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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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电话挂断,挂不断的泪一径流了下来,我咬牙往关口走去。
也不知是第十几次走出那关口了,但从来没有这样割心的疼,孩子倒是洒脱,电话那端是他们愉悦的童音,两人都答应要乖,要做好孩子,我也装做快乐地和他们说再见,从来不知道做一个母亲是可以一面流那样热烫的泪,一面仍可勉强拼出那样温甜的声音。
队伍是十一个人,没有组织,没有经费,只凭一声吆喝,就这样各人请了假,硬挤出十七天的时间上路,十一人分三组,我们这组是四个人,主要安排访问的路线是美国传播机构、教会领袖和中国留学生。那一晚,丈夫守着电话打,一下子就打了十几通越洋电话,钱?管他,访问的路线就这样定了,钱,该来的时候就会来的。
扣好安全带,我把幻灯片从上皮包里抽出来,有一张还是朋友刚才赶着送到机场来的。幻灯片全是临时赶的,做我们的朋友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自己专去拣些别人不做的事来做,扰得我们的朋友也跟着忙得人仰马翻,他们都是在学业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却每每为了帮我们的忙不吃不睡的——不能想,这些事一想起来就心酸眼热,五仙如翻岩涌浆,无法平复。
“我们要组织一个基督教友好访问团到美国去,”那天我嗫嗫嚅嚅地打电话给秀治“我想要送些礼物给那些美国教会领袖,我希望那种礼物可以一直保存着,天天看,就会想起台湾,这样看来,当然是送画最好——我想要你几幅绣画,我出不起钱,可是布和绣线那些成本我总该出”
“不要,不要,”她叫了起来“真的不要,我也不会做什么,能为国家做一件事也是应该的。”
秀治是一个质朴的人,从来不懂得宣传自己,也只有她那样纯的人才能有那么醇的作品,她从来舍不得卖画,每次卖,都是为了教会的慈善活动,她那样千针万线绣出来的啊她捐了三幅画,我棒着那样的画,觉得天地都为之庄严肃穆起来,同时捐出的还有王蓝跟许坤成。王蓝并且把他的画袋借给我,所有框好的画都放在那里面,我生平没有提过那么殷实沉重的东西。
配合幻灯片放的录音带是“解大哥”帮的忙,临行的前一夜,我们还磨在录音室里,一遍一遍的修正着,他一会儿钻到唱片库里去,一会儿又钻到控制室里来,声音也是琢磨了又琢磨,总想做得最好,走出录音室已经是次日凌晨了,他送我回去,北安路上夜静静地平展着,我们走到路口,他叫了车给我,跟我辩说:“张姐姐,对你们夫妇,我真的可以说:‘我很爱你们。’”
我跳上车,一句话也没说——不知该说什么,上天为鉴,所有的朋友都对我太好,我永远不能偿还,多甜美的欠负!不是“常恨此身非吾有”而是“常喜此身非吾有”全是朋友们的恩情缀成的。
我把录音机打开,开到最小声,一面摹拟着要怎样配合幻灯画面——在二万多尺的高空,时空?没有时间去管时差了,我一下飞机就得去工作,我也许会累,累就累,我得去放映,去谈,去辩论,去指责,去跟人聊通宵,在冰天雪地里把自己走成一介苦行僧侣,连孩子都横下心交给爷爷奶奶。这十七天我们如果不拼命就对不起自己。
跟孩子一起交给人的是学生,一开学就请假,让我觉得歉疚,但黄答应来代课使我喜出望外,他要跟学生讲中国诗的欣赏,每次跟他通电话,都使我迷惑,似乎仍是大一那年,似乎仍同坐在中文系的第一教室里上课,似乎凭栏望去仍是涨绿的双溪,以及有若长虹的桥柱的青山。但二十年过去了,他已是文学院院长,他答应来演讲,我自豪,因为有一位才华过人,以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从“大一学生”变成了“学者”的朋友,但我更自豪的是这个我所身处的社会,这个社会允许一个肯上进的穷苦大一学生,在十几年间成为文学院院长。
丈夫的大箱子里带的是一百七十张展览用的图片,照的是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那些苍凉的画面时而是一片西北的屋脊,时而是一片江南的烟波。为了省钱,那些照片全是他杂志社里的同仁自己冲洗的,没有暗房,他们就把洗手间围上黑布装成暗房,每次要冲洗照片的时候就前前后后的宣告:“谁要上一号?谁要上一号,要去的快去,关上了门就一个钟头不准进来!”
他们没日没夜的洗,那一百七十张大挂图就是这样洗出来的。感谢上帝没有赐我们亿万家产,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可以购买每一份劳力,但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朋友,我们是真正富有的人。
除了图片,我们还印六万张贴纸,大型的可以贴在车子的后杠上,小的像五元镍市,可以随便贴,上面印着中国的“主佑中华”要多少钱?不知道,我不管钱的事,许多年来我也一直没管过,上帝不会不帮助一个自助的人,我该管的是我有没有倾我所能的奉献,我该急于知道自己是不是纯洁无暇,无愧于日日承受的天恩人惠。
“你刚才在哭,”丈夫说“x姐妹赶到机场来,塞了这张支票给我。”
我忽然又想哭,太多了,这些爱,我无法承载,其实,陆陆续续一直就有人奉献,从几百的到上万的,令人哽咽的爱。
我想起旧约中的一个美丽的故事,说到大卫王在战场上,忽一日渴想喝故乡伯利恒古井里的水。有三个勇士知道了,便冲过封锁线,去为国王打来清凉的井水。大卫接了那水,为之战栗动容,不敢入口,当时他把那水浇在地上,告祭天神,说:
“这是他们的血,我断不能喝!”
那些帮助我们一路成行的人,岂是把东西给我们?他们把钱交给我们,把爱和祝福交给我们,其实是基于他们对上帝的爱,对国家民族的爱,那一切太美好,是我们必须以之告祭天下的。
到旧金山,杏花索索地开了,日子开始周而复始地每天在不同的飞机上俯看不同的云,在不同的机场拿自己的行囊,下午在不同的会堂里贴展览图片,晚上在聚会中向不同的脸孔说话,散会后向不同的激昂的声音谈剖心沥肝的话题,夜深时,把自己交给不同客栈中不同的床。
相同的是一路行去,尽是祝福。
犹记得,站在旧金山机场等候去华盛顿的班机,那里刚下过五十七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们是雪封机场后的第一批旅客。
不知为什么,子夜一时到华盛顿,看见满地的雪,我硬是可以封闭自己的感动,这雪景是异国的雪景,这白是异乡的白。要我流泪,可以,那得等到在塞北或关中,等我在故国的老瓦檐下摘一只冰坠,等我在压弯的水芦苇上掬一掌雪白,异国的雪景,充其量只是立体的圣诞卡,是一片遥远的不相干的风光,不是让人落泪的什么。
犹记得,离开华府的那一夜,秉怡抱着我,说:
“带着我们的爱去。”
一听,就让我想起二十年前在一个唱诗班里的时光,她仍是最好的女低音。
犹记得,在纽约,寿南和朋友到旅社中来,我们谈到深夜一点,在波士顿,在辛辛那堤,在普渡,在耶鲁,那样一路扬帜地走去,把冰辙走成暖流。
犹记得,在奥克拉荷马,那女孩接了我们,立刻驱车回家去烤干糕,做晚上的点心,在达拉斯,那男孩清晨六点送了二包汤圆来(他想必是五点就出发了),然后转身就跑了,我实在想不通他是怎么搞到那两包汤圆的。
我不会忘记那些把两颊交给朔风去割裂,用一双肉肩去挑起十几州的风雪雨雹的日子,但我不冷,我仍能一城一城地去告诉人,告诉人上帝的正义,永恒的真理
一路行去,穿一袭别人送的羊毛衣,着一只别人赠的旧鞋,三月已渐破二月而来,一襟旧衣足堪挡风,两眼酸涩犹可忍泪,所谓天涯之遥,也无非是把一只脚不断地去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而已。时而在电视机前,时而在麦克风前,在善意的或不善意的桌前,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中,在万千只手合掌祈祷的祝福声中,我们一路行去。
在古老的岁月里,一个婴儿出世,母亲每喜欢到各家去收集碎布做成百衲衣,让孩子穿着,代表着来自百家的祝福。
而当我一路行去,我感到自己赤裸一如初生的婴儿,但在众人的祝福中,我们成行,我们穿着百衲成服的美丽衣衫,那一缝一摺间全是爱,全是满溢的关怀。
穿着百衲吉服,我们一路行去。
后记:与我和丈夫同行的另有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阮大年,校园团契的负责人饶孝楫。
把电话挂断,挂不断的泪一径流了下来,我咬牙往关口走去。
也不知是第十几次走出那关口了,但从来没有这样割心的疼,孩子倒是洒脱,电话那端是他们愉悦的童音,两人都答应要乖,要做好孩子,我也装做快乐地和他们说再见,从来不知道做一个母亲是可以一面流那样热烫的泪,一面仍可勉强拼出那样温甜的声音。
队伍是十一个人,没有组织,没有经费,只凭一声吆喝,就这样各人请了假,硬挤出十七天的时间上路,十一人分三组,我们这组是四个人,主要安排访问的路线是美国传播机构、教会领袖和中国留学生。那一晚,丈夫守着电话打,一下子就打了十几通越洋电话,钱?管他,访问的路线就这样定了,钱,该来的时候就会来的。
扣好安全带,我把幻灯片从上皮包里抽出来,有一张还是朋友刚才赶着送到机场来的。幻灯片全是临时赶的,做我们的朋友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自己专去拣些别人不做的事来做,扰得我们的朋友也跟着忙得人仰马翻,他们都是在学业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却每每为了帮我们的忙不吃不睡的——不能想,这些事一想起来就心酸眼热,五仙如翻岩涌浆,无法平复。
“我们要组织一个基督教友好访问团到美国去,”那天我嗫嗫嚅嚅地打电话给秀治“我想要送些礼物给那些美国教会领袖,我希望那种礼物可以一直保存着,天天看,就会想起台湾,这样看来,当然是送画最好——我想要你几幅绣画,我出不起钱,可是布和绣线那些成本我总该出”
“不要,不要,”她叫了起来“真的不要,我也不会做什么,能为国家做一件事也是应该的。”
秀治是一个质朴的人,从来不懂得宣传自己,也只有她那样纯的人才能有那么醇的作品,她从来舍不得卖画,每次卖,都是为了教会的慈善活动,她那样千针万线绣出来的啊她捐了三幅画,我棒着那样的画,觉得天地都为之庄严肃穆起来,同时捐出的还有王蓝跟许坤成。王蓝并且把他的画袋借给我,所有框好的画都放在那里面,我生平没有提过那么殷实沉重的东西。
配合幻灯片放的录音带是“解大哥”帮的忙,临行的前一夜,我们还磨在录音室里,一遍一遍的修正着,他一会儿钻到唱片库里去,一会儿又钻到控制室里来,声音也是琢磨了又琢磨,总想做得最好,走出录音室已经是次日凌晨了,他送我回去,北安路上夜静静地平展着,我们走到路口,他叫了车给我,跟我辩说:“张姐姐,对你们夫妇,我真的可以说:‘我很爱你们。’”
我跳上车,一句话也没说——不知该说什么,上天为鉴,所有的朋友都对我太好,我永远不能偿还,多甜美的欠负!不是“常恨此身非吾有”而是“常喜此身非吾有”全是朋友们的恩情缀成的。
我把录音机打开,开到最小声,一面摹拟着要怎样配合幻灯画面——在二万多尺的高空,时空?没有时间去管时差了,我一下飞机就得去工作,我也许会累,累就累,我得去放映,去谈,去辩论,去指责,去跟人聊通宵,在冰天雪地里把自己走成一介苦行僧侣,连孩子都横下心交给爷爷奶奶。这十七天我们如果不拼命就对不起自己。
跟孩子一起交给人的是学生,一开学就请假,让我觉得歉疚,但黄答应来代课使我喜出望外,他要跟学生讲中国诗的欣赏,每次跟他通电话,都使我迷惑,似乎仍是大一那年,似乎仍同坐在中文系的第一教室里上课,似乎凭栏望去仍是涨绿的双溪,以及有若长虹的桥柱的青山。但二十年过去了,他已是文学院院长,他答应来演讲,我自豪,因为有一位才华过人,以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从“大一学生”变成了“学者”的朋友,但我更自豪的是这个我所身处的社会,这个社会允许一个肯上进的穷苦大一学生,在十几年间成为文学院院长。
丈夫的大箱子里带的是一百七十张展览用的图片,照的是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那些苍凉的画面时而是一片西北的屋脊,时而是一片江南的烟波。为了省钱,那些照片全是他杂志社里的同仁自己冲洗的,没有暗房,他们就把洗手间围上黑布装成暗房,每次要冲洗照片的时候就前前后后的宣告:“谁要上一号?谁要上一号,要去的快去,关上了门就一个钟头不准进来!”
他们没日没夜的洗,那一百七十张大挂图就是这样洗出来的。感谢上帝没有赐我们亿万家产,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可以购买每一份劳力,但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朋友,我们是真正富有的人。
除了图片,我们还印六万张贴纸,大型的可以贴在车子的后杠上,小的像五元镍市,可以随便贴,上面印着中国的“主佑中华”要多少钱?不知道,我不管钱的事,许多年来我也一直没管过,上帝不会不帮助一个自助的人,我该管的是我有没有倾我所能的奉献,我该急于知道自己是不是纯洁无暇,无愧于日日承受的天恩人惠。
“你刚才在哭,”丈夫说“x姐妹赶到机场来,塞了这张支票给我。”
我忽然又想哭,太多了,这些爱,我无法承载,其实,陆陆续续一直就有人奉献,从几百的到上万的,令人哽咽的爱。
我想起旧约中的一个美丽的故事,说到大卫王在战场上,忽一日渴想喝故乡伯利恒古井里的水。有三个勇士知道了,便冲过封锁线,去为国王打来清凉的井水。大卫接了那水,为之战栗动容,不敢入口,当时他把那水浇在地上,告祭天神,说:
“这是他们的血,我断不能喝!”
那些帮助我们一路成行的人,岂是把东西给我们?他们把钱交给我们,把爱和祝福交给我们,其实是基于他们对上帝的爱,对国家民族的爱,那一切太美好,是我们必须以之告祭天下的。
到旧金山,杏花索索地开了,日子开始周而复始地每天在不同的飞机上俯看不同的云,在不同的机场拿自己的行囊,下午在不同的会堂里贴展览图片,晚上在聚会中向不同的脸孔说话,散会后向不同的激昂的声音谈剖心沥肝的话题,夜深时,把自己交给不同客栈中不同的床。
相同的是一路行去,尽是祝福。
犹记得,站在旧金山机场等候去华盛顿的班机,那里刚下过五十七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们是雪封机场后的第一批旅客。
不知为什么,子夜一时到华盛顿,看见满地的雪,我硬是可以封闭自己的感动,这雪景是异国的雪景,这白是异乡的白。要我流泪,可以,那得等到在塞北或关中,等我在故国的老瓦檐下摘一只冰坠,等我在压弯的水芦苇上掬一掌雪白,异国的雪景,充其量只是立体的圣诞卡,是一片遥远的不相干的风光,不是让人落泪的什么。
犹记得,离开华府的那一夜,秉怡抱着我,说:
“带着我们的爱去。”
一听,就让我想起二十年前在一个唱诗班里的时光,她仍是最好的女低音。
犹记得,在纽约,寿南和朋友到旅社中来,我们谈到深夜一点,在波士顿,在辛辛那堤,在普渡,在耶鲁,那样一路扬帜地走去,把冰辙走成暖流。
犹记得,在奥克拉荷马,那女孩接了我们,立刻驱车回家去烤干糕,做晚上的点心,在达拉斯,那男孩清晨六点送了二包汤圆来(他想必是五点就出发了),然后转身就跑了,我实在想不通他是怎么搞到那两包汤圆的。
我不会忘记那些把两颊交给朔风去割裂,用一双肉肩去挑起十几州的风雪雨雹的日子,但我不冷,我仍能一城一城地去告诉人,告诉人上帝的正义,永恒的真理
一路行去,穿一袭别人送的羊毛衣,着一只别人赠的旧鞋,三月已渐破二月而来,一襟旧衣足堪挡风,两眼酸涩犹可忍泪,所谓天涯之遥,也无非是把一只脚不断地去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而已。时而在电视机前,时而在麦克风前,在善意的或不善意的桌前,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中,在万千只手合掌祈祷的祝福声中,我们一路行去。
在古老的岁月里,一个婴儿出世,母亲每喜欢到各家去收集碎布做成百衲衣,让孩子穿着,代表着来自百家的祝福。
而当我一路行去,我感到自己赤裸一如初生的婴儿,但在众人的祝福中,我们成行,我们穿着百衲成服的美丽衣衫,那一缝一摺间全是爱,全是满溢的关怀。
穿着百衲吉服,我们一路行去。
后记:与我和丈夫同行的另有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阮大年,校园团契的负责人饶孝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