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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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不是伟大的时代。
我等小民,固然希望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但能生活在一个平凡的时代,平平安安,寿终正寝,也知足了,至于这时代是否伟大,倒不是特别在乎。所以有没有大师,也不是特别在乎。
但有关方面可能就不同了,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可能不伟大呢,证据之一就是有了大师。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大师。但是到底是因为有了大师,所以这个时代就伟大了,还是因为这个时代伟大了,就必然会有大师,其实不容易搞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关于鸡和蛋的关系问题。
如果我们已经假定这个时代是伟大的,那么要论证它也不难。您看我们的经济实力吧,据说gdp已经超过了日本鬼子,名列这个星球的老二,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要超过美国佬也是指日可待。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一,还当了美国佬的最大债主。想想当年黄世仁对杨白劳吧,那可是要多威风有多威风。
当然光有银子还不够,钱包鼓起来了,却没有文化,顶多就是爆发户一个,而爆发户是被别人看不起的。我们不是出了好多空壳书吗,就是专门为爆发户准备的。
这个时候就轮到大师出场了。这就叫做需求决定供给。
大师应该是某个领域甚至某些领域有杰出成就的人物,而于杰出成就,大众是很难理解的,比如梵文之类,能认识几个字母那是相当不错了,要当裁判无异于异想天开。所以关于大师的认证完全是小范围的事,基本上属于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但是似乎也可以抛开专业问题,从大师应有的境界来鉴别一下大师。我的意思,大师的境界就是大师不同意自己是大师。不过如此一来,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申请了大师称号的人,都不是大师了。于是又出来一个鸡和蛋的问题。
如果认定一个时代没有大师就是这个时代的悲哀,那么反过来,大师就难免成为装点盛世的花瓶。但是真正的大师,是不屑于做花瓶的;把大师当作花瓶的时代,也出不了真正的大师。
其实有没有大师并不重要,我们甚至就不需要大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花瓶。
当然这个花瓶还是要有一些成色才行。比如产地至少应该是著名的瓷都景德镇吧,光是出自瓷都景德镇的某座大窑估计也不行,还应该是某位工艺美术大师的得意之作吧。
上海的余大师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应该说余大师还是下过几只“好蛋”的,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就是“好蛋”我想余大师之所以下这几只蛋,是因为它们成熟了不得不下。下了“好蛋”拿去换钱,公平交易,理所当然。但是要下“好蛋”好辛苦,文化苦旅还真当得起一个“苦”字。
国人一向不能善始善终,路边开小食店的,生意好了,就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余大师既然是国人之一,当然不能例外,到了他的千年一叹,就成了“扯蛋”了。
您看本人吃了两只“好蛋”只道是同一只鸡下的应该差不多吧,哪知道一不留神就上当了。不过上一次当不要紧,上两次当也不打甚么鸟紧,关键的关键是同样的当不能上第二次。
有人揭发余大师其实在以前就下过“扯蛋”甚至“坏蛋”那个“以前”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余大师现在的身份地位,显然没有必要赤膊上阵自证清白,自有喽罗合伙人等出面料理。我所知道的看似自圆其说的版本是那些蛋是一窝鸡打伙下的,到底哪些是余大师下的就搞不清楚了。如果说一只都没有下似乎也不妥当,如此一来,余大师岂不成了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按说只要蛋还在,以目前的技术手段,要搞清楚哪只是余大师下的还真不难,关键是余大师和有关方面有没有直面历史的勇气,不过想到开胸验肺的惨剧,我们还真不能太乐观了!
“好蛋”下完了“扯蛋”也下完了;“好蛋”换成了人民币“扯蛋”也换成了人民币。虽然丰衣足食了,人心不足也很正常。如今这时代,也不太敢下“坏蛋”;下了“坏蛋”也不好找人买单。好在老母鸡还在,出租也好,出售也行。
于是余大师出没于各种场合,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提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美其名曰素质考评。我还真替余大师惋惜了一阵子,总以为是明珠暗投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我是不至于写这些文字的。
汶川大地震发生了,一阵天崩地裂之后,幸存的人们发现除了天灾还有人祸。而人祸危害最烈的竟然是祖国的花朵,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愤怒的父母要求有关方面给一个说法,却破坏了余大师眼里的动人气氛。
余大师含泪了。只是余大师含泪的目的,是把这些祖国花朵的冤魂换成银子,或早或晚装进自己的腰包。
你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你也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但你不能出卖我们的苦难,不能出卖别人的冤魂。
在这一刻,余大师打通了任、督二脉,真正成就了他的大师之名。
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不是伟大的时代。
我等小民,固然希望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但能生活在一个平凡的时代,平平安安,寿终正寝,也知足了,至于这时代是否伟大,倒不是特别在乎。所以有没有大师,也不是特别在乎。
但有关方面可能就不同了,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可能不伟大呢,证据之一就是有了大师。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大师。但是到底是因为有了大师,所以这个时代就伟大了,还是因为这个时代伟大了,就必然会有大师,其实不容易搞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关于鸡和蛋的关系问题。
如果我们已经假定这个时代是伟大的,那么要论证它也不难。您看我们的经济实力吧,据说gdp已经超过了日本鬼子,名列这个星球的老二,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要超过美国佬也是指日可待。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一,还当了美国佬的最大债主。想想当年黄世仁对杨白劳吧,那可是要多威风有多威风。
当然光有银子还不够,钱包鼓起来了,却没有文化,顶多就是爆发户一个,而爆发户是被别人看不起的。我们不是出了好多空壳书吗,就是专门为爆发户准备的。
这个时候就轮到大师出场了。这就叫做需求决定供给。
大师应该是某个领域甚至某些领域有杰出成就的人物,而于杰出成就,大众是很难理解的,比如梵文之类,能认识几个字母那是相当不错了,要当裁判无异于异想天开。所以关于大师的认证完全是小范围的事,基本上属于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但是似乎也可以抛开专业问题,从大师应有的境界来鉴别一下大师。我的意思,大师的境界就是大师不同意自己是大师。不过如此一来,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申请了大师称号的人,都不是大师了。于是又出来一个鸡和蛋的问题。
如果认定一个时代没有大师就是这个时代的悲哀,那么反过来,大师就难免成为装点盛世的花瓶。但是真正的大师,是不屑于做花瓶的;把大师当作花瓶的时代,也出不了真正的大师。
其实有没有大师并不重要,我们甚至就不需要大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花瓶。
当然这个花瓶还是要有一些成色才行。比如产地至少应该是著名的瓷都景德镇吧,光是出自瓷都景德镇的某座大窑估计也不行,还应该是某位工艺美术大师的得意之作吧。
上海的余大师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应该说余大师还是下过几只“好蛋”的,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就是“好蛋”我想余大师之所以下这几只蛋,是因为它们成熟了不得不下。下了“好蛋”拿去换钱,公平交易,理所当然。但是要下“好蛋”好辛苦,文化苦旅还真当得起一个“苦”字。
国人一向不能善始善终,路边开小食店的,生意好了,就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余大师既然是国人之一,当然不能例外,到了他的千年一叹,就成了“扯蛋”了。
您看本人吃了两只“好蛋”只道是同一只鸡下的应该差不多吧,哪知道一不留神就上当了。不过上一次当不要紧,上两次当也不打甚么鸟紧,关键的关键是同样的当不能上第二次。
有人揭发余大师其实在以前就下过“扯蛋”甚至“坏蛋”那个“以前”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余大师现在的身份地位,显然没有必要赤膊上阵自证清白,自有喽罗合伙人等出面料理。我所知道的看似自圆其说的版本是那些蛋是一窝鸡打伙下的,到底哪些是余大师下的就搞不清楚了。如果说一只都没有下似乎也不妥当,如此一来,余大师岂不成了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按说只要蛋还在,以目前的技术手段,要搞清楚哪只是余大师下的还真不难,关键是余大师和有关方面有没有直面历史的勇气,不过想到开胸验肺的惨剧,我们还真不能太乐观了!
“好蛋”下完了“扯蛋”也下完了;“好蛋”换成了人民币“扯蛋”也换成了人民币。虽然丰衣足食了,人心不足也很正常。如今这时代,也不太敢下“坏蛋”;下了“坏蛋”也不好找人买单。好在老母鸡还在,出租也好,出售也行。
于是余大师出没于各种场合,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提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美其名曰素质考评。我还真替余大师惋惜了一阵子,总以为是明珠暗投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我是不至于写这些文字的。
汶川大地震发生了,一阵天崩地裂之后,幸存的人们发现除了天灾还有人祸。而人祸危害最烈的竟然是祖国的花朵,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愤怒的父母要求有关方面给一个说法,却破坏了余大师眼里的动人气氛。
余大师含泪了。只是余大师含泪的目的,是把这些祖国花朵的冤魂换成银子,或早或晚装进自己的腰包。
你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你也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但你不能出卖我们的苦难,不能出卖别人的冤魂。
在这一刻,余大师打通了任、督二脉,真正成就了他的大师之名。