产生纯洁的情感，产生同情和怜悯的情感，因为他摆脱了杀死父亲的诱惑，因为他自己正为没有杀死父亲而感到问心无愧，衷心庆幸。公诉人用惊人的雄辩对我们描绘了被告在莫克洛叶村时的可怕心情，因为正当爱情又重新展现在他面前，召唤他踏进新的生活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再爱，因为在他的后面有他的父亲的鲜血淋淋的尸首，而在尸首后面就是死刑。但尽管这样，公诉人到底还承认爱情，不过是用他的心理学来加以解释：‘酒醉的状态，罪人被带去处死刑，还期待着无限长的时间，’等等，等等。可是我又要问，检察官先生，您是不是创造了另一个人？被告是不是竟那样的粗蠢，那样的没有心肝，当在他身上果真沾有父亲的血的时候，还能在那种时候想着爱情和在法庭上怎样狡辩么？不，不，绝对的不！假使在他身后果真躺着父亲的尸首的话，那么只要一发现她爱他，召唤他，授与他新的幸福，我敢发誓，他当时一定更会感到双重的、三重的自杀的愿望，而且一定会自杀的！哦，不，他决不至于忘记了他的手枪放在哪里！我知道被告：公诉人所加于他的那种野蛮粗鲁的残忍无情是和他的性格不相符的。他会自杀，这是一定的；他所以不自杀，正是因为‘母亲为他作了祈祷’，他对于父亲的被杀是问心无愧的。那天夜里他在莫克洛叶感到伤心痛苦，完全是为了被他打倒的老人格里戈里，他暗自祷告上帝，但愿老人能够清醒过来，重新站起，但愿他的打击不是致命的，因而也免得自己为他受到刑罚。为什么不能接受对于事件的这种解释呢？我们有什么坚不可移的证据，证明被告说谎呢？有人立刻又要说，那么父亲的尸首怎么办呢？他跑了出去，他没有杀死，那么究竟是谁杀死的呢？
“我再重说一句，公诉方面的全部逻辑就在这上面：不是他，又是谁杀的呢？除了他，就找不出别的人来。诸位陪审员，真是这样么？是不是果真完全找不出别的人了？我们听见公诉人把那天夜里所有在这所房子里和到过那里的人全都屈指数过了，总共有五个人。我同意，其中三个人完全没有关系，那就是被害人自己，老人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自然，剩下的就是被告和斯麦尔佳科夫了，公诉人因此慷慨激昂地叫嚷说，被告所以指控斯麦尔佳科夫，是因为他指不出别人来，只要有第六个人，甚至是第六个人的影子，被告为了感到惭愧，也立刻会放弃对斯麦尔佳科夫的控诉，而指控这第六个人的。但是，诸位陪审官，我为什么不能作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被告和斯麦尔佳科夫，为什么我不能说，你们所以指控我的委托人，完全是因为你们没有人可指控呢？而所以没有人可指控，完全是因为你们怀着先入之见，预先把斯麦尔佳科夫排除在一切嫌疑之外。是的，指出斯麦尔佳科夫来的只有被告本人、他的两个兄弟和斯维特洛娃几个人。但是也还有一些别的人在提出指控：那就是社会上隐约流传着的某种疑问，某种怀疑。听得见一种隐约的传闻，感得到存在着某种期待。此外，可以作为佐证的也还有一些极有意思的事实对照，尽管我承认，这还有点不是太有把握：首先是恰巧在祸事发生的那天发作了羊癫疯，公诉人不知为什么感到必须为这次发作竭力进行解释和辩护。其次是斯麦尔佳科夫出人意料地在开庭的前一夜自杀。随后是被告的二弟今天在法庭上作出了同样出人意料的供词，他在这以前一直深信他哥哥有罪，今天却忽然交出钱来，同样也宣称斯麦尔佳科夫是凶手！哦，我也跟法庭和检察官一样，深信伊凡-卡拉马佐夫有病，并且发着寒热，他的供词也许确乎是在昏迷中想出来的一个可怕的尝试，就是想搭救兄长，把罪名推到死人身上。但是斯麦尔佳科夫的名字到底说了出来，又似乎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使人迷惑不解的东西。诸位陪审员，他的话似乎没有说尽，还不算完。也许将来还会说出来的。不过关于这一层暂且放下，以后再说。法庭刚才决定继续审理，但眼下在大家还在等待结论的时候，我还要就公诉人那样细致而且极有才华地对去世的斯麦尔佳科夫的性格所作的描绘表示一点意见。我一方面固然对他的才华深表惊异，但另一方面对这种性格描写的实质却未敢完全同意。我到斯麦尔佳科夫那里去过，我见过他，和他谈过话，他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的身体很衰弱，这是事实，但在性格和心地方面，那他决不是非常脆弱的人，象公诉人所断定的那样。在他身上我尤其找不出胆怯来，找不出公诉人对我们那样突出描写的那种胆怯来。他根本没有坦率的心情。相反地，我发现了隐藏在天真里面的严重不信任和能够洞察许多事情的心思。哦，公诉人把他当作头脑痴呆的人未免太老实了。他给了我一个完全明确的印象：我离开他的时候深信这人是十分狠毒，异常虚荣，复仇心盛，妒忌心极重的。我收集了一些情况：他最恨自己的出身，对它感到羞愧，咬牙切齿地经常记得；‘他是臭丽萨维塔养出来的。’他对于他童年时代的恩人仆人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并不尊敬。他咒骂俄罗斯，嘲笑它。他幻想到法国去，成为法国人。他以前就时常说，他缺少钱来实现这件事。我觉得，他除了自己以外不爱任何人，自尊自大得出奇。他的文化表现在讲究的衣裳，清洁的胸衣和刷得锃亮的皮靴上。他自认为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私生子（这一点也确有事实根据），把自己的地位和他的主人的嫡子们相比而生出怨恨心，心想，他们应有尽有，而他一无所有，他们有一切的权利和遗产，而他只是一个厨子。他告诉我，是他自己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块儿把钱装进信封里的。这笔款子的用途自然是他所愤恨的，因为他如果有这些钱，就可以成家立业了。再加上他看见了这三千卢布全是花花绿绿的一百卢布新钞票（这一点我有意问过他）。唉，你们永远不要把一大笔款子一下子给一个有妒忌心的、自私的人看见，而他恰恰是第一次看见在一个人的手里有这许多钞票。眼见一大叠花花绿绿的钞票，会在他的头脑中引起不健康的想象力，尽管起初还没有立即引起什么后果。才气横溢的检察官对有可能指控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设想，特别精细地对大家列举了支持和反对的理由，而且特别质问：他假装发作羊癫疯究竟有什么必要？是的，但是要知道，他也可能完全不是装假，羊癫疯会完全自然而然地发作，但同时它也会完全自然而然地停止，病人是会醒过来的。也许还没有完全痊愈，但却总有醒过来的时候，这是羊癫疯常见的情形。公诉人问：斯麦尔佳科夫是在什么时候作的案？其实指出时间来是极容易的。他可能会从沉睡中醒过来（因为他只不过是睡熟罢了：在发作羊癫疯以后，总是会沉沉地熟睡的），正当老格里戈里在逃走的被告跳上围墙时抓住他的脚，声震四邻地拼命喊：‘杀父凶手！’的时候。在沉寂和黑暗中，这不寻常的喊声会把斯麦尔佳科夫惊醒，因为他在那时候也许已经睡得不很熟，也许在一小时以前已自然而然地开始醒了过来。他从床上起来，几乎会不自觉地、毫无用意地走到外面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他的脑子还病得迷迷糊糊，神智还不太清醒，但是他已经到了花园里，走到有亮光的窗户跟前。主人一看见他，自然很高兴，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的神智一下子立刻清醒了。他从惊慌的主人口中知道了一切的细节。渐渐地，在他那有病的，混乱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一个可怕然而诱人的，完全合乎逻辑的念头：杀人，把三千块钱取走，然后把一切推到小主人身上。既然一切证据俱全，小主人到那里去过，不指控他还指控谁呢？对于金钱、赃物的可怕的贪婪，连同可以不受惩罚的念头，可能使他激动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唉，这类突如其来的、不可抗拒的激情经常是在遇着机会时才突然发作出来的，对那种在一分钟以前还不曾想到动手杀人的凶手来说，情况就常常是这样！所以当时斯麦尔佳科夫很可能会走进主人的房间里，实行了他的计划。用什么凶器？就用他在花园里随手拾到的一块石头也行。但是为了什么？怀着什么动机？要知道三千卢布是成家立业的一笔好资本。哦，我并不是自相矛盾：钱也许是有的。甚至也许只有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放在主人屋里什么地方。‘但是装钱的封套呢？地板上撕碎的空信封呢？’刚才公诉人在讲到这信封的时候，曾表示了一个十分精明的看法，说生贼才会把信封留在地板上，这只能是卡拉马佐夫这样的人，而决不会是斯麦尔佳科夫，因为他是决不肯把这样的物证留下来的。诸位陪审员，我刚才听到这里的时候，忽然觉得这话十分耳熟。你们想得到么，就在两天以前，我从斯麦尔佳科夫本人口里也正好听见过这种想法，关于卡拉马佐夫会怎样处置这个信封的想法，这甚至使我十分吃惊：我当时确实觉得他是在那里伪装天真，预先把话说上前，预先把这种想法暗示给我，使我自己也产生同样的看法。他似乎在那里对我讽示。是不是他也把这想法讽示给侦查的官吏了？是不是他也给了多才多艺的检察官这样的暗示？有人会说：对格里戈里的老婆怎么解释呢？她不是曾听见病人在她身边呻吟了一夜么？是的，她是听见的。但这印象十分靠不住。我认识一位太太，不住诉苦说有一只小狗在院里吵了一夜，弄得她睡不着觉。但是后来知道，这可怜的小狗明明在整夜里只不过叫了两三声。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人睡在那里，忽然听见呻吟声，醒了过来，感到很恼恨，但是转眼间重又睡熟了。两小时以后又起了呻吟，又醒了，又睡着了；以后又过了两小时，又来了一次呻吟，一夜之间一共只有三次。到了早晨，睡觉的人起来诉苦说，有人整夜呻吟，不断地把他吵醒。不过他也必然会这样感觉的。在每两小时中间他睡熟的时间，醒来时就不记得了，只记得睡醒的几分钟，所以他以为吵醒了他一夜。公诉人会大叫道：但是为什么斯麦尔佳科夫不在临终遗书上直认出来呢？‘在一件事情上有良心，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又会没有良心？’但是要知道：良心就是忏悔，而自杀的人也许没有忏悔，只有绝望。忏悔和绝望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绝望常常会是恶毒的，不易驯顺的，自杀的人在动手自杀的那一瞬间会加倍仇恨他一辈子妒嫉的人。诸位陪审员，你们应该小心防止一次错判！我刚才对你们提出和描述的一切有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显得不真实？请你们找出我叙述中的错误，找出它的不可能和荒诞的地方来！但如果在我的设想里哪怕有一点可能的影子，哪怕有一点真实的影子，你们也应该慢下判决。何况这里面难道仅仅只有一点影子么？我用一切神圣的名义起誓，我完全相信我刚才对你们提出来的关于凶案的解释。而最使我，最使我感到不安和愤慨的始终是那样一个想法，就是公诉人大量归到被告头上的许多事实没有一件是多少有些确凿而无可辩驳的，而这不幸的人却要纯粹由于这些事实的总和而遭到身败名裂。是的，这总和确实非常可怕；这鲜血，这从手指上淌下来的血，染血的衬衫，为‘杀父凶手！’的狂喊声所打破的黑沉沉的夜，一面喊，一面被砸破了脑袋倒下来的老人，再加上许多片言只语，证词，手势，叫喊，——哎，这一切会多么有力地影响看法，博得轻信，但是你们，诸位陪审员，你们可以让别人博得自己的轻信么？你们要记得，你们具有限制和批准的无限权力。但是权力越大，运用它的后果就越是可怕！我一点也不放弃我刚才说过的话，但是管它哩，就算这样吧，就算我暂时可以同意公诉方面的意见，认定被告确曾杀死了他的父亲。这只是一个假设，我要重复一句，我一点也不疑惑他的无罪，但是就算这样，就假定我的被告确是犯了杀父的罪，可是即使如此，即使我也承认了这样的假设，还是请你们听一听我的话吧。我心上还横梗着一点东西，想要对你们说出来，因为我预感到你们的心里和脑子里也正发生着极大的斗争。诸位陪审员，我提到关于你们的心和脑子的话，请你们原谅。但是我愿意真诚坦率到底。让我们大家都保持真诚吧！”
说到这里，一阵十分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律师的话。他的最后的话确实说得十分诚恳，使大家感到也许他果真有什么话要说，他马上要说出来的话是极为重要的。但是首席法官听到掌声以后，大声威胁说，如果再重复“这类情况”就要下令把大家“驱逐”出去了。大家全静了下来，费丘科维奇开始用一种崭新的，感情洋溢，完全与刚才不同的声音，继续说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